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和利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追随，谁也离不开谁。但是现实中人有重名不重利者，自戏为散淡之人，人称清廉之士。有人重利不重名，讲究实惠，认为名誉好听不好吃，无用。有人追名逐利，什么也舍不得放下，总想名利双收。三种人三种人生观、名利观，哪个更高洁，更可取，不言而喻。实事求是地说，人生无利则无以生存，无以养身，不能养身则无法立业。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求利之人都视为小人，这要看为谁谋利和以怎样的手段谋利，获利后又怎样对待和利用所获取的利。今天，获利多少常常成为一个人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一个企业不赢利，说得再动听，仍旧没什么好名声；一个企业领导，只会搞花架子，却无创利本事，不是好领导。在当今社会中，人人离不开钱，这是三岁儿童都知道的事。我们吃饭要用钱，穿衣要用钱，住房要用钱，读书上学要用钱，文化娱乐要用钱，活着办喜事要用钱，死了办丧事要用钱，甚至避尘修道的出家人也要用钱，几乎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钱。没有钱，活着寸步难行；没有钱，死无葬身之地。钱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使人们生活舒适安逸，免去饥寒交迫之苦，钱能给人带来自信，不必张口求人，使人们办事顺利。可见钱真是个好东西！当今，上至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想赚钱，就连过去自诩清高的读书人，也都纷纷下海去经商去赚钱。因为没有钱，你写的著作只是废纸一堆，无法变成铅字；没有钱，你写的剧本无法搬上舞台、搬上银幕；没有钱，你的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所以，以商养文，用经济手段办学，促进科技发展，成了知识分子自救的一种手段，谁还能对钱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
然而，赚钱是可以的，致富也应当，但切不可钱迷心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钱，走歪门邪道去致富，那样做是很可怕的，它将把人拖入万丈深渊。当一个人被钱迷住了心窍时，不仅会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甚至会失去人性，干出丧尽天良的事来。
为了争夺元宝而火烧亲娘就是发生在90年代的一桩人间惨事。
被烧的老人姓刘，早年丧夫，一人抚养了四个儿子，真可谓含辛茹苦。四个儿子相继成家后，却很少照顾老娘。1991年刘氏被诊断为肺癌，四个逆子不想如何照料，而是围在病床边一再追问金元宝哪去了。原来，刘氏结婚时曾陪嫁过来一个500克重的金元宝，但为了抚养孩子，早已卖掉。可是四个儿子如何能信，刘氏一死，四个儿子一致认定老太太是把金元宝吞到了肚里，带到“那边”去用了。于是四人想出一个焚尸取宝的“妙计”来，夜里，他们偷偷地来到太平间把汽油浇在老太太身上，点起了火。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等待他们的是监狱的大门。
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钱能把人送往“天堂”，也能把人引入“地狱”。只顾发财，不择手段，那是“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的蠢货。试想，为钱财以身试法，身去钱财又有何用，要走进“天堂”的幸福之门，就要以劳动致富，不贪不义之财。
钱财对于人来说固然重要，但人不能钻到钱眼儿里去，因为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品格、德行。从古到今，有钱的富翁有多少，人们无法知晓，而谈起那些古今德高望重的圣贤，人们却如数家珍。正如一位诗人在诗中写的那样：“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虽死犹生的人，不是他富有金钱，而是他富有高尚的道德精神。所以在利与义之间，君子的做法是舍利取义。南宋文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年春天，一个叫曾叔卿的人，因家中穷得揭不开锅，便向亲友借钱买了一些坛子之类的陶器，准备运到福建去卖，好赚几个钱买米度日。正要走时，有人捎信给他说，福建遭水灾，民不聊生，他想陶器肯定无人买，只得暂时放在家中。一天，一位商人路过，买下所有的陶器，钱货两清后，曾叔卿听说商人买陶器是为了运到福建去卖，赶紧说：“福建遭了水灾，谁还买陶器，你把陶器退给我吧。”买主很为他的高尚行为所感动，推让了好一会儿，才收下钱走了。曾叔卿的妻子看到好不容易到手的钱飞了，抱怨道：“是人家登门求买，又已钱货两清，为什么要自请退货？如今家里正等着钱买米下锅，难道你不知道？”曾叔卿却笑着劝妻子说：“做人贵在品节，损人利己的事切不可做。咱们宁可忍饥挨饿，万不能唯利是图，嫁祸于人。孟子说的‘贫贱不能移’正是这个道理。贤妻不是常说要效法汉代贤女乐羊子妻劝夫上进吗？”妻子听了，破涕为笑，却又面带几分愧色。曾叔卿的做法正是忍利取义。因为按他的实情，舍利就意味着要忍饥挨饿，可见钱对他们至关重要，可是他为了别人不受损失，宁可忍饥挨饿而将到手的钱退回去，为的是心安，同时也体现了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
我们强调在人生中忍利勿贪，并不反对人们赚钱发财，只是希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正当的手段劳动致富。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要是用劳动汗水换来的财富，多多益善。这样的钱财，花着仗义，拿着心安。
