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大部头里的小故事(外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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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名人传》:感受忧患中的英雄气息(2)

1881年秋,托尔斯泰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全家迁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的心绪很坏,因为上流社会消闲娱乐的风气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侵袭着他的家庭生活。街头的喧闹,城市的拥挤,奢侈与贫困的尖锐对立,无时无刻不使他心烦意乱。他为了寻求同人民和大自然接触。他乘船渡过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大自然的环抱求得休憩。当他在树林里遇上干活的人们,就愉快地同他们一起锯木头,劈烧柴,长时间地交谈。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1881年严冬的一天下午,他访问了希特罗夫小客栈,在这里聚集着许多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饥饿,衣衫褴褛,在严寒中颤抖,等待着进入这个贫民小客栈过夜。托尔斯泰把身上带的钱全部分给了他们,但是还不够,不能满足十分之一的农民的要求,成千双熬苦受难的眼睛盯着他,等待着救济。

1891年和1892年,俄国中部几省发生特大饥荒,托尔斯泰听了目击者讲述饥荒情况后,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就带着女儿玛莎一起到梁赞省别基切夫卡村开设了赈灾救济点。他赈灾的活动范围很广,工作很多,为救济点购买粮食,给穷人分配干草和烧柴等等。他的妻子也极力帮助他,收集捐赠物资,购买食物发往救济点。儿子谢尔盖也在图拉省契尔诺县从事救灾工作。许多大学生和进步人士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也纷纷参加了赈灾活动,一时出现了救灾热潮。

托尔斯泰看到灾情严重,非常着急,就上书沙皇政府,请求政府迅速周济。但政府不予理睬,反而极力掩盖灾情,不许报刊提“灾荒”二字。托尔斯泰对此很不满意,秉笔直书《论饥荒》一文揭露他们的罪行:“人民的饥饿是由我们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造成的。人民生活条件太差,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又荒芜不堪。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从事一切可怕的劳动,而劳动的果实却全被城市或乡村中的富人吞食了,这样劳动人民怎能不饥饿?”

政府禁止各报刊登载这篇文章,后来它在国外发表,仍然引起了当局的恐慌。沙皇政府十分害怕托尔斯泰,派秘密警察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监视他的行动。

在离人民越来越近的这段时间里,托尔斯泰进行着《复活》的创作。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过艰难的探索,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前后共写成六稿,使柯尼的故事与作家所希望揭露的社会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的篇幅也逐步扩展,由中篇到长篇,最后成为一部批判尖锐、内容丰富的社会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毫不妥协地揭露了他们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提出了道德完善的问题。作品还反映了作家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矛盾,表现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将要到来时的思想情绪。

小故事里的大道理

托尔斯泰是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特别擅长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灵深处的复杂变化,通过他那严谨的笔触、精细入微的分析袒露在读者面前。

很多同学常常抱怨自己的文章写不好,其实根本原因是不够用心观察生活。文学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闭门造车永远不可能创造出感人的作品。托尔斯泰卓越的写作能力,与他深入人民中间,留心观察下层人民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革命与出走

继远东战争以后,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城市里爆发了群众性的大罢工,农村里农民起来焚毁了地主的庄园。这时,托尔斯泰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欢迎革命,认为它能够从大刽子手和掠夺者手中拯救俄国;另一方面,他反对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和消灭私有制。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托尔斯泰意识到了自己的说教——不以暴力抗恶的毫无效果。当革命失败,人民遭受屠杀的时候,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替人民辩护,多次上书沙皇政府,为民请命,希望“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

1908年5月,他从报纸上看到20个革命者因为袭击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的新闻,心中充满了恼怒与愤恨,立即写下《我不能沉默》一文,批评当局者的残酷和狠毒。这篇论文通过图拉的地下印刷所排印,秘密地传播开来。虽然托尔斯泰竭尽全力,但革命还是被统治阶级镇压了,而此时的托尔斯泰,已经垂垂老矣。

晚年的托尔斯泰长期处在徘徊动摇之中,他毕竟与自己阶级的习惯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爱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不想让他们陷入困窘的境地。但是,他在自己家里生活的时间越长,他的精神就越烦闷,周围的气氛也越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夫人索菲娅的父亲是宫廷御医,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出入宫廷,上层贵族阶级的生活习惯较深,未能摆脱世俗偏见,于是在如何对待财产和享乐生活等问题上,家庭矛盾就开始发生了。

家庭的矛盾斗争并未结束,矛盾又从田产转到著作权上来。托尔斯泰公开表示要放弃1881年以后的著作权,供社会公共使用。然而,妻子索菲娅却坚决反对,到处搜查托尔斯泰的手稿。有一次,托尔斯泰重病躺在床上,索菲娅还要逼着他说出收藏手稿的抽屉钥匙。女儿萨沙恳求她不要打扰父亲,她却气愤地说:“我要钥匙,要知道,他一走,手稿就会被人偷走。”在索菲娅看来,似乎手稿比托尔斯泰的身体更加重要。

托尔斯泰没有办法,只能秘密地写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他的著作权死后交给子女,由他们共同负责捐献给社会。索菲娅从托尔斯泰的秘密日记里知道他写过这份遗嘱,就逼着他交出并毁掉这份遗嘱,托尔斯泰不肯,于是矛盾就更加尖锐起来。

1910年秋,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起初,他打算移居到农民诺维科夫居住的鲍罗夫科沃村,后来又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到南方去,大概是想到高加索去,因为在青年时代,那里的人民和大自然使他倾倒迷恋。

10月28日,清晨3点钟光景,彻夜未眠的托尔斯泰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响声和翻动纸张的声音;一缕烛光从通向卧室的门缝里透过来,他知道索菲娅又在搜寻遗嘱。他就点起蜡烛,坐了起来,索菲娅感到惊讶,连忙走了进来,表面上是询问健康情况,实际上是来监视和查问,这使托尔斯泰非常恼怒。当四周寂静下来以后,他从床上爬起来,用颤抖的双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心情激动地给索菲娅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后,便坐着一辆四轮车离开了家和庄园。

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托尔斯泰生病了。秋天的阴霾天气和感情的煎熬,都不能不影响82岁老人的虚弱身体。在阿斯塔波沃车站(后改名为列夫·托尔斯泰车站),人们把完全病倒的托尔斯泰从列车上抬下来,安置在奥佐林站长的家里。11月7日清晨,不幸的老人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整个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进步人民都表示哀悼,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工人、农民都来迎接作家的灵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将作家的灵柩从车站一直抬到庄园。根据作家的遗愿,人们把他安葬在老树林里,成千上万的人护送着他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

小故事里的大道理

曹操曾有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托尔斯泰对革命的热情和对人民群众的向往,不因为他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而减退,相反,病榻上的他依然在寻求用自己一生唯一成就的事业——写作——来为社会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