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批评家很少有系统地阐述他们的诗论，他们的理论见解大多散见于诗话、笔记、书简、语录，以及为总集或别集所写的序跋之中，加之大部分批评家对自己所用的术语，未曾给予清楚的定义，因此，想用中文以外的语言讨论这些诗论，首先就会遇到搜集的困难和翻译的困难。解决前一个困难的办法，尚可尽量利用批评资料汇编或批评史著作提供的资料线索。相比之下，解决后一个困难的难度更大，因为翻译就是解释和下定义。考虑到上述双重的困难，刘若愚另辟蹊径，提出关于诗的两个问题来集中加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诗是什么，或者诗应该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诗该怎么写？或者更明确地提问：写诗时至关重要的是什么？不论是灵感，或情感，或技巧，或其他别的，都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篇“中国的传统诗观”中，对古代中国各派批评家的诗学观念加以梳理剔抉，他将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归纳成四种颇具代表性的诗学观念，即“道学主义诗观”（the didactic view），“个性主义诗观”（the indi-vidualis t view），“技巧主义诗观”（the technical view）和“妙悟主义诗观”（the intuitionalist view）等，分别加以阐释。
（一）道学主义诗观
持道学主义诗观的主要是正统的儒家学者，对于诗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诗是一种道德教训。因为以德化人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所以诗的功用也包含着对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讽谏”。第一，诗被当作影响个人道德的一种手段。其次，诗应该反映人民对政府的感情并且暴露社会的弊病。第三，诗的风格应该是“雅正”的，庸俗的或过度的感情，反叛的思想，以及夸饰的语言都在屏弃之列。
对于应该怎样写诗的问题，道学主义诗家的主张是：第一，以《诗经》为榜样，模仿古代的诗人；第二，注重格律，尽量与古代诗人一样使用格律，模仿便有几分相似；第三，指责对诗的感情造作和语言的过分雕琢；第四，评判诗歌以主题思想为首要标准，风格和艺术技巧被放在次要地位。
刘若愚所举出的道学主义诗观代表人物有孔子、《诗大序》作者、白居易、沈德潜等等。唐代韩愈和宋代理学家“文以载道”的观点，也当列入此类。
（二）个性主义诗观
持个性主义诗观者认为：诗是个人情感的表现。刘若愚举出两位代表性的批评家，一位是金圣叹，一位是袁枚。金圣叹认为：“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口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袁枚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刘若愚认为，二人对诗之观念同中有异：其一，金圣叹认为诗是所有人共有的情感表现，袁枚则认为是诗人独特个性的表现；其二，金圣叹把感情当作诗的一切，袁枚则强调诗的审美要素和感性要素。一个诗人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诗人，就在于构成其本性之一部分的特殊感性，在这点上，袁枚表现出超越金圣叹的识别力和洞察力。
刘若愚对“诗言志”这一古老命题既可以体现为道学主义诗观，又可以体现为个性主义诗观作了精彩分析。“诗言志”的“志”由音符“之”和意符“心”构成，整个汉字的意思解为“志之所之也”。对道学主义诗观来说，“心”是“心意”，而“心之所之”的意思是“意志”、“志向”甚或是“理想”，这样，诗就成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志向的表现。对个性主义诗观来说，“心”是“心情”，而“心之所之”的意思是“情怀”、“情感”甚或是“情欲”，如此，诗就成了人的心情的表现。
刘若愚对刘勰《文心雕龙》试图调和个性主义诗观与道学主义诗观作了批判，但他后来觉得这种批判有失公允，所以在中文版中特别加注：“以上所论，殊欠公平，近作《中国文学理论》中，有比较合理的对刘勰的评论。”
（三）技巧主义的诗观
此种观点认为，诗主要是关乎书本的学问和纯粹是语言表现的巧妙。对诗的这种观点并不常见于批评家的宣示，而是体现在文学实践中。比如，汉代的赋家对于炫耀博学似乎比表现任何情感或道德理想更有兴趣。又如宋代以来的某些文学家写诗既不是由于深刻的道德动机，也不是出于强烈的感情冲动，他们在技巧上精雕细琢，把写诗作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和证明学养的方法。
技巧主义者主张模仿前人的写诗方法，有强调模仿过去的诗人和强调诗律技巧的不同。刘若愚举出宋人黄庭坚为主张模仿前人的诗人，举出明人李东阳为强调诗律技巧的诗人。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翁方纲也是技巧诗论的提倡者。
此节对黄庭坚的论述曾招致批评，刘若愚为此作了回应，说详下。
（四）妙悟主义的诗观
妙悟主义诗观持有者是刘若愚最推崇的一派诗人，他们对诗的观念，用现代措辞表述就是：诗是诗人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心灵之默察的具体表现。代表批评家是生活在13世纪的严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清代的王士祯和近代的王国维。这派诗论家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刘若愚形成自己的诗观。尤其是王国维的“境界说”，对刘若愚影响甚大。“境界”这个词，刘若愚翻译成英文“world”，这个词本身是梵文“visaya”的一个译语，在佛教用语中意指“天宇”或“精神界”。王国维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生中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刘若愚自己对“境界”的定义，认为其既是“诗人对外界环境的反应”，也是其“整个意识的表现”，明显受到王国维定义的启发。
对于妙悟主义诗观批评家，刘若愚后来在《语际批评家》中，把他们称为“持形而上学文学观的批评家”，因为“妙悟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追求传达对世界的洞察”。
刘若愚关于中国诗观梳理与系统化的努力，在《中国诗学》中虽然已具雏形，但这部分的内容稍嫌单薄，后来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得到扩大和深入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