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建立了他的诗观:“诗是不同的境界和语言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两个评诗标准:一是“这首诗是否探索它独有的境界?”二是“在语言的使用上,它是否开创新的局面?”为了验证他的诗观和评诗方法,刘若愚选择晚唐诗家李商隐作为个案,进行专门研究。早在《中国诗学》中,他对李商隐已经有了总的看法:“一种语言的最大诗人,像莎士比亚或杜甫,不仅比其他任何诗人都更广大更深入地探索人类经验的境界,而且也将该语言的领域扩大。次等诗人可能探索人类的经验远超过语言,例如华兹华斯或白居易;或者与这相反,例如李商隐或马拉美。”可见,刘若愚是把李商隐视为仅次于杜甫的,在语言方面造诣特别高的中国诗人。这样的一位诗人,自然就成为刘若愚发挥翻译与分析天才的最佳对象。1964年,刘若愚发表《李商隐的〈韩碑〉诗》;1965年,发表《李商隐的锦瑟诗》;1968年,发表《李商隐诗的多义性》;1969年,发表《李商隐诗评析》。从这批系列论文,可以见出刘若愚的李商隐研究完成了从分别到综合的整个历程。因此,到1969年底,他推出了第三部英文专著《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全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包括《历史背景》、《传略》、《关于李诗的诠释》、《翻译问题》。第二部分是《一百首诗的翻译及笺注》,为全书主干部分。第三部分是对李商隐诗的批评研究,首先解释了他对李商隐诗的批评的理论基础和采用的标准,然后是理论的实际运用。全书构成了以翻译笺注为主干,包容史实背景、资料考订、批评鉴赏、中西文学比较等的李商隐研究的新体系。其译文之准确流畅,分析之深入到位,令中外学术界同行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