水陆法会。这是佛教活动中社会影响最大，场面最为壮观的一种，其全称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其目的是通过诵经设斋，礼佛拜忏，使社会上现生者增福添寿，亡故者往生净土。这种为求国泰民安的宗教活动，当然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推广和人民的响应。所以，中国第一届水陆法会是由南朝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年）在镇江金山寺举行的。唐代时，水陆法会与密教冥道无遮大斋结合，程式更完善。宋代是水陆法会真正盛行的时代。水陆法会的内容可概括为诵经设斋、礼佛拜忏和追荐亡灵。所设的供品以饮食为主。
焰口施食。全称为“瑜伽焰口施食仪”，原是密教的一种行仪。焰口是佛经里讲的饿鬼的名字，唐人又把它译为“面然”，其形枯瘦，咽喉细得像针一样，口吐火焰。焰口施食，就是对饿鬼施以食物，据说不仅度饿鬼解除痛苦，也可以使阳间之人免堕入饿鬼道。唐朝末年，施食仪轨失传。宋代各宗派都想恢复，但形式各有不同。至今，北方与南方，以及港台等地寺庙放焰口做法仍有所差异，念经的声韵、声调也各有不同。但常州天宁寺“瑜伽焰口”为佛门大多人所认同。焰口施食的时间现在也多数放在重大法会圆满之日，或放在丧事期间举行。
盂兰盆会。本来也是一种施食的佛事行仪，但转入汉地后，被发展成为佛教最大的节日之一。
（2）佛教的主要节日
汉地佛教的主要节日有佛诞节、成道节、涅槃节、解夏日、盂兰盆节等。
佛诞节。又称浴佛节、泼水节、花节，是释迦牟尼的生日。汉地佛教说是在夏历四月初八，佛经也认为是四月初八。这一天要举行浴佛法会，用香汤洗沐太子像（释迦牟尼诞生像）。而这一天也是民间庙会最热闹的一天。
成道节。是纪念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汉地佛教认为是在夏历十二月初八，故又称“腊八节”。这天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称作“腊八粥”。而在民间，腊八粥作为礼佛供品的意义被渐渐淡忘，而成为只供家人和小孩吃的一种有趣味又有营养的节令食品。
涅槃节。是纪念释迦牟尼涅槃的日子。汉地佛教认为是在夏历二月十五日，佛经则认为是在四月初八。
解夏日。这一天对寺院众僧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结夏安居制度起源于印度，原指游方僧侣在雨季到来之际安居寺院，专门以闭门修行为业，直到雨季结束。结夏期在汉地是从四月或五月十五开始，到七月十五结束，称为“解夏”。解夏日这一天，佛寺中要举行集会作检举、忏悔，僧众们互相揭发各种违反佛法的轻重过失，自己也要进行反思和忏悔，因此，这一天又称为“僧自恣日”。作为已受戒者，每自恣一次，就算又过去了一年，僧龄也增长一岁，所以又叫“僧受岁日”。同时，以这一天为标志，僧人又可以开始新一年的云游了。
盂兰盆节。是汉地佛教最大的节日之一。盂兰，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意为“倒悬”。盆是汉语，合起来的意思是用盆之类的器皿盛食供佛奉僧以救“倒悬”之苦。此节日渊源于《盂兰盆经》的《目犍连救母》故事。由于其有孝敬双亲的思想，立即为汉地文化所接受。南朝梁武帝曾在同泰寺大设斋宴，以供四方众僧，开盂兰盆会先河，从此成为汉地风俗。宋代以后，供佛奉僧的本意进一步淡化，而且由孝亲发展成祭鬼，即一亡度鬼。同时，随着宗教色彩的褪色，民俗化的色彩逐渐浓厚，出现了放河灯、焚法船、演剧目等活动，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化了的热热闹闹的民间节日，在很多地方还是人们趋之若鹜的旅游景观，时间是每年夏历的七月十五日。
二、道教旅游文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最大宗教，其内涵及文化元素，无论在民间传统文化还是在旅游文化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其星罗棋布于神州大地的历史遗存，是旅游者经常谋面的重要景观。
1.道教基本信仰与教义特征
（1）基本线索
道教的起源，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由于其思想“杂而多端”，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的终极思想根源。开初，有借托老子为道教创始人的说法，在佛教传入后，受到佛教关于佛国净土说教的影响，道教徒也自编了一套家谱和天宫神仙世界来与之抗衡，于是有了“元始天尊”是道教教主的说法。而元始天尊是在天地未分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了，这就从时间上盖过了佛教的创始人。
其实，道教的形成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思想来源既有古代原始宗教的巫术，又有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既有先秦黄老学说，又有秦汉流行的谶纬神学。当然，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黄老学说。
黄老学说起源于稷下道家学者，他们尊奉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教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道家是很出风头的。到汉朝立国，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为皇帝所推崇，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一时治黄老之学者蜂起。其中许多神仙方士（当时的知识阶层）就用神仙长生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黄老思想中诸多神秘主义因素，这些人逐渐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并向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同时将黄老思想神秘化，崇拜神化后的黄帝和老子，而形成了道。到东汉时则与方仙道合流，是为早期道教的前身。学术界一般以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的出现为标志，视道教形成于东汉。有学者认为，道教产生于下层民间（见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序言），这值得商榷。应该说，道教先是形成于社会上层，但很快为社会下层所接受。因为，无论从道教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道家的哲学思想的利用、对道教神学理论的核心谶纬学的理解，还是从道教的实践方式———炼丹、修习，都不是下层民众的知识与财力所能胜任的。而道教迅速普及于下层社会，并演变成大规模的宗教行为，则是历史赋予的机会。
