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对刘若愚所梳理的六种中国传统文论作了评述，几乎在每一个部分我们都对刘若愚的分析作了订正或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刘若愚的分析方法及其建构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不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所以，我们主张对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系统架构做修补完善的工作，而不赞成将其彻底解构乃至摧毁。我们之所以持这种主张是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刘若愚的研究方法是西方汉学界的选择之一。
乐黛云在为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看来宇文先生对于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来向美国学生讲解中国文论也是颇费斟酌的。他不大赞成刘若愚的办法，即把中国文学理论按西方的框架分为几大块再选择若干原始文本分别举例加以说明；他既不满足于像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所著的《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那样，从一个人的著作一直追溯到诗歌和文学讨论的源头，也不满足于像余宝琳（Pauline Yu）的《阅读中国传统意象》那样，选择一个核心问题，广泛联系各种文论来进行深入讨论；他创造了第四种方法，在“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要么为照顾每一特殊文本的需要而牺牲连贯性”的两难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即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仅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他的讲述采用统一的形式：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译文（英文），然后是对该段文字逐字逐句地解说（不是概说）和对所涉及问题的评述。这就轻而易举地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这样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宇文所安之书的优点诚如乐黛云所论，但是，该书的性质接近文学批评史或文学思想史，很难展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架构，所以，宇文所安本人也承认，他的第四种方法（翻译加解说的选集）只是对前三种方法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综观美国汉学界处理中国文论的四种方法，应该承认，只有刘若愚的称得上是对中国文论的全方位的系统架构。当然，条条道路通罗马，各种方法也许会殊途同归。后续的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性之所好选择某种既有方法或尝试某种新的方法，互相尊重，和谐发展，而不必要固执己见，而斥他人之非。
第二，刘若愚的批评位置不是“以西释中”。
曹顺庆在《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一文中批评道：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这是一部典型的以西释中之著，该书根据艾布拉姆斯（M。H。Ab rams）《镜与灯》（T he Mirror and T he Lam p）中所提出的艺术四要素，对中国文学理论加以梳理排列，总结出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实用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梳理，的确前无古人，“可以说在架构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刘若愚的这部论著，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平心而论，由于以西释中，完全以西方理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会曲解中国文论，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由于运用艾布拉姆斯之文论话语，将中国文论加以切割，牵强之处似乎无法避免，全书为迁就架构而寻找证据的味道非常浓。甚至有一些论证不准确，例如说《文心雕龙》没有“决定的理论”，事实上，《文心雕龙·时序篇》讲的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就是刘若愚所谓“决定的理论”，奇怪的是为什么刘若愚说《文心雕龙》“没有决定的理论”。或许，刘若愚这种以西方文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学理论的以西释中，有着其先天不足，注定了这种研究方式所必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憾。
曹顺庆指出刘若愚此书中的疏漏和错误是毋庸讳言的，我们在上文的评述中也指出了这些疏漏。但是，将刘若愚的批评角度定位为“以西释中”则是不尽妥当的，刘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语际批评家”，定位的不妥会导致曲解刘若愚的批评立场和他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苦心。
刘若愚在此书的《结语》中说：“我们必须致力于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寻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点和性质，以及批评的概念和标准。否则，我们不应该再谈论（普遍的）‘文学’（literatu re），而只谈分立的‘各种文学’（literatures），不该谈（普遍的）‘批评’（criticism），而只谈‘各种批评’（criti-cisms）。”出于语际之间批评家的位置，站在发现和建构世界文学理论的角度上，刘若愚借鉴和改造艾布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理论来建构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生产流程之中，可以说，正是刘若愚寻找到的“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的特点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可以接受的理念的话，为什么不能够用“四要素”这样一个虽然出自西方但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框架来分析和整合中国文学理论呢？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刘若愚非常反感别人称他为“欧洲中心”论者。在《中国文学理论》刚刚出版不久，一位学者发表的书评批评刘若愚是“欧洲中心”论者，令刘若愚大为光火，他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反批评：
