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若愚的文学四要素圆环图标中，归纳出中国六种文学理论，分属艺术生产过程的四个阶段。就逻辑结构而言，刘书分章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理论流别分，每一章讲述一种理论，加上前面的《导论》和后面的《综合》，共有八章；二是按照艺术生产阶段划分，四个阶段各一章，加上首尾两章，共计六章。但是现在刘书分成七章，除了首尾两章，中分五章，六种文学理论，只有“决定理论”与“表现理论”合为一章。而这两种理论分属艺术流程的不同阶段，为何合为一章？令人不解。黄庆萱统计了刘书各章的页码，发现原来是“决定理论”只有四页的篇幅，不便单独立章，若合上“形上理论”（有四十七页），显得太长，只好往下与“表现理论”拼合成一章，凑成二十五页。
所谓“决定理论”，是指“文学是当代政治和社会现况不自觉与不可避免的反映或显示”，换言之，文学的内涵是由当时社会现实所决定的。这种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与这种观点类似的论述应当不少。然而刘若愚所引述的“决定理论”的材料，只有“季札观乐”、《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诗大序》”、“郑玄《诗谱序》”和“清初汪琬有关论述”等几条材料。引述如此之少，原因何在？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刘若愚对“决定理论”规定甚严，他说：“这种决定论的概念，正像形上概念和模仿概念，主要地集中在宇宙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或称艺术过程的第一阶段。可是它与形上概念不同的是，它将宇宙视同人类社会，而不是遍在的道；与模仿概念不同的是，它认定作家对宇宙的关系，是不自觉的显示而不是有意的模仿。”其实，既然论到“决定”，无论自觉与不自觉，皆在“被决定”之列，而与“模仿理论”无关（刘若愚四要素圆形理论架构图表，未给模仿理论留下位置，不知何以在此处又冒出了“模仿理论”）。另一方面可能的原因是，为刘若愚搜集整理材料的研究助理路易莎·李德（Louisa Mcdonald Read）未能找到足够的材料，因此造成了刘若愚的一个误解：“决定论的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没有详细的论述。”其实，仔细搜检中国文学批评历代文献，阐述“决定理论”的为数不少。黄庆萱举出了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说（黄氏以为“感于哀乐”是表现理论，“缘事而发”是决定理论。其实“感于哀乐”是被外界的哀乐之声所感召，而不是自己抒发哀乐之情，所以两者都是社会现实影响文学的决定理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梅圣俞、朱熹等人的有关论述，并特别举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阐发的“时运交替，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认为这也是标准的“决定论”，不知刘若愚为何视而不见。
在黄庆萱所举之外涉及决定理论的材料尚多，如刘禹锡有《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论道：“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这个“文章与时高下”的理论影响甚大，后来的学者常常引用发挥，如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能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兴衰。”都穆《陆贾〈新语〉后记》：“昔人谓文章与时高下，质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汉，此书殆其一也。”郎瑛《七修类稿》：“尝言唐诗、晋字、汉文章，此特举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凡此各家，皆认定社会政治的盛衰决定着文章的高下，自然可以补入“决定理论”。
综上所述，刘若愚关于“决定论的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没有详细的论述”的论断是不准确的，虽然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中国历代文学中有关“决定理论”的材料网罗齐备，但是仔细搜集，写成与其他理论并列的一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