两汉之际，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王莽改制，乱上添乱，不但没有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上层豪强与下层中小地主发生火并。中小地主不但没有实现与大豪强平分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的目的，反而被排挤出利益集团之外。他们或经济上破落，或政治上失意，有的甚至沦落到社会下层。而这些人大多有文化，接受过道教思想，或者本身就是道教理论的创造者。在农民忍无可忍而爆发的冲突中，他们很自然地充当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在酝酿组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亮出了自己的理论旗帜———道教，作为凝聚斗争力的核心。可见，道教是东汉时期社会动荡的产物。最早有组织活动的是著名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它们被学术界视为原始道教。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正一道。其创始人为东汉顺帝时的张陵，又名张道陵（34～156年），他活了122岁，原籍是江苏丰县，曾入太学。到四川鹤鸣山学道后，自称“天师”，假托太上老君的口授，造作“道书”，著《老子想尔注》，开始传授徒弟。其宣扬的宗教信仰可能与五方星斗崇拜有关。但下层民众对其玄奥的说教不易记忆，将“斗姆”讹为“斗米”，加上“从授道者，出五斗米”，或该道为人治病，痊愈后病家要出五斗米的传说，故称为“五斗米道”，或“五斗米教”。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相继传承，在川北、汉中形成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有说张衡或张修在汉献帝中平元年（184年）率五斗米教起义，与黄巾军相呼应。张鲁后投降了曹操。
太平道。因崇奉《太平经》而得名。按《后汉书》记载，道士宫崇曾向朝廷进献他老师于吉（一作干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这本书体系混乱，被官方视为“妖妄不径”的书。倒是张角利用这部书组织太平道，同时通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徒众数十万，遍布全国各地。在阶级矛盾激变，民情汹汹的情势下，终于竖立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起义虽然被曹操镇压下去了，太平道也衰落了，但道教的影响仍在社会中惯性发展。
五斗米教和太平道都是原始道教中的“符箓派”，它主要靠祈禳、禁咒、画符、治病来吸引下层人民，并与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要求结合起来，所以它的宗教理论是很粗糙的，宗教活动也是比较简单的。与此同时，道教还有另一个“丹鼎派”，它主要存在于社会上层，以内修炼丹为主要活动。东汉桓帝时的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作。当符箓派的太平道卷入农民起义而遭到镇压后，统治者也注意到对原始道教的利用和改造。这个过程大约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完成。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其理论的体系化和符箓派向社会上层复归的改造。统治者最为关心的是整顿和改造曾为下层民众所热衷的符箓派。魏世祖授命嵩山道士寇谦之担当这一重任。寇谦之则假托授命于太上老君，提出“清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就是将还流行于民间的张陵、张衡、张鲁的符箓派视为“伪法”，认为正统的符箓之法应该是存在于上层阶级中的那套，道教必须回复到正统的位置上来。在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下，寇谦之对道教进行了形式和内容上的改革。废除了被下层民众发展的新教义，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礼”“、度”作为主要内容，以礼拜、炼丹作为主要形式，把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某些鼓动造反的教义完全排除，使道教与封建礼教紧密结合，达到了为封建统治政权“佐国扶民”的要求。寇谦之也被封为国师，道教首次居于国教地位。继寇谦之后，南朝则有陆修静、陶弘景相继对南方五斗米教派进行改造。他们根据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以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为范本，吸收佛教的仪式和儒教的思想规范，从形式到内容进一步充实道教，反对出世，提倡积极入世和现实享受，并编制了一套新的道教斋戒仪式，形成了一个新的道教派别———茅山上清派。隋唐时期，道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首先得益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世民。作为一个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君权神授，并能被汉人认同，他选择了尊李姓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他把自己打扮成老子的后裔，那么道教也名正言顺成了其家教，必须为其政治服务。道教因攀得天子大树而炙手可热。由于李世民采取宗教平衡政策及三教合流的趋势，而道教内部也因利益关系，产生出诸多小派，其中茅山派取代天师道成为道教正宗，修炼方式也由修炼外丹向修炼内丹转化。