《人文协会评论》的编辑先生：
鉴于施密特在你的杂志（28卷，1号）上发表对我的书《中国文学理论》的评论，我希望回应并澄清某些关键要点。
首先，我申明我在人种上和文化上都是中国的，我出生在北京并在那里长大（我在那里完成大学和研究所学业），我的母语是中文。更何况，我至今仍然用中国古文写诗和写信。
因此，当施密特指控我“欧洲中心”和具有（西方）“种族优越感”，并谦虚地称赞我对“中国的语言有相当令人钦佩的运用能力”时，这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讽！如果他真正理智地指出我的分析有“西化”的倾向，我绝对愿意答复如下：
首先，简单地说，那不是真实的。同他主张的那样，考虑到中国那些巨大的百科全书（类书）全部的可用到的有关分类知识是分出诸如“天”、“地”那样不确定的范畴，等等，可知分类在中国的思想中是不典型的。事实上，另外的读者指控我有“典型的中国式分类的倾向”。我感觉到有点像是马丁·路德·金同时被称作“种族主义者”和“汤姆叔叔”一样。
其次，中国的文学和批评只应该在中国的条件下学习的想法与历史相对论者的主张近似，依照那个想法，为了研究莎士比亚，只能是在唯一的文艺复兴时期，而不是在现代批评的时期。如果我坚持不改，他正好指控我有现代人的“种族优越感”。事实上，同族的欧洲的汉学家与罪犯谁更愿意看未曾触及的中国的文化？我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文学和批评遭受这样的命运，正相反，我希望它们在西方被阅读、被处置、被研究和被欣赏，就像西方文学与批评一样。
最后，施密特关于英文批评家写有关莎士比亚的类比是不适当的，因为我是用英文写有关中国的文学和批评。如果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批评家用汉语写莎士比亚或约翰逊博士，他将被劝告很好地熟悉中国的文学与批评术语，以便在能理解的条件下向有文化的中国读者解释莎士比亚和约翰逊。那就是我为什么努力这样做的原因，不仅在本书中，我前此的四本书和众多论文也都这样做了，而不是相反。用说英语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学和批评推荐给他们，尽量做到不要篡改中国文学和批评的性质。如果说这就是“种族优越感”，它一定是“种族优越感”的特别的形式。
笔者所存信件是林理彰寄来的英文打字手稿，不知是否发表过。为了存真，我们把英文原稿附录于下：
T he Editor，T he H umanities Association Review，
I wish to reply to，and clarify，certain points raised by J。 D。Schmidt in his review of my book，Chinese T heories of Literature，which appeared in your journal（Vol。28，No。1）。
To begin with，I am ethnically and cultu rally a Chinese，having been bor n and brought up in Peking（where I attended school university，and graduate school），and my native lan-guage is Chinese。 I might add that to this day I still write po-ems and let ters in Classical Chinese。
It is therefore the height of irony that Schmidt should ac-cuse me of“Europeanism”and“ethnocentrism”，and to com-pliment me condescendingly on my“quite admirable com man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f what he really means is that in-tellectually，I am too Westernized in my penchant for analysis and categorical I would reply as follows。
First，it is simply not tr ue，as he asserts，that categori-zation is not typical of Chinese thought。 Just think of those e-nor mous Chinese E ncyclopedias in which all available knowl-edge is classified under categories like“heaven”，“earth”，etc。In fact，another reader accused me on“the typically Chi-nese penchant for categorization”。I feel somewhat like a Martin L uther King being called both a“racist”and an“Uncle T om”at same time。
Secondly，the idea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should be studied only in Chinese terms is analogous to histor-icism，according to which，for in Shakespeare should be stud-ied only in terms of Renaissance rhetoric，but not teams of modern criticism。 Had I insis ted on this，it would have been just if to accuse me of“ethnocentrism”。As a mat ter of fact，this mentality is akin European Sinologues and Sinophiles who would like to see Chinese culture，untouched。I have no wish to see Chinese literatu re and criticism meet such a fate，on the contrary，I want them to be read，handled，studied，and enjoyed as Wester 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are。
