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刘若愚走过的学术道路，可以从学术和人品方面给我们提供诸多的启示：
第一，作为一位中国文学的语际批评家，必须找准位置，端正态度。他既不能采取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以西释中，生搬硬套，也不能采取中国中心主义的态度，以中释西，闭门造车。合适的选择是采用跨文化的态度，对中西不偏不倚，平等观照。不管愿意与否，用英文写作这一事实本身使语际批评家成为比较主义者。刘若愚认为，任何一位用英文撰写有关中国文学著作的人，离开比较文学就无路可走。
第二，探求世界共同诗学的方向，寻找中西诗学的契合点。虽然世界共同诗学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极理想，但是，正如真理是一个不可能即刻实现的终极理想一样，我们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也不会放弃对共同诗学理想的追求。刘若愚企图寻找超越历史和文化区别的共性，即文学特征、特质、功能和效果。刘若愚相信，这样的共性必然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语际的阐释。他对超历史主义和跨文化主义阐释的信念最终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基础上：所有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感”。
第三，发展自己的理论，建立自己的诗观。刘若愚致力于寻找中西诗学的某些共性和契合点，他的目的不是将中西观念并列在一起，以机械的方式加以统合，而是坚持主体性的原则，在中西诗学的契合点上，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他自己的诗学观念。早在1962年发表的《中国诗学》中，刘若愚已经声称“诗是境界和语言的双重探索”，又在后续的著作中，不断地将此观念阐发、补充、修订，让此诗观成为其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理论与方法。
第四，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刘若愚坚持，理论需要在实际批评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升华。他的八部著作可以分成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以理论建设为主的著作，诸如《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语际批评家》、《语言·悖论·诗学》即是；另一种是以作品分析为主的著作，诸如《中国之侠》、《北宋六大词家》、《李商隐的诗》、《中国文学艺术精华》即是。但是两类著作并未截然分割，在理论性著作中，他不断引用作品作为理论建构的论证；在作品分析类著作中，他往往在导言（引言）部分，介绍自己分析作品依据的理论观点，并在其后的具体作品分析中，不时提示理论的原理和解析的方法。
第五，不断进取的精神。刘若愚一生以每两三年一部专著的速度从事研究和写作，他不断地超越自己，为自己定下新的探索目标，在国际政治文化的风云变幻中，坚定不移地开拓出一条融合中西诗学之路。张隆溪教授在为《语言·悖论·诗学》写的书评中指出：“如果说在更早的作品中，刘若愚超越了其他用英语写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的人，那么公正地说，他在这最后一本书中超越了自己。”刘若愚所走的学术道路不是没有争议的，他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或责难，认准目标，走自己的路，他的奋斗精神令人感佩。
让我们以时间为序，根据刘若愚的专著和论文提供的线索，沿着刘若愚指引的融合中西诗学之路，作一番搜奇探胜的巡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