两宋时期，是道教发展与分裂整合的时期。其中北宋时期是道教教理承继唐代发展之势向纵深和细密方向发展的时期。因为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与儒、佛之间的大辩论后，道教深感自己理论的薄弱，于是在唐宋国家大一统时期，统治者都奉行宗教政策的有利氛围下，加强教理的研究。除了进一步吸收儒、佛各家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外，道教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也不断互相交融，出现了一大批道教理论家，如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南宋偏安江南，先后与金、元南北对峙，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兴起。在南方，有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道、阁皂山灵宝道等三大符箓派最受朝廷青睐。其他还有从此三山符箓派衍生出来的，如神霄派、清徽派、混元派、东华派、净明派。而紫阳派则属于丹鼎派。在北方，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王喆）云游到山东创立了全真道。金朝初年还有沧州人刘德仁创立了大道教，卫州人萧抱珍创立了太一教，形成北方三大教派。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道教各教派大多认为三教同源，主张三教合一。
元代，中国再次统一，这时北方道教三大教派只剩下全真道，并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壮大，成为出入公门、煊赫一时的官方宗教。南方除了紫阳派融入到全真道中，天师道为了能与北方新兴的全真道抗衡，便采取与上清、灵宝、净明等派合流，并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天师道第三十八代传人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教主，统领符箓各派。此后，道教正式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教派，分别代表丹鼎派和符箓派两大道教学说，一个讲清净寡欲，保养精神，一个讲斋醮祈禳。
明清时期，两大教派继续流传，但因政治变更，王朝替换，两大教派的地位发生了更变。明太祖推翻元朝，但他非常有心计地继续选择了喇嘛教为国教，对道教不再重视全真道。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正一教派乘机取得了统一诸路道教的首领地位，并在道教迷皇帝明世宗的宠幸下，积极参与朝政，深入宫廷，道教由明初受冷落又变为红极一时。但这时的兴旺已经不是因为宗教本身的发展，而仅仅是靠某个皇帝的个人喜好。明世宗一死，道教失去靠山，又走上一程下坡路。到清朝，官方仍是推崇喇嘛教，但道教仍以“设坛礼斗”符箓咒水俘获了雍正皇帝的心，使道教在上层舞台上出现了一点回光返照的景象。但好景不长，雍正皇帝一死，道教又逐渐退出上层舞台。
事实上，道教自元朝中期就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原因在两个方面。
一是佛教咄咄逼人，而道教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和发展。1258年，道教与佛教在元大都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道教出场的是以张志敬为首的队伍，佛教出场的是以少林寺长老福裕为首的队伍。双方经过激烈的辩论，结果以道教的败北而结束。1281年，佛教发起挑衅，道教各派联合迎击，派出了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道首领祁志诚、大道教首领李德和的强势阵容，到长春宫与佛教徒展开了一场恶辩，结果还是大败而归。两次较量的失败，使道教势头大挫，一度道士被勒令落发为僧，经书被一焚再焚。
二是道教自身的蜕变，这是最关键的。元朝前期，道教曾达到其鼎盛时期，宗派首领行走于宫廷之中，上层道士居于金碧辉煌的宫观，威势不亚于王侯。如正一教的吴全节七十大寿，皇帝为之大摆宴席，朝廷百官一起去庆贺。受此隆遇的道教，再也无心去创新，清心寡欲也守不住了，一心只想用点雕虫小技来笼住皇上，从而加快了自身的世俗化。在上层社会，尤其是在士大夫心目中，道教既失去了清高雅洁的印象，又失去了它自己的特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讲高雅、讲潇洒、讲玄理，道教讲不过禅宗，禅宗窃取了老、庄的精华，把道教弄得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不得不反过来去禅宗那里乞讨；讲伦理、讲善恶、讲忠君孝父，道教讲不过理学；讲巫仪幻术，西番来的和尚似乎比道士还来得地道，就连房中术也被佛教学了去，玩起来比道教那一套还放纵（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道教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不惜借方术巫仪之力来强撑局面。到明代嘉靖年间，碰巧遇上了个迷信的昏君和献媚的奸臣严嵩，道教投其所好，进一步滑向粗鄙浅薄。在士大夫心目中，道教已经成了“下三滥”的货色，在上层失势也是必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