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物故迹
（一）赵简子与赵卿大墓[60]
春秋赵卿大墓位于今太原市金胜村（古称金城村）。这一带是晋阳古城的主要墓葬区，地下墓葬密密麻麻，很难找到一块空地。有的地方甚至叠床架屋，墓上压墓，墓中套墓。
1987年，太原第一热电厂在这一地区进行第五期扩建工程。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于1988年3月实施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清理了历代墓葬500余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编号为251号的春秋晋国赵卿大墓及其车马坑。大墓的发掘结果，轰动了三晋大地，成为当年山西十大新闻，并被列为198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赵卿大墓东西长11米，南北宽9.2米，深14米。墓中用方形木材建成椁室，椁室周围填充有大量的木炭和卵石块，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所谓“积石积炭”之制，意在防盗防潮。
墓中清理发现五具棺木及人骨架。居中者为大墓主人，三重套棺，随身葬物充满内棺，仅各种玉器就达110余件。此外，还有黄金带钩，青铜兵器等数十件，其中一件戈上有“赵明之御戈”铭文。据此推测，死者当为春秋晚期晋国某代赵姓正卿。经鉴定，此人为65至70岁的老年男性。考古学家进行多方面综合研究，认为此人当为春秋末年晋国执政正卿赵简子。另外四具棺木各葬一人，分布于墓主人左侧及脚下。人骨鉴定为成年男性和青年女性。根据其位置及棺中随葬品推测，这个四人应分别为殉葬的贴身随从和侍妾之类人物。
这座大墓的随葬品丰富而精致，特别是两千余年间未被盗掘，完整无损地保存至今天，实属难得。因而，大墓本身和出土文物对于研究东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随葬的3134余件器物，大致以种类分区放置，按材质可分为青铜、黄金、玉器、骨器、陶器和蚌贝六类，依照用途则分为礼、乐、兵、舆四类。
在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多达1402件，品类繁多，规格齐全，十分罕见。尤其是118件礼、乐器，制作工艺之精美，堪称瑰宝。青铜礼器多陈放于宅棺东侧（头部）。仅铜鼎就有27件，其中一套牢（升）鼎七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说明墓主人使用的葬制为仅次于周天子的诸侯等级，反映了当时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也表明墓主人生前显赫的权势。由编镈和石磐组成乐器置于墓室西北，四号殉葬者棺上。因此，有学者推测四号殉葬者可能是墓主生前喜欢的乐师。两套镈钟共计19件，夔龙夔凤纹镈5件，散虺纹编镈14件，大者近半米，小者约10厘米。一套石磐共13件，顺次放置。经测试，这些乐器至今仍可演奏出清脆悦耳的曲调。
除上述介绍的标志墓主人地位的礼、乐器外，还有大批其他用途的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纹饰绮丽，可谓晋国青铜制造的代表作品，其中不少堪称是中国青铜艺术宝库中的稀世之珍。
一号大镬鼎口径105厘米，腹深67厘米，通高100厘米，古朴浑厚，典雅华贵，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第一大鼎，引人注目。赴意大利展出时，欧洲观众赞叹不已。
一件生动华丽的鸟尊，是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最精美的艺术品。其造型为一引颈挺立的鸟，中空以盛酒，背部虎形提手下有盖，与鸟身浑然一体。喙部为酒尊的流注口，倾斜倒酒时上喙自动张开，复位后又自动关闭。尊身遍施各种不同的羽纹，极为华丽。为了在盛酒后保持重心平稳，鸟尾之下设一倒立的虎形支足，可谓匠心独运。与其说它是一件实用酒器，倒不如说是一件观赏价值极高的艺术珍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传说出土于太原的“子作弄鸟”尊，造型手法和装饰风格，与此尊极为相似，只是赵墓鸟尊更为漂亮。有人认为二器出于同一匠人之手，是非常有可能的。另外一件酒器匏壶，壶身弯曲别致，线条优雅，子母口严丝合缝的壶盖上作立体鸟形，栩栩如生，自由开闭的鸟喙功能与前述鸟尊相同。鸟爪下抓一蛇，张口瞠目，扭曲盘绕，挣扎之状毕现。《列子·说符》中曾有赵简子爱鸟的记载。这座墓中出土的鸟形青铜器和众多鸟形纹饰，说明《列子》说法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
还有两件相同的高柄小方壶则展现了精湛的装饰工艺。壶体修长，线条极为流畅。壶身的几何网格凸纹和壶柄的凤鸟凸纹，再镶嵌以绿松石，经打磨光滑，至今仍浑然一体，华美无比。
主棺南侧主要是青铜兵器、生产工具和车马船只，种类繁多，数以百计。兵器中有件戈，援中心透镂花纹，銎上端立雕一猛虎，曲身卷尾，昂首长啸，爪下扼一鹰。虎鹰与戈浑然天成，是极富想象力的艺术精品。此外，还有虎形铜灶、虎头匜等，都属首次发现的青铜器珍品。
在赵卿大墓的东北侧，还陪葬有一座面积达110平方米的大型车马坑。现存16辆木质战车，44匹战马。其中一辆精巧豪华的圆形舆车，系国内首次发现。有三辆车的轮和舆之间，殉葬着猎犬。这座车马坑规模之大，陪葬的车马之多，反映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强大军力。
作为山西考古史上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春秋晋国赵卿大墓，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政府的极大关注。目前，有关的研究报告已经出版，专题博物馆也在建设之中。预期不久的将来，这座灿烂的艺术宝库将敞开大门，迎接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学习。
