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将词从先天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提升至新的境地，形成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对苏轼而言，词已经不仅是歌词而已，而是一种适用于各种主题的文学体裁，自崇高伟大到荒诞不经皆可以入词。他固然可以像前人一样写美女、宴乐、离愁和乡思，但独成一格的则是他在词中写出了对人生及历史的深刻看法，把理性的因子带入词，这是空前的创新。更值得提起的是，他将机智和诙谐灌注到词中，即使是写爱情，也能将喜剧性注入陈旧老套。
刘若愚选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永遇乐·明月如霜》、《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次韵张质夫杨花词》、《蝶恋花·春景》等名词，并做了如下总结。
苏轼常被称为词的豪放派之祖，但是，就其词以不同风格探索不同境界而言，这个评价只说对了几分。因为他的词的境界可以是高朗空灵的（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可以是冷艳奇异的（如《永遇乐·明月如霜》），或英雄式及悲剧性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或清丽及梦幻的（如《水龙吟·次韵张质夫杨花词》），或活泼有趣的（如《蝶恋花·春景》），呈现出多样统一的面貌。在苏轼词中，个人的生命衡之以整个的历史，而历史又被衡之以整个的宇宙，于是对时间的三种不同观点——个人的、历史的、宇宙的——都呈现出来了。这种三重时间透视法虽早见于李白、杜甫诗中，但在词中则由苏轼而得以再现。
在文字风格方面，苏轼词表现出三种风格特征——口语的、清丽的、学问文章的。苏轼词的某些意象虽然通俗，但由于在不同词里一再出现却值得注意。研究意象应该特别关注“显示诗人之个性的意象，因为‘文如其人’（Style is the man himself），在一个人文体（风格）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意象，时常提供了了解这个人的线索”。这为通过诗人运用的特殊意象分析其风格特点提供了直接的途径和方法。他以苏轼词为例做了说明。苏轼经常说“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人间如梦”（《念奴娇》）、“古今如梦”（《永遇乐》）、“十五年间真梦里”（《定风波》）、“人生如寄”、“人生如逆旅”（《临江仙》）等。这些意象一再出现，便突显了东坡对人生短暂而虚幻的感受。
在苏轼之前，词家甚少愿用散文的“矣”字、“之”字或“哉”字入词，而苏轼却一再地用。这些字的出现，带入一种从容不迫的散文效果以及较为舒缓的节奏，虽然有些读者不见得喜欢这种风格，但在文字的探索方面，却不可否认的呈现出一种新的进展。
苏轼词中的典故，除了增加其饱学的风格之外，还能造成某种特殊的效果。首先，它们能提供较宽的时间视野而使得一首词能超越它直接的环境。例如，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引用周瑜的典故，其中的周瑜不仅是一位英雄而且还是英雄气概的象征；赤壁之战也不仅仅是一次战役，而且是所有战争的象征。其次，典故可以将词中主角与历史人物相类比，以表现作者的人格特征。如苏轼词中多次提到陶潜，并声称自己是渊明再生。第三，典故可以表现幽默。例如苏轼在《菩萨蛮》词中写道：“城隅静女谁人见，先生日夜歌彤管。”以此嘲弄朋友的相思病。
有些诋毁苏轼的人说他不懂乐曲，那也不是事实，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替琴和琵琶的乐曲写歌词，也唱他自己作的词。如果说他认为音乐对词的价值是次要的，且将词由音乐的附庸提升为标准的诗，倒是比较中肯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文人词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