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些学者经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女子缠足兴起于北宋，五代以前中国女子是不缠足的。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专门做《菩萨蛮》一词，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应该看到，缠足诗的写作是以缠足习俗的出现为依存条件的，这说明，宋代确已出现缠足习俗。到南宋时，妇女缠足已比较多见，甚至南宋末年时，“小脚”已成为妇女的通称。
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在《丹铅总录》认为缠足始于唐代，但杨慎写此书时正发配到云南充军，疏于考订，书中的讹误不少。因此，给我们揭开缠足起源之谜又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其首倡之人是谁，至今仍是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14妻妾成群是过去时代的产物
允许丈夫在正妻之外，再与其他女子建立类似婚姻关系的制度。为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多妻制婚姻的主要表现形式。妾又称“侧室”、“小妻”、“姨太太”、“如夫人”等，由某种类似婚姻契约而形成，为正妻之外具有类似婚姻关系的女性。“
中国古代的纳妾制度起源很早，是伴随着原始社会的夫权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如我国的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就出现了丈夫与妻妾合葬的现象。这说明那时的人已经开始纳妾了。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句中国古话，说的就是中国皇帝的纳妾现象。秦始皇统一后，曾将原六国宫中与各地挑选出来的无数美女全部收入阿房宫中。汉元帝宠幸3000人，东汉桓帝蓄美5000人。晋武帝后宫美女竟超过了1万。隋炀帝的后宫虽然只有5000人，但加上各地的行宫，宫女人数也超过1万。唐明皇李隆基是最高纪录的保持者，其女人数竟达4万之众。
中国古代的民间也是纳妾成风。如《红楼梦》中的平儿、香菱都属于小妾。即使是以刚正不阿闻名于世的海瑞，在年过花甲之时买了两个小妾。
中国的纳妾制度不仅是一种风俗习惯，甚至还有法律规定。在明代的法律上就明文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纳妾。这是因为中国有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娶上几个小妾，其目的是给祖宗延续香火。这也给中国古代男子纳妾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使纳妾变成了一种堂而皇之的行为。
自纳妾制形成以来，绵延近千年而不绝，并有着极其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又是为什么呢？追溯到根本来说，纳妾制其实是一种原始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男人出门狩猎，女人在家持家守护，猎到食物后，女人不能先吃，而要让男人首先吃饱。
纳妾现象更为制度化、普通化，是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确立时候的事。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百姓也可以三妻四妾。夫权统治是封建社会的相应产物和特点，纳妾制度正是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才得以绵延下来。
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从人口的性别比来说，通常的情况下，都是男多女少，所以人人纳妾是绝对不可能的，按照西周的制度，西周是一个金字塔的模式，周王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下面就是诸侯，诸侯下面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是士，士的下面就是庶民，是国人。按照西周的制度，周王除了他的王后之外，可以有一百二十个女人，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庶民呢？只能是一夫一妇相匹配。一丈一妇相匹配就是匹夫匹妇，所以我们说这个匹夫指的就是广大的平民，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的是天下兴亡，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有责任，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纳妾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对于广大的平民百姓来说是不能纳妾的。
中华民国时期1930年的民法亲属编虽禁止重婚，但其司法院1931年院字第647号解释却声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致使纳妾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缔了这一制度，并对在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纳妾的，依重婚处理。但对该法颁布之前所纳之妾，由于系历史原因形成的，如双方不愿解除这种关系的，则予维持，法律承认妻、妾均为夫的配偶关系。
15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了
佛教发源于距今约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受到了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的抵制，受到儒、道两家猛烈攻击，历经多次劫难。
