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相传是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却说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丰守禹之祀”，是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
这个千古历史悬案，自20世纪20年代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展开聚讼论争以来，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清代学者梁玉绳认为，大禹巡狩并葬会稽之事，不足依据。当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并不应远来于越(见《史记志疑》卷二)。
顾颉刚先生即指出：“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载《古史辨》第1册)蒋炳钊、辛土成等先生认为司马迁之说大可怀疑，蒋先生指出：把越说成是夏代的后裔，从考古资料到文献记载都难于找到可靠的证据，越族不是夏族的后裔是很清楚的。系统地批判了流传已久的“越为禹后”说的错误(见《“越为禹后”说质疑》，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
梁钊韬先生则主张在夏禹的时候，东夷越族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成员，共同建立了夏国。因而东夷越族在传说中，流传他们是夏的后裔．其后文字记载便把越王勾践的祖先认为是源出于禹之后，是合理的。
可能在夏之时，会稽在山东泰山附近，为东夷越族人所崇敬，其后苏、鲁地区与华夏民族融合，不再被称为越人，后浙江越人因怀念其先祖，会稽一名又出现在浙江。
故这个传说颇有来历，并非随便臆造(见《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载《百越民族史论集》1982年版)。
刘宜均、赵鸣先生对林华东先生在《再论越族的鸟图腾》(《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夏禹是不可能到达浙江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夏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及大禹死于会稽之事，史书中均有记载，尤以《越绝书》记述最详。
依《越绝书》所载，大禹曾两次剑过绍兴会稽，第一次是为了治水，并在此计功行赏；第二次足称帝以后巡狩江南时，病死于会稽，被拌在会稽山下。
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见《禹葬会碴考》．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对此，林华东先生撰文就大禹与绍兴会稽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剖析论证，答复了刘宜均、赵鸣先生。
林文认为先秦卉籍记载中的会稽并无确指，就在今日的绍兴，逮至西汉，司马迁才提出会稽就在绍兴的观点，东汉以后，这个说法便被解释得更加具体，后代方志又大加附会、渲染，派生出种种传说来。
绍兴会稽大禹陵、禹庙、禹穴，果真是夏禹圣迹吗?林文认为欲解此谜，当从考古学人手，再印证以典籍，方能揭示当年原貌。
如果大禹时代的宁绍地区已纳入夏之范围，那么，它在考古学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应与夏文化基本一致。
目前，夏文化遗存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而浙北、宁绍地区相当于夏商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上海市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即“马桥类型”两者分布范围不同，文化面貌更是差别很大，绍兴并非夏王是很清楚的，大禹绝不可能远离故地在此冶水，或朝会诸侯，并葬于此。
徐旭生先生也曾指出，当时“钱塘江以南的山岳丘陵地带，也不至于有洪水的泛滥”(《中困古史的传说时代》)。
其实，王充早就对此提出异议，他在《沦衡·书虚篇》中说：“舜全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指出“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虚也。巡狩本不致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乇充是汉代浙江上虞人，对于会稽逸闻古事，当有了解和调查，并不以司马迁之说为然。
林华东进一步根据《管子·封禅》《墨子·节葬下》和《史记》所载：“禹封泰山，禅会稽”，以及《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会稽”是：“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禅于会稽是也”，和杨向奎、梁钊韬等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早期的会稽应在山东泰山附近，绍兴会稽是由山东的会稽乔迁而来，这是同某支夏后裔南徙入浙有关。
《吴越春秋》曾载范蠡筑越城成功后，怪山自生，说是从山东琅琊一夕自来，此文反映出越之先袒由山东南徙之若干史影；《越绝书》载越王勾践灭吴后迁都琅玢，也不无重返桑梓之嫌。
当时，夏人抵浙后，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在一起，并慢慢占据统治地位．后因怀念其先祖，故会稽一名与大禹的传说便出现在浙江了。这种例子不在少数，而司马迁因相距年代久远，不明其中底细，误把乔迁的绍兴会稽当做山东泰山附近的会稽，致使后人欲识其真面目，诚非易事(见《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
陈桥驿先生在《“越为禹后”说溯源》(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一文中即主张大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践强大以后，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有意编造出来，并加以散布，属托古之辞。
少数民族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编造一种传说以自称汉族后裔的事，在以后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