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书的《导论》中，刘若愚谈到他撰写本书的三个目的：
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于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他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学理论。
刘若愚明白，提到“世界性的文学理论”会遭到相当多的质疑，因为连“文学”的概念都没有一个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定义，何来“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呢？尽管“世界性的文学理论”也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愿景，但刘若愚坚持认为，犹如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人生的意义，并不妨碍我们作出寻求人生意义的努力一样，我们也可以尝试提出比现存的更适当、应用范围更广的文学理论。正像所有的文学和艺术试图表现不可表现者，所有的文艺理论试图解释不可解释者一样，我们可以继续朝向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远景目标前进。为了接近这个目标，文学理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广泛地了解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不仅中国的文论家要关注西方的文论，而且西方的文论家也应该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论，不能满足于仅仅依据单边的经验，来阐述一般的文学理论。值得欣慰的是，在刘若愚和其他汉学家大声疾呼之后，今天的英美文论界关注东方已蔚然成风。正如夏志清所说：“时至今日，所谓‘世界文学’，当然包括东方古今名著在内。同样情形，当今最具声望的欧美文学理论家，假如他们治学的范围逃不出西方这个大传统，而对中、日、印度的文艺理论一无所知，会自感有些‘土’（Pr ovincial）。若愚兄看准这一点，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学理论以便有贡献于文学理论的国际性之研讨，这可说是他晚年治学的大目标。”所以，当某些中国文论学者为在世界文论舞台上“失语”而忧虑之时，某些西方文论学者也许正在为面对中国文论“失语”而惭愧不已。
第二个目的也是较直接的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读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
刘若愚认为，尽管已经有了成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论述某一专题或著作的无数论文，但许多重要的批评概念与术语仍未阐明，而主要的中国文学理论尚未获得系统的归纳与深入的分析。我们需要更有系统、更完整的分析，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述中的文学理论抽提出来，加以系统化。
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
刘若愚认为，一方面，在对中国文学作严肃的批评的时候，不能将纯粹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批评标准，完全应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必须考虑中国批评家对其本国文学的看法；另一方面，在以世界性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只用纯粹的传统中国文学理论，并不能让世界范围的读者有效地理解和接受。因此，中西批评观的综合，便是国际汉学研究课题中的应有之义。然而综合之前，必先分析。不先分析自然橡胶，何以知道合成橡胶的制法？所以，刘若愚在该书中处理中国文论采取了先分析而后综合的做法。
刘若愚通过对文学研究项目的列表，表述他在该书中的研究重点：
文学的研究（S tudy of Literature）
A。文学史（Literary histor y）
B。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1.理论批评（T heoretical criticism）
a。文学本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b。文学分论（Literature theor y）
2.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a。诠释（Interp retation）
b。评价（Evaluation）
刘若愚指出，“文学本论”讨论文学的基本性质与功用，属于本体论的范畴；“文学分论”关乎文学的不同方面，诸如形式、类别、风格和技巧等等。这两种理论对文学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处理：前者是属于本体论（Ontological）的，后者是属于现象论（Phenomenological）的，或方法论（Methodological）的。当然，“文学本论”与“文学分论”是互相关联的，比如，一个批评家对风格的概念，会受到他对文学本体概念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也能够从风格的分论观点形成一种文学本论。
刘若愚认识到，要对中国与西方，这两种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文学批评传统作比较研究，在理论的层次上会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成果。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之文学思想的比较，可能展示出哪种批评概念是世界性的，哪种概念是限于某几种文化传统的，哪种概念是某一特殊文化传统所独有的。如此，通过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进而帮助我们了解文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以至对所有文学的更加了解。因此，刘若愚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文学本论”，并在必要时兼及“文学分论”，而对于文学的“实际批评”则一般不予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