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删削了艾布拉姆斯体系中原有的“模仿理论”和“客观理论”，遭到不少理论家的批评。
美国学者威廉·汤普斯（William F。Touponce）在《刍狗——解构析读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书中拟仿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刘若愚认为中国本身的文学传统并无模仿的理论，乃是另一套文学理论——文学是要体现‘道’。此见解来得奇怪，因为根据刘氏，‘对往后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的特殊贡献最可能来自此一理论’。但是，这个‘中国特殊的理论’只能以一种与西方的拟仿理论不同而且互相排斥的方式，才能为世人所理解。依西方晚近发展的模拟论述来看，这些说法不无可议之处。据个人的浅见，拟仿乃世界文学之共通现象。”
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刘若愚〈中国文学本论〉架构方法析议》一文中也曾经对刘若愚的文学理论系统架构和方法提出批评，认为刘氏系统在“世界”与“作品”之间没有连线与箭头，因而取消了中国文学中的“模仿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另外，刘若愚承认“文学作品”的客观存在，但是否定“客观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在建构他的文学理论图示之后，刘若愚说：“有人可能认为此图没有容纳视作品本身为对象的客观理论。事实上，我们虽然不必否认文学作品的客观存在，而与作家创造作品的经验与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是分开的，或者进而讨论艺术作品的本性或存在形式，然而，我们仍可认为：任何人，甚至‘客观’的批评家，若不采取作家或读者的观点，是无法讨论文学的。”黄庆萱认为，就理论上看，诚如刘若愚所说：“若不采取作家或读者的观点，是无法讨论文学的。”因此文学上纯“客观理论”很难存在；但就历史存留的事实来看，无论中外，主张“客观理论”者大有人在。刘若愚所云“甚至客观的批评家”，便是对此种事实的承认。我们可以指出此种“客观理论”的盲点，但不可以抹杀此种“客观理论”的存在。黄庆萱举出了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苏轼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邵雍的“以物观物”等论述，证明中国古代文献中“客观理论”的确存在，正好与艾布拉姆斯揭示西方“客观理论”相互比较。
我们认为，既然艾布拉姆斯已经举出了西方文论中的“模仿理论”和“客观理论”，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又可以找到类似的理论，那就不能视而不见，可以考虑采用综合艾布拉姆斯与刘若愚理论体系的方法，把这两大理论增列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