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新年伊始，中国各种媒体都播报了一段悲怆、凄凉、骇人的“千里背尸”的新闻：湖南民工李绍为等去福建打工，同伴左家兵病亡。为让客死他乡的工友尸骨还乡，李绍为和三位老乡决定，无论死活，必须将左家兵带回老家，给他的亲人一个交代。于是体重五十公斤的李绍为，背起左家兵六十五公斤重的尸体，一边流泪一边走。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把左家兵扮成“醉鬼”、“病人”坐上火车，从福建转道广州前往湖南衡阳老家。这一行动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才被制止。
李绍为等“千里背尸”的新闻在媒体曝光后，赞扬者有之，认为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侠肝义胆精神的再现；批评者有之，认为是不懂法制的人干的一桩蠢事。
追溯中国历史，这样的事情曾经在李白身上发生过。在出蜀那年，李白与好友吴指南结伴游览楚地的名山胜水，不幸游洞庭湖时，吴指南突然生病去世。李白悲伤极了，尽心为吴料理后事，并将其遗体暂时埋在湖边。李白考虑：“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于是几年后，又专程回来，为其收殓遗骨，背着它走回吴的故乡鄂城东郊安葬。由此可看出李白的侠义精神。李白的义举可以在青史上留名，李绍为等人“千里背尸”的举动是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呢？
无独有偶，2004年11月16日下午，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深圳市“读书论坛”上坐而论道。在谈到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时，金庸说：“很多人说是书卷气，但我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侠义二字。中央电视台做‘感动中国’的专题节目，要我推荐‘感动中国’的年度人选，我选择的人物都是有侠义精神的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宣扬侠义精神的，本意基本与打打杀杀无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可当今社会，比如看到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姑娘，能够出手相助的有几人？我金庸这个八旬老人倒是时时会有这种‘少侠冲动’。”
金庸的高论也激起不同的反响：
批评者说：“他把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侠义精神，说成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可别忘了，荆轲、豫让、聂政这类所谓的春秋侠士，既无政治头脑，又无法治观念，不过是些被阉割了灵魂的杀人工具。如果说，这曾经成为民族的精神，似乎阻碍历史进步的时候更多，并没有什么特别宝贵的地方。”“金庸希望国人具备‘侠义精神’，莫非就主张今天的国人也能像鲁智深那样提拳上前、三拳毙命？作为一个在《明报》上站立起来的时评家，金庸属于法治化的现代；作为参与草拟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国际法专家，金庸更属于法治化的现代；可作为武侠小说的坛主，恕我不敬，金庸却有点像封建僵尸的招魂者，竟还向21世纪的人们张扬什么‘侠义精神’，趁早免了吧！”
赞成者说：“‘侠义精神’并非挑战或者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者法制裁判，而是对国家制度出现空白后的一种民间力量的补救。单个的‘侠义精神’体现在救助困难群体，而放大了的‘侠义精神’则是民间力量和声音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态度。”“中国人历来对于英雄主义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叫作‘侠义’的东西，现实主义的蒙蔽或许能让这种豪情一时消减，但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不会消失。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侠义精神’的自觉，我们不缺少这种精神，缺少的是重新唤醒这种精神的良知。”
上述两件事例说明，中国当今社会不仅有朴素的“侠义”举动，而且存在“何为侠义精神”的思想争鸣。
再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武侠小说热”来看，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和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白羽等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以总量逾亿的印数涌向图书市场，其读者阶层之广泛、人数之众多，可谓前所未有。周清霖认为：“把这种‘武侠小说热’的社会文化现象称为‘文化奇迹’恐怕不算过分，认识、研究这种奇迹，并透过它进而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是一件严肃而有意义的事情，甚至是出版界、理论界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研究“武侠小说热”文化背景的迫切需要，周清霖在裴效维的帮助下找到了刘若愚1967年出版的英文专著T he Chinese＆nbsp；Knight-errant，不禁大喜过望，即约唐发铙联手译成中文，译名为《中国之侠》，于1991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又出版了罗立群译本，译名为《中国游侠与西方骑士》。
周清霖认为，刘若愚的《中国之侠》是“继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之后第一部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的游侠的专著”。而在当时，“我们中国大陆的出版界和理论界，至今还拿不出一部观点鲜明正确、材料翔实可靠的同类著作来介绍给本国和外国的读者”。不过他相信，在刘若愚这部拓荒之作的带动下，中港台学术界会将研究侠和侠义精神的巨著奉献到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