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为王的时代，开发商铆足了劲抢夺土地资源，地价就在一轮一轮的“圈地运动”中涨了起来。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地价，离你的生活太遥远了。但由地价决定的房价，却在真真切切影响你的生活指数。土地的价格年年翻高，这就决定了房子的价格从根上就开始飞涨了。这是经济学上的“物以稀为贵”。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看涨，较高的消费预期同样会推高房价。
经济学家们经常用“赞扬价格欺诈”的语调，认同对稀缺资源征收高价。举一个例子，自然灾害发生时，你担心你的孩子会脱水，你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店主认为此时不能乘人之危，于是他不会比灾害发生前多收你一毛钱。一开始，你为这位店主人的高风亮节所感动，但很快你就失望了，因为水卖完了。如果你不幸遇到的是一位地道的价格欺诈者，他可能会趁火打劫，1元的水卖20元。尽管你非常不满，但你买到水了。不良商人为获取高额利润，把大量的水囤积起来。当他们以高价卖出时，顾客会更谨慎地购买，所以不良商人囤积的水并没有被前面的顾客一抢而光，你也有了救命的水。所以，正是这个不良的价格欺诈者救了你的孩子。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
当然，你可能会说，在我们国家，发生自然灾害，会有同胞慷慨相助，送来水、食物等，我们不必理会那些乘人之危的价格欺诈者。但是，当有一天我们无地可用了，又有哪个国家会慷慨到送给我们大片的土地？一旦土地的价格过低，开发商难免会一哄而上，土地资源将会面临急剧枯竭的困境。当然，我们也不能任由土地价格飞涨。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1元的水卖20元可以接受，如果卖100元、1000元甚至1万元则是疯狂了。土地的价格会上涨，但也不能不靠谱地涨。
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住房需求不断增加。与可以大批量、高效率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相比，房子的建设周期要长得多。拿地、建设以及装修都需要时间，较长的建设周期决定了--即使房地产商昼夜不停地赶工，也很难满足人们呈几何数增加的住房需求。而且，人们不但有第一套住房需求，还会有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房需求。不够健全的社会保障，导致人们的不安全感时不时冒出来。所以，人们可能购买第二套房子，用来对冲通货膨胀，并通过出租获得收益，并备将来养老之用。人们购买第三套房子给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的财富积累还不足以支付房费。
房子供不应求，房价下跌的空间并不很大。退一步，即使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房价，房价跌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低谷，人们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谁能轻而易举地买房？
或许，你应该先问问，谁住得起房子。你买不起，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
房子那么贵，不但有人买，还抢着买，你想买还不一定逮得到机会。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购房者排队购房的“盛况”。2010年3月22日，杭州绿城蓝色钱江的销售点，购房者半夜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地媒体也夸张地以“购房者逼开发商开盘”做标题。开盘后不久，现场所有房源都被抢购一空，某些偷偷摸摸做房号中介的号贩子已经把房号炒到了50万元。仅仅1个月之后，杭州下沙金沙湖板块德信早城的开盘现场，有4000多人抢购296套房源。
现在，你无论参加什么聚会，房子总是自然而然成为头号话题。当你慷慨激昂痛斥房价过高，你会得到一部分人的热情共鸣。不过，很快你会发现，共鸣的人跟你的处境并不完全相同，一些人已经买了房子，而且还不止一套。
买房子的人主要分为3类人：
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有一个富爸爸，即富二代；白手起家小有积累的白领。
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即财富金字塔的上层，如私企老板、国企高层、私企高级打工者等，他们是中国的富人。他们财力雄厚，买房子对他们并不费力，别说1平方米1万元、2万元，就是3万元、5万元也能承受。他们不缺房子住，他们往往有了第一套房子，还想买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房子，或者干脆专门拿出资金炒房。
中国的富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民间资本，成为买房的重要力量。民间资本不在银行的掌控之下，它们在民间以或聚或散的方式涌动，我们只能用浩浩荡荡这个最模糊的数字来衡量民间资本的规模。仅温州就聚集了高达6000亿元的民间资本，所以民间资本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实业尤其是制造业利润较薄，国内投资渠道狭窄，民间资本不再盯住实业不放，转攻房地产、股市等暴利行业。以“短、平、快”著称的民间资本，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起来进入房地产，并导致房源短缺，抬高房价，这就是“炒房团”，如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
如今，炒房团已经被“江湖化”和“神化”。在很多人看来，他们能呼风唤雨，玩房价于股掌之间。炒房团的组成人员也是三教九流--背后有老板丈夫撑腰的富太太们，禁不住利益诱惑的散兵游勇，以及专业操作大户。这些老练的炒房团，似乎已经摸准了房地产行业的秉性，尽管国家政策调控层出不穷，也有撒手锏，但这几年的楼市怪相，更让他们坚信中国房产“越调越涨”的悖论才是规律。
