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商之都
清代太原府的辖区远远超过现今太原市的行政区域。据清顺治《太原府志》和清乾隆《太原府志》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太原府府治在阳曲县，下辖岢岚、平定、代、忻、保德等5州及阳曲、太原（今晋源区）、榆次、太谷、祁、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岚、兴、乐平、寿阳、孟、五台、繁峙、崞、定襄、静乐、河曲等20县。雍正二年（1724年），将太原府的平定、代、忻、保德等4个州升为直隶州，同时还将乐平、寿阳、盂、定襄、静乐、五台、繁峙、崞、河曲等9个县划归上述4个州。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源县并入徐沟县。至此，太原府下辖1个州10个县：岢岚州，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今清徐县）、交城、文水、岚县、兴县，直至清末光绪。因此，从时间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太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在变化之中，通过对历史的解读，能看到的是太原在山西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山西乃至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
所谓“晋商”，指明清时期出现在山西的商人及其所形成的商帮群体。在整个明清时期，太原都是“抚署”和“府治”的所在地，这就从行政管理与政治依从的意义上确立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历史地位。晋商既然是山西的商人，当然要受到山西抚署的节制与管辖；今之隶属于晋中、吕梁、阳泉和忻州的一些县、市，在明清时期属于太原府治下的辖县。太原自然而然地成了晋商的基地、源头与中心，并由此而形成和奠立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社会职能与历史地位[1]。
（一）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优势
有明一朝，晋商于明中叶左右开始发轫，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罂粟，其富甚于新安。”[2]但是太原商人并未占据主要地位，如沈思孝《晋录》云：“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及至明清之际，晋商中心已经由晋南移向晋中，“由明至清，由于南部地区灾荒不断和明朝对工商业的苛政，清初的战争等因素，农工业生产遭到破坏，富商受挫，致南部客商日益衰败，中部商人逐渐兴起。清康熙时期，富商集中在平阳府和汾州府，至嘉庆道光时期及其以后，富商几乎完全集中在汾州和太原两府。”[3]太原俨然已经成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物流的中枢。满清入关之后，太原逐步与汾州共同形成晋中商帮，执全国商界之牛耳。
太原晋商的崛起，不但取决于自身的勤劳、精明，而且与太原重要的政治地位、深厚的文化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着莫大的关系：
1.太原的政治地位
太原作为山西“抚署”所在地，客观上对全省晋商的正常发展和商业的健康运作发挥着辐射、护佑、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自元代设立行省制度以来，太原路便已经成为中国北方的文化、军事、政治重镇。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明确置山西为行中书省，治太原路，又于次年十二月置太原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之后又改都卫为山西都指挥使司，继而又将山西都指挥使司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这说明，在明清两代，山西行中书省最高机构及其署址，均设于太原。这样一来，太原就不仅仅只是太原府了，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位居山西政治中枢，主导山西政务，对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起着辐射和濡化的作用，同时也调节和掌控着山西全省的民生指数与经济命脉。因此作为“府署之地”，太原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晋商的发展极为有利。因而太原也就成为了全省晋商乃至在晋商人的汇聚之地。无论是太原本地的商人，还是以太原为依托或者活动中心的晋商比比皆是。明清以来，太原籍或者主要活动在太原的豪商巨富有乔贵发、渠同海、曹三喜、雷履泰、渠本翘、常赞春等等。
另外，各地在太原所建会馆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本省各地驻太原的会馆，主要有定襄会馆、榆次会馆、平定会馆、大同会馆、忻县会馆、泽州会馆、蒲州会馆、代县会馆、河东会馆等，外省驻太原的会馆主要有浙、豫、粤、湘、川会馆以及八旗会馆、越成会馆等。
2.太原的地理位置
太原位于山西的中部，特别是明代以来，太原作为北方“九边重镇”之一，使太原从方域、地缘、交通、资供的意义上成为了晋商必须予以借重和依托的“都”。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不仅是草原文化与关陇文化及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而且是江南与漠北的天然通道，而太原则又恰恰位于山西的中部，实为“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它都是枢纽中的枢纽、中心中的中心，其地缘方域之优，实堪为晋商所期盼的天赋之“都”。特别是自明朝初年开始沿北方边境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常年派重兵把守之后，太原的区位优势对晋商来说，就更为重要了。这九个军事重镇从东向西依次是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偏头、延绥、宁夏、固原和甘肃，此九镇中，在山西境内的虽说只有大同和偏头二处，但其他七镇由于是分置于大同和偏头的左右两翼，同山西的距离都不太远，这就为山西商人开拓商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九镇共驻军863000余人，配备军马342000余匹。这么庞大的队伍长年驻扎在边镇，军需供应自然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实行了“开中制度”，即鼓励商人就近为沿边军镇输入军粮和马料，政府据其数量发给商人相关凭证；商人拿着这被称为“仓钞”的凭证，便可以到官方指定的内地售盐处按一定比例、以优惠价格买到相应数量的盐，然后再将所得盐品按市价卖出，从中获利。山西不仅盛产粮，而且也盛产盐，离九镇的距离又近，这无疑是晋商发财的好机会。但山西商人做九镇生意，无论是粜粮和购盐，甚至是要把生意做到大东北、大西北，乃至蒙古和俄罗斯，都自然是要以太原作为根据地和中转站的，因为太原是中原的北大门，襟山带河，富庶多资，历来都堪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和经济重镇，这无疑又使太原从方域、地缘、交通、资供的意义上成为了晋商必须予以借重和依托的“都”。