汉代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开始从印度来到中国。刚到中国，佛教没有汉文佛经为依据，更没有华人僧徒做内援，力量非常弱小，只得依靠黄老道术以图立足，于是便把佛陀释迦牟尼的神迹全都放在老子头上，产生了老子化胡说。
由于佛门对这一说法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人们对此也未介意，只是糊里糊涂地将二者视为一体共同祭祀。至此，佛教广泛流传，势力膨胀，西晋末年与道教产生矛盾。道教又提出了老子化胡说，佛教已经羽翼丰满，不再承认这一说法。于是道土王浮根据以往传说，作成《老子化胡经》贬斥佛教。《化胡经》使佛教在道教面前大为难堪，引得僧人群起而争论，纷纷指责此书，并竭力证明佛在道先。从此，《化胡经》的真伪成了历代僧道长期争执的焦点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由于佛教的学说经义，常令人五体投地，深信不疑。特别是那些贪恋富贵的帝王们，很容易成为佛门说教的信徒，南朝梁武帝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梁武帝萧衍，是十足的佛教迷，他曾亲自注解佛经，撰写论文，参加佛事，甚至还先后三次舍身佛门。
佛教在隋朝奠定复兴的基础，唐高祖统一全国后，由于帝王对佛教的护持，使得中国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各宗争鸣，百花齐放，高僧辈出，随着国家的威势，将佛法传播到东亚各地区。世称贞观之治时期，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硕学辈出，译经事业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画推陈出新，诸宗并弘，文物灿然大备，为中国佛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佛教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成熟期，呈现完全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与成就。
在历代信奉佛教皇帝的支持下，僧尼寺院开始泛滥，直接危害国家财政，威胁王权统治，加之道教从中作梗，于是便发生了几次大规模以政权力量直接打击佛教的灭佛活动。“三武一宗之难”就是佛门的极大灾难。
所谓“三武一宗之难”，即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四人采取措施打击佛教的活动。
佛教在沉浮兴衰和儒道围攻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变得圆滑变通，开始与儒道沟通以改造自身学说，以求更力口适应中国统治者的要求。佛教吸取他家之长，逐渐中国化，逐渐儒学化，从而也就在中国文化中深深扎根，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中国佛教。
16寺庙撞钟次数有讲究
唐诗人张继途经枫桥，写下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句，寒山寺位于阊门外枫桥镇，现为佛教活动场所。这首古诗印证了在我国古代的寺庙中都有撞钟的传统。然而，大家所不熟知的是，撞钟次数也有严格规定的，那就是撞108次。这108声，已经在我国已敲打了千年以上。
佛教认为，人有108种烦恼，敲108下，人听了便可解除烦恼。北京大钟寺、苏州寒山寺、杭州西湖的南屏晚钟等地，每逢除夕等日子都要敲108下。僧人们经过精妙的计算，在除夕之夜11时42分开始撞钟，当敲到108下时，恰是凌晨 0时0分，预示着新年的到来。这种寺庙撞钟的传统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的日本，全国寺院在除夕夜也是敲钟108下。因为在中国古律声学中，“徵”的律数为108。
那么，撞钟的次数为何为108次呢？难道仅仅因为“徵”的律数是108吗？诸多学者为解释这108次钟响，努力研究，力图找到科学的答案。汇集这些前人的成果，分析起来共有三种说法：
据乾隆年间的完颜麟庆所作的考古游记《鸿雪因缘图记》记载：“钟声之数取法念珠，意在收心入定。”该书又载，“素闻撞钟之法，各有不同，河南云：前后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共成一百八声任；京师云：紧十八，慢十八，六遍凑成一百八。”撞钟108响是给108位神佛歌功颂德，并可以消除人们 108桩烦恼忧愁，因此“108”成为佛的象征。所以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人们往往撞钟108下、念经文108遍或拨动一遍108颗佛珠。
第二种说法是，按照《周易》说法，“九”数含有吉祥之意，108是9的倍数，将“九”的吉祥之意推向了极限，象征至高无上。黄烈芬认为：“一百零八也是一种文化运动的象征，是易经中思想的演化。在易学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为阳，地为阴，阳中九为老、七为少，阴中六为老、八为少，老变而少不变。故阳爻称九，阴爻为六。一百零八，其和为九，九九归一。一主至高无上的天。”
还有一种说法是，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说：“撞一百零八声者，一岁之意也。盖年有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正是此数。”这就是说将12加上24再加上72恰好是108。
此外，108这个数字经常出现在我国文史古籍中：《封神榜》中封了108位神，《水浒传》中齐聚梁山好汉108位：在中国武术中，有108个穴位：泉城济南有趵突泉点108个，拉萨大昭寺殿廓的初檐及重檐间有108个雄狮伏兽；北京天坛祈年殿每层有石栏108根；北京雍和宫法轮殿内放的大藏经刚好是108部……这些108的含义如何，是表示对佛的崇敬还是什么，还有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