忍小利求大义要有舍近求远的眼光。宋朝的王安石曾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内中讲到有一个叫方仲永的人，家中世代务农。而方仲永本人则十分聪明，五岁即能“指物作诗立就”，而且诗品出众，所写之诗常在全乡的秀才中传阅，受到赞赏，一时被称为神童，有人还出钱请他作诗。其父见有利可图，便带他在乡里四处游走赚钱，不再让他学习。在他长到十二三岁时，王安石见到他，发觉他的文才已经不如以前听说的那么好；又过了七年，他已经“滑然众人矣”。
一个五岁的孩子能“指物作诗立就”，确为奇才，实堪造就；若是照此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怎奈，其父的眼光太短浅，只看到他眼下作诗能赚钱，没看到他将来的发展前途，贻误孩子学习深造的大好时光，使他沦入普通人的行列。
像方仲永父亲这种人，当今社会仍然存在。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赚钱，小学毕业就让孩子停学，跟着家长做买卖。眼下虽然得了点利，却把孩子耽误了。试想，科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将来，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如何能在社会上立足呢？再如，有些工厂为了追求奖金，拼命地使用机器而不投资保养，生产虽然暂时上去了，机器却也迅速老化了。古人云：“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只图眼前而不顾将来，是一种很蠢的做法。
当利和义发生冲突时，自君子眼中看来，利再大也为小，义再小也为大，因此要有忍痛舍利求义的精神。明朝山东济阳有个叫董笃行的在京城做官。一日，接到家信，说因盖房砌墙与邻居发生争执，让董笃行以官方权力来干涉一下。董看后，马上给家回了一封信：“千里捎书只为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出两墙又何妨？”家人看信后，便照做了，让出了两墙之地；邻居知道后，也很受感动，也主动向后让出两墙之地。这样中间就让出了一块空他，人称“仁义胡同”。清朝中期，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安徽人张英在朝中做宰相，一天，他收到家信说因盖房与邻居为地皮发生了争执，让张英出面说句话。张英立刻写了一封回信：“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信后，很受教育，便将院墙向后移了三尺；这一行为感动邻居也将院墙向后移了三尺。这样两家之间便空出了一个六尺宽的空道，人称“六尺巷”。
董笃行和张英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特别是张英，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莫说只要邻居的三尺地，即便是让邻居搬家，恐怕也非难事。但如此作为，是谓不义。他不以权压人，以权夺利，说明他重义轻利，乃有德之人。果然，他以义行事，以德感人，结果是两家和睦相处，乡里众口赞誉。
如果让三尺墙不过是忍小利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件忍大利的事。在闻名世界的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数百公斤重的大石头，看上去很普通，可是仔细看，会发现这块石头有一个缺口，顺着缺口看进去，会发现里面是一块闪光耀眼的紫水晶。关于这石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它本是扔在一个美国人院内的一块废石，因主人觉得它有碍观瞻，让人移走，在把它向车上搬运时，不小心把它掉到了地下，摔出了一个缺口，露出了里面包着的紫水晶，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当主人知道了真相后，很平静地说：“这块石头，我本来就是要丢掉的。现在虽然发现它是宝物，想必是上帝的旨意，我一言既出，绝不反悔。我决定不占为己有，而将它送给博物馆，让更多的人来欣赏。”
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石头主人说将石头扔掉，不过是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并不是信誓旦旦的诺言，当真也可，不当真也可，但说话人则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说过的话。中国有句古语，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说正人君子要讲信义，不能因任何原因而改变自己的诺言，只有小人才不顾信义，言而无信。石头的主人所说“一言既出，绝不反悔”与中国的这句古语含义是一致的。想必他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所以很看重自己的形象，宁可失去宝物，而不使自己形象受损。宝物贵重，终可用金钱买到，而形象受损，万金难赎。这是人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生活坦然。
石头主人的做法，虽然是从维护自己的做人原则出发，要让自己活得心安理得，但客观上起的作用却已超出了这一点。纽约自然博物馆每天不知要接待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人们来到这块石头前，听导游讲述了它的来历时，不管屋里多么喧哗，都会马上静下来，人们出神地望着它。这块石头里不仅包着一块水晶，还包着一颗比水晶还要贵重的水晶心。看到它，谁的心灵不会得到一次净化呢？它会使人间减去多少恶行、增添多少美德，这是无法估量的。
