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卿之战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智、魏、韩、赵四卿在赵氏新建的战略要地晋阳城下进行了一场大战。战争的结果拉开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序幕，以至于将中国历史由春秋时期推进到了战国时代。此役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制社会的开始，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战前形势
从春秋中叶开始，公室衰微，诸卿专权，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为了争夺更多的领地和权力，六卿之间以及六卿与晋公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斗争。先是公元前514年，六卿诛灭公族祁氏、羊舌氏，彻底架空晋公室。继而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又与赵氏在公元前497年发生了火并。结果，赵简子依托新建堡垒晋阳城，击败中行氏、范氏，成为晋国权卿，形成了四卿专政的局面。公元前458年，赵、智、魏、韩四卿尽分已划归公室的中行、范氏领地。晋出公欲阻止四卿专权，结齐、鲁为盟，共伐四卿。四卿先发制人，联合进攻出公。出公难以招架，仓皇出逃，死于亡齐途中。智氏欲废晋自立，恐赵、魏、韩三卿不服，遂立新君哀公，自掌朝权，从此“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44]。
为了拓展领地，扩大实力，智、赵在消灭中行、范两家后，开始向太原盆地周围的戎狄地区发动进攻。先是“智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说，除道将内之。……而仇由亡矣”[45]。继而“荀瑶（智伯）伐中山，取穷鱼之丘”[46]。公元前458年，赵简子谢世，赵襄子未除服，即迫不及待地北登夏屋山，诱代王赴宴，席间“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47]。此后不久，“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取尤人、终人”[48]。
上述形势表明，晋四卿间的均势正在逐渐破坏，智、赵间一场争夺晋国政权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二）战争经过
公元前458年，赵简子病逝，智伯（名瑶）执掌晋国政权。公元前455年，智氏借口与南方越国争霸，对赵、魏、韩三卿以“食果去皮”之计，要求三家各献地百里。魏、韩惧怕智氏，被迫献出万家之邑。赵襄子则对智伯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于是智伯胁迫魏、韩向赵发起进攻。赵襄子恪守其父“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的遗训，带兵退守晋阳，暂避智氏之锋芒。智、魏、韩三家联军尾随其后，将晋阳城包围，晋阳之战开始。
晋阳城由赵简子家臣董安于建造，城高4丈，周27里，呈正方形。城中建有宫殿，“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是一座“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矣”的坚强军事堡垒。赵襄子利用宫墙内的木材和殿内铜柱，造成大量弓箭，坚守城池一年有余。智氏见强攻无望，便引城西晋水灌城。此时，“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49]，形势十分严峻。在此紧急关头，赵之谋臣张孟谈毛遂自荐，乘夜潜入魏、韩营中，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游说二家。魏、韩本就是被迫出兵，与智氏貌合神离，对其存有戒心。尤其是在智伯与韩康子、魏桓子观看水灌晋阳时，得意忘形，无意间说：“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魏都），绛水可以灌平阳（韩都）。”[50]韩、魏由此可知赵氏灭亡之后，他们便是下一个被智氏吞并的目标。于是，慨然与赵盟约。期日之夜，赵派人杀死智氏守堤之吏，决水淹智军，智军因水而乱。魏、韩两翼而击之，赵军出城正面进攻。智伯兵败，仓皇逃命，被赵襄子伏兵所擒。赵襄子杀智伯及全族于凿台（今山西榆次郭村）。晋阳之战以赵、魏、韩三家胜利而告结束。
（三）引水“围灌”
1.灌城形式