Finally，Schmidt's analogy with an English critic writing about Shakespeare is inapp ropriate，for I am writing in Eng-lish abou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If an English critic were to write about Shakespeare or Dr。Johnson in Chinese，he 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acquaint himself with Chinese criticism and to interpret Shakespeare or Dr。Johnson in ter mscomprehensible to literate Chinese readers。What I have at-tempted to do，not only in the book concerned but in fou r pre-vious books as well as numerous articles，is the reverse，i。e。to pres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o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in terms they would comprehend，with in the least falsifying the natu re of Chinese literatu re and criticism。If it is“ethnocentrism”，it must be“a s trange form of ethnocen-trism”indeed。
这封给编辑的信颇能表明刘若愚的心迹，他希望用英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学与批评，秉持的原则是尽量做到不要篡改中国文学和批评的性质。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反而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曲解中国文论，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这对其人其书的评价恐怕都是不公平的。
第三，对刘若愚理论批评架构的改善、补充和应用。
刘若愚的理论图表相对艾布拉姆斯虽然有所改进，但也有所不足，还有可改善和补充之处。
台湾学者张双英在《文学理论产生的架构及其运用举隅》一文中，比较了艾布拉姆斯和刘若愚的两个图表，指出两家图表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未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建立直接连线。其实在作家与读者之间是有可能产生文学理论的直接关系的。张双英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情形却是屡见不鲜，最有名的例子如唐代作家元稹与白居易之间，或是白居易与刘禹锡之间有关文学的讨论；另外如建安时期文人的讨论也所在都有，但却被这两个图表忽略掉了。”他又说：“某个（些）读者以直接的口语或间接的书信等方式与作家讨论其作品——不论这读者是作者的亲人、师友，或是毫无关系的批评家。这个关系，慎重思索之后，不难发觉它也是对作家创作作品时颇有影响的。”
黄庆萱在艾布拉姆斯与刘若愚二图表的基础上，参考张双英的意见，列出了一个进一步改进的图表：
这个图表可以看成是艾布拉姆斯图表与刘若愚图表的结合，其好处在于可以恢复被刘若愚拿掉的艾布拉姆斯的“模仿理论”和“客观理论”，其缺点在于改掉了刘若愚图表作为艺术流程模式的圆转和流动的优势。笔者认为，其实无需改回三角模式，只需在刘若愚模式的基础上，在世界与作品之间和作者与读者之间增加两条十字交叉的连线，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一方面增加了世界与作品、作者与读者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刘若愚模式圆转流动的优势。图示如下：
这个理论架构图示将刘若愚的“技巧理论”与“表现理论”合并，保留了五大理论，增加艾布拉姆斯世界与作品之间的“模仿理论”和针对作品的“客观理论”，增加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理论”，总共可以列出八大理论分类：
——在世界和作家之间有“形上理论”（文学为宇宙原理的显示）
——在作家与作品之间有“表现理论”（文学是作家情感与技巧的表现）
——在作品本身有“客观理论”（文学作品客观存在的理论）
——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有“接受理论”（作品影响读者，读者再创造作品的理论）
——在读者与世界之间有“实用理论”（读者收到作品影响从而作用于社会的理论）
——在作品与世界之间有“模仿理论”（文学是作品对世界的模仿）
——在世界与作品之间有“决定理论”（文学作品受当时社会现实所左右）
——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互动理论”（作家与读者互相激励互相影响的理论）
可以说，如果不在“四要素”中加入新的元素，上述八大理论的建构已经颇为完备，并且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叶维廉在《比较诗学》（1983年）中虽然又增加了一些要素（文化、历史、语言等），但仍然承认四者为最基本因素。黄庆萱还建议加上“文学研究”的因素，构成十大理论。但黄氏设计的图表太复杂了，失去了理论概括简明扼要、条例清晰的初衷。
尽管刘若愚的这部著作存在有“强调归纳，实属演绎”、“选择资料，武断矛盾”、“辗转引用，未据原典”等瑕疵，但是，瑕不掩瑜，刘若愚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影响非常深远。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提出，文学理论的任务包括四个方面：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作品构成论和文学接受论。这四个任务与由艾布拉姆斯提出，由刘若愚改进的“文学四要素”相吻合，构成文学活动的螺旋式循环系统。可见，刘若愚的理论体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接受，成为有机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