不争官要权
做官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千百年来人们皆向往之。当然，我们现在已是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的官已是人民的公仆，与旧社会的官不可相提并论。但我们不可忘记，新社会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旧的东西不可能完全消除，当官致富、当官耀祖的“官念”，在某些人头脑中仍根深蒂固。为了求官，满足官欲、权欲，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钱买官，以利换官，拉选票，结死党，演出了一幕幕“官场现形记”。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有的人官欲确实淡泊了，因为他看到了有比它更有利可图的新途径：经商。但有人却官欲更强，他看到了它与商的关系、权与钱的关系，带权下海，沧海横流不没顶，甜头更大，于是求富心更切。人民群众从现实“官场”和个人体验中总结出三种官莫做，以供求官者参考，引以为戒，忍住官欲，做个受百姓欢迎的清官、好官。
一是糊涂官。这种官到了哪里，哪里倒霉。到工厂，生产上不去；到了农村，百姓富不了；到了学校，教学搞不好；到了科研部门，拿不出成果。平心而论，这些人也并非不想把工作做好，他们也是常常早起晚睡，一把泥一把汗，忍饥挨饿，吃苦耐劳，甚至抛家舍业，可是工作就是无起色。究其原因，只能说这位当官的是无能之辈。“劳心者治人”，不是能人如何能位居人之上来治人呢？无能而要逞能，既苦自己，又害他人。有一个人很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50年代，他曾收到一封信，邀请他去当以色列的总统。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若能当上犹太国的总统，在一般人看来，自是荣幸之至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竟拒绝了。他说：“我整个一生都在同客观物质打交道，因而既缺乏天生的才智，也缺乏经验来处理行政事务以及公正地对待别人。所以，本人不适合如此高官重任。”能看出自己有何能，把自己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是聪明人办的聪明事。如果爱因斯坦去做了总统，是否能做个糊涂官，会做出多少糊涂事，他的后半生是否还会放出光彩，都很难说了。面对爱因斯坦，那些正在手握大权、办着糊涂事的糊涂官们，是否应该聪明一点呢？
二是闲官。有些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整天无所事事。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喝茶水，练毛笔字，唠嗑，或者是关上门打扑克、下棋、玩麻将。这就是他的工作。这种人很怕下去，因为他不懂业务，一下去就出丑，丢人丢不起，干脆就在上坐着。他们纯属国家的“硕鼠”！你看哪个单位机构臃肿，那就是“硕鼠”聚集之处。啃国家，啃人民，到何时是个头呢？改革总要进行下去，到了一定程度，还能允许你这样逍遥自在吗？总有一天会被请出办公室，到那时啃什么呢？
还有一些年长体弱者，身患疾病者，挂着官衔不办公，领着饷银不干事。就因为他的存在，这个部门的其他领导就只能是副职。图什么呢？也许是心理的满足，也许是某种待遇。这种人，最典型的是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他在76岁那年再度出任首相之职，刚上任，表示只任一年。可是他对权力太迷恋了，他捧着首相的桂冠翻来覆去就是喜欢不够，一再地延长任期。直到他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才不情愿地离任。他的一生是光彩夺目的，晚年却自己抹上了一块污点。
三是贪官。这种人私心太重，心术不正，只想自己捞待遇，捞钱，捞女人……唉！这样的例子不少，不必细说。当然，有的人也不是一上台就很贪，就去捞，就其本质，最初也是相当不错的，可是架不住人家主动向你眼前送，一次两次能拒绝，三次四次呢？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这种官不做也罢，若要做下去，定要好自为之。不然，早晚要出事！
唐朝李泌与世无争，曾几度出山匡扶唐廷，力挽狂澜，立下了卓著功勋。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研《易象》，善为文。常游于嵩、华、终南诸山间。当时他的名声很大，唐玄宗赏识他，夸他为“神童”，宰相张九龄器重李泌胆识，呼他为“小友”。唐玄宗欲授李泌官职，李泌固辞不受。玄宗命他与太子游，结为布衣交。太子常称其先生而不称名。
在天宝年间，李泌看到天下的危机形势，赴朝廷论当世时务，但为杨国忠所忌，于是他又潜遁名山。安史之乱发生后，太子唐肃宗即位于灵武，特地召见李泌。李泌陈述天下成败之事，甚称肃宗之意。但李泌固辞官职。李泌说：“陛下屈尊待臣，视如宾友，比宰相显贵多了。”最后被授以散官，拜银青光禄大夫，使掌枢务，凡四方表奏、将相迁除，皆得参与。李泌虽不是宰相但权逾宰相。李泌劝唐肃宗俭约示人，不念宿怨，选贤任能，收揽天下人心，终于收复长安洛阳。李泌见唐廷转危为安，立即要辞归山林。唐肃宗坚决不同意，说：“朕与先生同忧，应与先生同乐，奈何思去？”李泌说：“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简；迹亦太奇，所以不可复留。”后来终于说服后肃宗，李泌隐归衡山。
唐代宗时，时局艰难，藩镇割据，又特召李泌出山，命他为相，李泌一再固辞，代宗只好在宫中另筑一书院，使李泌居住，军国重事无不咨商，李泌又成了实际上的宰相。后来当时局好转后，李泌又辞归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