春秋末叶之晋阳城，建在晋、汾交汇处的三角洲高阜处。晋阳之战中，智伯是如何水灌晋阳的呢？关于此问题，史籍没有明确具体的记载。根据古籍“城不浸者三版”“杀守堤之吏”等零星语句分析判断，智伯引水是“围灌”，具体地讲，就是在晋水源头挖渠向晋阳城方向引水，渠之下游及城墙周围筑堤，将水注入堤、墙之间，达到灌城目的[51]。经实地考察，晋水源头（晋祠）高出晋阳古城30余米，引水围灌在地形上是可行的。今晋祠犹有智伯渠，乃当年智伯引水之遗迹。
2.引水问题
晋阳之战中，智伯引水灌晋阳，引的是晋水，还是汾水？古籍记载各不相同，后世论述莫衷一是。根据古籍记载考证和实地考察。我们认为智伯灌城引的是晋水，与汾水无涉。古籍记载引晋水的是《战国策》和《淮南子》。《战国策·赵策一》：“三国之兵乘晋阳城，遂战。三月不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同书《秦策四》有中期推琴谏秦昭王语：“昔者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破范、中行，帅韩、魏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城不浸者三板耳。”《淮南子·人间训》：“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记载引汾水的古籍是《史记·赵世家》：“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但同书《魏世家》又几乎原文不动引用《战国策·秦策》中旗冯（推）琴谏昭王语中的“决晋水”语。《史记》记载前后矛盾，因此“引汾水”不足以令人信服。北魏郦道元《水经·晋水注》说：“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今晋祠仍有智伯渠。说明智伯灌晋阳引的是晋水。
后世有人折中古籍的两种不同记载，说智伯和赵匡胤一样，是引汾、晋两水灌晋阳的。但根据晋阳城初期与晚期位置、规模的不同，通过考察，认为智伯灌城根本不能引汾水。
诚然，智伯和赵匡胤引水灌晋阳都是围灌，但此办法有前提条件，即所引之水必须高出城址。智伯、赵匡胤都是在晋水源头挖渠引水的。据古籍记载与研究表明，春秋末期之晋阳城为高4丈、周27里的方形城堡，位于汾河西岸高阜处；唐以后晋阳城，则是横跨汾河两岸，由东、中、西三座城池组成的大城。1998年太原市修建南过境高速公路，在晋阳遗址上钻探，发现古晋阳东城距地面17米，西城距地面7米，可见当时晋阳城的地形是西高东低。晋阳之战时，城池位于汾水以西，至少高出汾河水面10米以上，根本无法引汾灌城。宋初赵匡胤水灌晋阳，亦非引汾，而是壅汾，即在晋阳城南汾河上筑坝截流，抬高水位，然后引晋水灌城，否则灌城之水将付汾水南流。
（四）历史意义
晋阳之战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首先，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役为中国历史上以水攻城之第一例。尤其是用“围灌”这种独特的形式，为后来宋初赵匡胤攻晋阳所效仿，是研究中国军事战术史不可多得之战例。
晋阳之战直接导致了三家分晋。战后赵以晋阳为都，占据晋国北部；韩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都，占据晋国的中部；魏以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为都，据有晋国的南部。这次战役后，赵、韩、魏三家将原属智氏的领地全部瓜分，晋国公室完全沦为三家的傀儡，为以后的分晋奠定了基础。50年后，三家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又过了27年，三家将晋公室的土地全部瓜分，将晋君废为平民。晋国这个存在了六百多年、称霸了一个半世纪的诸侯国就此灭亡，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七雄形成，战国时代开始。因此，山西师范大学李孟存教授根据列宁关于历史分期应“挑出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的观点，认为发生于公元前455年的晋阳之战是春秋、战国之界限[53]。古代“五霸”和“七雄”分别为春秋和战国的象征。晋阳之战前，吴越尚在争霸，仍属春秋时期；战后七雄形成，当属战国时代。郭沫若先生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点。这一观点已被当前的大、中学历史教材所采用。由此引申，晋阳之战既是春秋、战国之界限，亦当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
正因为如此，虽然晋阳之战战争规模不是很大，但一直以来被史家与战国末期死伤数十万的长平之战相提并论，“晋阳之围，悬釜而炊；长平之战，血流飘卤”[52]。如果说，长平之战拉开秦统一序幕的话，那么晋阳之战则为春秋时期画上了一个句号，并以一种悲壮的色彩为战国时期写下了开篇。
五、赵国初都