赶上房子火爆的时机，有不少“小型富人”借助炒房，成功晋级为千万富豪。《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炒房者和职业股民是千万富豪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靠房子这个支点，财富“马太效应”的速度越来越快，财富金字塔顶与塔底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如果你手里只有20万元，仅够在一个二线城市买一套房子作为首付，贷款自住；他手里有几百万元，可以轻松在一线城市全款买一套地段和户型不错的房子，一转手，户头上多了几十万元。
借助“富爸爸”这块跳板，也可以轻松跳过买房这道难关。中国的“富爸爸”尤其是“暴发户式”的富爸爸，他们对子女出手慷慨，为子女买车、买房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
最后一部分人勉强买得上房子，他们是前面所说的白领阶层，他们大多即将成家或已娶妻生子或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坚力量，拖家带口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买房子的步伐。他们有一定的存款，能凑够首付。这部分人虽然已买上房，但往往与广大的“无房族”结成联盟抱怨无序的房市和过高的房价。他们虽买得起房子，但过得也不舒适，他们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房奴”。
盼星星、盼月亮地住上新房，也意味着漫长的房奴生活开始了。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背负了一大堆首付债务、房贷……所以，他们工作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生怕被炒了“鱿鱼”房贷没有着落，也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花钱，甚至一些教育方面的投资也被束之高阁，更不敢随便说出跳槽这样的话来。房奴，奴也，为房子所奴，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并践行如何垒高自己的财富金字塔。
以身相许房子，悲也？幸也？没资格做房奴的却还十二分羡慕他们。
“看不见的手”推你进入“蜗居”
房地产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还是市场。今天房价的泡沫越来越大，但推动泡沫越来越大的并不是自由调配资源的市场，而是非市场因素，如政策洗牌导致的寡头，被GDP主义驱使的地方政府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国内投资渠道狭窄导致民间投资的趋同化与同质化，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等。
房价高企带给政府一道尴尬难言的民生大考题，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必须出台调控政策，制止楼市的疯狂行为。2010年末开始，中国政府屡屡落下房产宏观调控的重锤，如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开发商以后拿地时，“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特殊项目可以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严格二套房贷款管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共同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其中一人或多人已有购房记录的，该套房产的共同购买人均不适用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契税优惠政策；加大保障住房力度……
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轮番围攻，必然会形成累加效应。虽然直到2011年底，各地房价依然坚挺。但是，政府的强力调控的确抑制了市场需求，开发商面临的资金压力也越来越大。此时，政府与开发商博弈的砝码，在于谁坚持的时间更长。开发商“现金为王”，虽然前期可能会冲劲十足，但后发优势差，不适合打持久战。论打时间战，中央政府更占优势。
宏观调控政策调的是房地产开发商，推动房价高涨的另一因素--地方政府，也不能忽视。
中国的GDP主义，已经成为较严重并流行的官场学问。作为国际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GDP的增长固然能给我们种种实惠--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提高，政府税收增加，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足。
但是，如果过分偏重GDP，就有可能过犹不及。我国目前的体制仍然是竞技制的，力争赶超英美，GDP成为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考核压力。GDP越高，就说明他们越有政绩，越有面子，就越有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如果GDP垂头丧气，他们可能会很自然地被贴上“能力差”的标签，可能就会在仕途上止步不前。
除了单纯的GDP考核，不少官员对“面子工程”相当关注。“面子工程”，顾名思义就是在面上的，能够让官员长脸的工程。现在的“面子工程”不外乎集中于拔地而起的建筑物，哪个地方的楼高、广场大、商业区装修得“金碧辉煌”，官员的“面子工程”就越漂亮。
无论是增加GDP，还是兴建“面子工程”，都需要钱，而且短期内大量需要。哪里才是地方财政的钱袋子呢？与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相比，房地产有着得天独厚的“短、平、快”优势。卖一块地，就有几个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收入。