3.太原的文化传统
早在元代的时候，太原的工商业就已经很发达了。据如马可·波罗记载：太原府“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4]当时太原的商贸业已是百业齐集、繁盛至极。据《元典章》统计，太原路的年商贸税额已达5000锭以上，远超大同路（3000锭）、潞州、河中、襄陵、汾州（500锭）。太原自古以来有并州游侠、幽并之气等风俗著称，史称太原民风“敦厚不华，勤俭好学。工商务实，人物辈出。”[5]几乎在历朝的《太原县志》《阳曲县志》等反映太原地区历史文化的典籍之中，都提到了太原人讲信修睦，不善争讼的品德，而诚实守信正是经商搞经济的基本条件。
太原作为“晋商”之都，在整个明清时期，太原的商贸和金融业都始终对全省起着引领和督导作用。一方面太原商人“走出去”，在两淮、江浙、福建、四川、安徽、云南、贵州、西北和东北诸省，经营盐、茶、粮、帛诸项生意；另一方面他们又“走回来”把外面的产品带到太原出售，使太原成为全省最大的物流中心和货资集散地，从而形成店铺林立、市场繁荣、物品齐全、购销两旺的市贸景象与商业环境。
（二）太原早期实力最强的商人——“皇商”
在清代早期，实力最强的太原商人是“皇商”。太原商人张杰、史大学、王相卿等就在清军未入关之前就和清朝政府建立了商业联系，他们与满人进行人参、貂皮贸易，与此同时帮助清军收集情报、运输物资。清军入关之后，曾把招抚晋商作为一大急务，顺治皇帝亲自召见八位晋商，赐予张家口房产，隶内务府籍。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平息葛尔丹事件时，一批太原商人进入外蒙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从事随军贸易，得到清廷的赏识。后受“龙票”，从事蒙俄贸易。清代中期，实力最强的太原商人是“民商”。一批平民英雄跋涉千山万水，穿越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夜为伴。”年复一年，终于在大沙漠的尽头，建立了对蒙俄贸易的大市场。
（三）民商的崛起
雍正、乾隆年间，太原府祁县戴家，本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族戴光启、戴廷栻名重一时。尤其戴廷栻，与名士顾炎武、傅山交情甚厚，并筑“丹凤阁”一座，汇聚南北豪杰，反清复明，举义夭折后，戴家子弟开始以商为业。戴家子弟凭着一身的高超武艺，为晋商保驾护航，歼灭了在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豪强土匪，成为“第一大商帮”。随着清朝政府的统治不断稳定，早年曾经帮助清军入关的皇商开始被朝廷排挤，日渐衰败。与此同时，以太原府祁县人乔贵发、渠同海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民商”，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依靠晋省镖行的支持，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乔家大院最早的主人乔贵发，原来是一个落魄的庄稼汉，为了谋生，闯荡口外。由于他为人善良、吃苦耐劳、聪明过人，很快在口外就站稳了脚跟，随后将钱运回故乡，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宅院。保存至今的“乔在中堂”，前后从建造到现在大致经历了160年。“乔在中堂”，聚数成财富与一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并由“复盛公”衍生出来的“复生全”“复盛西”“复盛菜园”等一系列的“复字号”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乔贵发其后人分布在全世界的数十个城市开辟商号，乔氏兴盛两百多年，繁荣七八代。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是祁县渠家。在渠家早期，渠同海开辟了“万里茶叶之路”。他将东南福建，湖南洞庭湖、湖北羊洞楼的红茶、绿茶、花茶，翻越千山万水，带到了太原府。之后在太原加工包装之后，北出雁门关，到达外蒙、俄罗斯。渠氏家族的生意还涉及茶庄、盐店、钱铺、当行、药材庄等方面，渠氏望族中的理财能手，不乏能人巨擘。与乔家一样，暴富之后，渠同海也在故乡修建了号称“渠半城”的豪宅。
清代时，类似于乔家、渠家的太原富商还有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范家等等，不一而足。
（四）晚清太原“晋商”的衰落
祁县、平遥、太谷在晚清时期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金融中心、晋商云集之所，历来有“金太谷、银祁县、铜平遥”之赞誉，在太原晋商的带动下，整个山西的商贸异常繁荣、经贸人才济济，一度垄断中国票号汇兑业。
同时，晋商身上的官商色彩在清末那个动荡的年代也预示了晋商的悲剧命运。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寯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咸丰六年（1856年），山西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山西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用兵新疆，筹饷银，山陕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光绪二十年（1894年），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八国联军入侵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山西票号汇解，由票号把这笔钱汇到英国的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票号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局势的发展使清王朝陷入危机，大量捐纳加速了清王朝的没落，同时造成了晋商本身生存发展的危机。同治元年（1861年），俄人因《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权，可节省大笔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使得晋商垄断两湖的茶叶贩运事业久不复见。同治七年（1867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建议改组票号为银行，却遭到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的反对。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翙转而支持票号改革，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