（二）董安于、尹铎与晋阳古城
在赵简子创建晋阳城的过程中，他麾下的两位杰出人才董安于和尹铎作出了重大贡献，为赵氏家族能在晋国后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董、尹二人也成为研究晋阳古城史时首先要谈到的人物。
董安于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城建工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出身于史官世家，为晋国著名太史董狐的后代，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受过良好教育。青少年时期即秉笔事赵氏，才华闻于列国。及壮，成为赵简子的股肱之臣，任司马，职掌军政，察阴奸，捕谍贼，使邪佞之臣销声匿迹[61]。一次，赵简子率师由晋阳赴邯郸，中途命令停车，引车吏问他为何滞留不进，他说董安于在后面没有赶上来。车吏说，三军之行，奈何以一人而滞留三军？赵简子只好命令继续前进。走了百余步，他又停下来，车吏正要进谏，董安于赶了上来。赵简子对他说：“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安于说：“此安于之所为后也。”赵简子说：“官之宝壁，吾忘令人载之。”安于说：“此安于之所为后也。”赵简子又说：“行人烛过年长矣，言未尝不为晋国法也。吾行忘令人辞，且聘也。”安于说：“此安于之所为后也。”[62]这件事集中体现了赵简子对董安于的极度信赖，也反映董氏的深谋远虑与其对赵氏的恪尽职守。董安于曾任赵上地（上党）守，行石邑（今河北石家庄西南）山中，见绝涧，高崖如削，深不可测，因问左右故老：“曾有人进入此涧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小儿、盲人、聋子、癫狂之徒有进入的吗？”回答说：“没有。”再问：“牛、马、猪、狗有进入的吗？”回答说：“没有。”董安于叹息道：“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63]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董安于从严行政的态度。
晋阳城建成后，董安于担任了晋阳的第一任行政长官。他以惯用的“不赦”之法，在晋阳推行了秉公执法的政策，令行禁止。史籍记载：“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64]正是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加上坚固的城池，使晋阳城成为赵氏家族的坚强军事堡垒。
在“范氏、中行氏之乱中”，董安于又为赵简子出谋划策、建立战功，直至牺牲自我。
公元前497年，在范氏、中行氏准备向赵氏发动进攻之前，董安于建议赵简子先发制人，攻袭二卿但赵氏迫于“晋国有命，始祸者死”的压力，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董安于又提出：“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65]也就是说他愿意替赵氏背负挑起内乱的罪名，以帮助主上渡过难关。虽然赵简子最终未能采纳他的建议，但从中可以看出董氏对他的耿耿忠心。其后，在赵简子退守晋阳与范、中行两家的战斗中，董安于又建立了许多战功。简子欲论功行赏时，董氏则谦辞不受[66]。
如前所述，随着六卿关系的变化，晋国政治形势的发展逐渐有利于赵氏。在韩、魏两家的坚持下，是年年底晋定公将赵简子召回都城绛，重新任命其为上卿。但是，赵氏再次主政，却引起了智跞的猜忌。特别是其宠臣梁婴父，素与董安于不睦。趁此机会，他便向智跞进言说：“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智氏遂使人告于赵简子，“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为此，赵简子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但，董安于却十分镇定地说道：“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67]随后自缢身亡。这样，董安于以生命的代价缓和了赵、智之间的矛盾，为赵氏赢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牺牲。后来，赵简子因怀念董安于的功劳，将其牌位立于赵氏宗祠，以享陪祀。
尹铎（春秋末期晋国人，生卒年不详）早年与董安于相交甚密。董氏创建晋阳、担任晋阳宰时，尹铎为其属大夫，政治见解与董安于一脉相承，其后继安于为政晋阳。尹铎前往晋阳赴任时请示赵简子：“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即是将晋阳治理成聚敛赋税的财源之地呢？还是治理成一个民无二心、稳固可靠的根据地呢？赵简子回答：“保障哉！”[68]意思是要把晋阳城治理成一个稳定的大本营。因此，尹铎上任后，在继承了董安于严于执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许多收揽民心的措施。其中最有特色的便是采用“损其户数”的做法减轻赋税[69]，使晋阳民众优裕而税少。这种新的税收制度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不但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而且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最终把晋阳城建设成为赵氏的一个民心稳固、储备充足的军事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