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取消了艾布拉姆斯在作品与世界之间的“模仿理论”，提出在作者与世界之间存在着“形上理论”。
所谓“形上理论”是指认定“文学是宇宙原理的显示”的各种理论。刘若愚在早期的著作《中国诗学》中，曾把这一理论称为“妙悟主义理论”。在“形上理论”中，宇宙原理通常称为“道”，而“道”可以简述为万物的唯一原理与万有的根源。在《周易·系辞传》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便是以“形上理论”命名的哲学基础。
典型的“形上理论”如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伦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由于“天文”和“人文”都是“道”的显现，所以通过“天文”与“人文”去探究“道”的变化规律，然后运用在文学事业之中，正是“形上理论”的精义所在。
但是，刘若愚在引述某些不一定属于“形上理论”的材料时，似乎有牵强附会地与“形上理论”挂钩的倾向。例如《周易·系辞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曾将此解作体现了“写作模仿自然”的观念萌芽。刘若愚不同意罗根泽的解释，他说：“可是，八卦显然是抽象的符号，不是模仿自然万物的象形字，因此，认为这段表示写作象征自然的根本原理，似较真实。”其实，“八卦”虽然可以认为是抽象的符号，但也是“形而下”的东西，而不是所谓形而上的“根本原理”。朱熹《周易本义》即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黄庆萱批评说：“刘君‘认为这段表示写作象征自然的根本原理’，亦不可解。所谓‘象征’，最简单的定义是：‘以一种看得见的符号来表现看不见的事物。’刘君既以‘八卦显然是抽象的符号’，而所引包羲氏‘仰观俯观’者，又全是看得见的事物；这岂非把‘象征’变成以‘抽象的符号’表现‘客观的事物’？定义完全颠倒了。”所以，把《易传》此段“视为‘模仿理论’较妥。刘书无‘模仿理论’，实为缺憾。”
另外，在《中国文学理论》出版之后，刘若愚又撰写《中西文学理论的综合》一文，谈到：
第一，“文学是宇宙之‘道’的表现”，这种中国人形上学概念与杜夫润认为“艺术是‘存在’（Being）之表现”这种概念是可以并比的；而道家的“道”本身的概念，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说阐明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phenomenological-existential concept of Being）是可以并比的。第二，持有形上学文学理论的一些中国批评家，主张“物我合一”和“情景不分”，正像有些现象学家主张“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合一，“知觉”（noesis）与“知觉对象”（noema）不分一样。
刘若愚在这里将中国“形上学”与西方“现象学”作了平行比较。但是，中国的“形上”与“形下”概念是“一分为二”的，“形上”的概念有“道”、“太极”、“理”、“无”、“本体”等等，“形下”的概念有“器”、“阴阳”、“气”、“有”、“功用”等等。而西方的“存在”（Being）概念，虽然有“在上”（Onto）和“存在物”（Exist）二义，但却是“合二而一”的东西。西方哲学由“在上”的观念，发展出“本体论”（Ontology）；由“存在物”观念发展出“存在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并衍生出“现象学”（Phenomenology）。二者皆属“形上学”的范畴。简而言之，“存在”、“现象”在西方可以是“形上学”论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却只属于“形下”概念；中国的“物我合一”和“情景不分”等等，都属于“形下”讨论的范畴，而不是什么“宇宙原理的显示”。因此，刘若愚在将中国“形上学”理论与西方“现象学”理论作比较时，除了指出其类似点之外，还应该就其不同点作分析，以免后学误会二者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