要改变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密切的关系，避免地方政府绑架房价，就要改变单纯的GDP考核，除了GDP，把就业率、环境保护等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就不会只盯着GDP不放了，就能有效清除开发商背后的权力力量，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也就能少遭遇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了。
然而，我们也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住房的不可替代性、大规模的住房需求以及土地的稀有性，决定了房价理性回归的空间并不很大，更不会是白菜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能否在房市中分一杯羹的砝码只有一个--有没有钱。如果你没有钱，房价再低，你也买不起。如果你手中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房地产经过再多轮的洗牌，你也可能就只是在岸上看风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抄底资本。
所以，你如果朝思暮想拥有自己的房子，你就要勤劳致富。你有钱了，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富有的改变，取决于国家和个人的双重努力。
整体上只有民富了，才会有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子。我们的紧邻日本，经济停滞长达近20年，但民众生活仍然富足，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有70%国家创造的财富落进了民众的口袋。而中国，虽然国家高速发展，但收入分配不均衡，并未真正形成“民富”格局。在2011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政府明确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并且要抓紧制定调整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你立志勤劳并且把勤劳用到正确的地方，需要我们的政府提供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冲破种种天花板，为勤劳并懂得如何勤劳的人提供更多的上行空间。有的时候，你愤愤不平不断抱怨，抱怨的并不是可以导致贫富分化的市场经济。因为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是一种差别驱动，会激励你自发勤劳，并寻找正确的勤劳技巧。你真正抱怨的是，权力在市场中指手画脚得太多，公平的运行规则变得模糊，有钱的人有势，得势的人有钱。
而作为个人，你一定要勤劳。至于个人如何勤劳，前面已详细阐述，不再赘述。
任何时候，你不能只顾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除了勤劳致富，你最好加强关注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工程，因为你很有可能就是保障性住房的受益者。
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新加坡住房建设后说：“居者有其屋是关键。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廉租房，让那些买不起房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其次，是建设面向中产阶级的经济适用房。”在新加坡，有八成居民住在政府建设的组屋（组合房屋），但这些组屋无论在面积、地点及质量上都不比私楼差多少。
2011年，中国房改10年之后开始轮回。在中国楼市甘当了10多年配角的保障性住房，终于等来了“变换角色”的时刻。还记得2007年8月，国务院颁布第24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2009—2011年，政府将用3年的时间建设750万套保障性用房。保障性住房不再是凤毛麟角，收入低的人不用“望房兴叹”，更不需砸锅卖铁地购买商品房，因为保障性住房的辐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满怀希望地等待保障性住房的光临。
不管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只要适合你的，你都不应该拒绝照在你身上的政策曙光。毕竟借助保障性住房这块跳板，你有房子住，你的经济压力会减少，幸福指数也会上升。
没有房子的人，尽可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财富收入状况和借力政府再分配，改善自己的住房状况。而有一定存款准备买房的人，自己的“蜗居”更要小心做主。
房价从长远看仍会上涨，但其上涨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在总体上涨中，会出现一些反复，有时会出现短暂下跌，有时会出现急剧上涨，比如今天疯狂的楼市。消费者在购房时，应该顺应房市规律，避免羊群效应，做出理性选择。
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领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
很多时候，我们扮演的是跟风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或影响者。跌了的时候，你可能还在观望和博弈。涨了的时候，由于害怕房价继续涨的恐惧心理，你却盲目地跟风买了。等到房价再次下跌时，你已经没有了买房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