三家分晋后，赵国以晋阳为都，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事实上，早在晋阳城创建之初，这里就是赵氏家族的统治中心。可以说，赵国的奠基人是赵简子，实际创建者则是赵襄子。
赵国建立后，赵襄子所面对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首先是新建的国家还没有得到周天子及其他诸侯国的承认；再就是智氏余党耿耿于怀，蓄谋报仇；还有韩、魏两家因赵襄子多分了智氏的土地而心怀不满。赵襄子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和谋士张孟谈等人的辅佐，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这些危机，使刚刚建立的赵国得以巩固并逐步发展。
赵襄子在位33年，晚年深感兄长伯鲁遵从父亲意愿将嗣位让给自己的大度。为了报答伯鲁的恩义，他不立自己的五个亲生子为嗣，而将伯鲁之子赵周立为继承人。赵周很早就被封为代成君，守卫赵国北部边疆多年，不幸先赵襄子而死。于是，赵襄子又立赵周之子赵浣为嗣。公元前425年赵襄子去世，赵浣继位，是为赵献子。赵襄子的儿子赵嘉自以为嫡系，又比献子高一辈，便违背父愿，用武力赶走了赵献子，自作主张在晋阳做了国君，即赵桓子。赵桓子短命，在位一年便去世。国人认为桓子自立非赵襄子本意，于是杀其子而复立赵献子。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赵献子的儿子赵烈侯又追谥其父为赵献侯。
赵氏家族以晋阳为都建立赵国后，经过赵简子、赵襄子、赵桓子和赵献侯四代国君，纵横捭阖，东征西伐，其疆域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得到了太行山以东的大片领土后，赵国的疆域开始和魏、韩、齐、燕、中山等国接壤。面对着列强争雄、逐鹿中原的新形势，继续以地处赵国西北隅的晋阳为都城，已经不能适应赵国参与列强间政治、军事、外交角逐的需要。为此，公元前423年，即赵献侯重新执政的第一年，赵国便将首都从晋阳迁到了中牟（今河南鹤壁）。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元年），赵国都城又由中牟迁到了邯郸（今河北邯郸），从而完成了赵国前期统治中心的战略转移。随后，魏、韩两国也效仿赵国，将其国都逐渐由山西高原迁往中原地区。
如果从赵简子开始算起，晋阳为赵国前期都城75年。晋阳城后世又曾几度为都，在中国古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赵国初期都城，晋阳是赵氏建国的根本，当时人称：“晋阳者，赵之柱国也。”“言其于国，如室有柱。”[54]赵国迁都后，晋阳的柱石作用依然存在。这不仅表现在它在简、襄立国和第一国都的地位，还在于它是赵国西部的中心城市，是北伐三胡、西抗强秦的前哨阵地。
赵国迁都后，其疆域东与齐、燕、中山为邻，南与魏、韩接壤，西有强秦，北有三胡（林胡、楼烦、东胡），可谓“四战之国”[55]。赵所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西方的秦，二是东方的齐、中山，三是北方的三胡。
秦最初与赵中间隔有魏之河西之地。魏惠王时，魏国被迫将其河西之地割让与秦。赵之西部疆域遂与秦隔黄河为界。随着秦国的强大和东进，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盆地及其边山，特别是晋阳以西的吕梁山一带，成为秦国进攻的主要目标。如公元前328年，秦攻赵，赵派将军赵疵抗击秦国，赵疵战败后被杀于河西。秦国乘机攻取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之西）、离石（今山西离石）二城[56]。公元前316年，秦攻取赵国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西阳（今山西中阳）二城[57]。公元前313年，秦再次攻占赵之蔺，俘虏赵将军赵庄[58]。此后，赵国西部疆域退缩到了太原盆地西缘的吕梁山东麓一线。被称为“赵之柱国”的战略城市晋阳显得更加重要。
赵国中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锐意改革，国力大盛，而后“四十余年秦不能得其所欲”[59]。其时赵、秦曾一度修好。公元前270年，赵提出将河南之焦、黎、牛狐三地换取被秦占领的蔺、离石、祁（今山西祁县下古县村）三城。秦将三城交还后，赵国却不交焦、黎、牛狐三地。秦国发现上当受骗，遂派兵进攻赵之险要阏与（今山西沁县西南乌苏村），意欲切断赵都邯郸与柱国城市晋阳之间的联系，收回蔺等三城，然后乘势攻占太原盆地。赵国派大将赵奢率军从首都邯郸西援阏与，大败秦军，取得了阏与之战的重大胜利。从迁都中牟到长平之战的整个战国中期，晋阳一直是赵国西部抵御强秦的战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