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即实业之道
武士道的真谛包括正义、廉直、侠义、敢为和礼让等美德，这些美德虽可称之为武士道，但是，武士道的具体内容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道德观念。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堪称为日本精华的武士道，从古到今，只流行于士人社会，而在委身于增产功利的商人中，却是极其缺乏此种风气。
古时候的工商业者，对武士道的观念有明显的误解，他们认为如果把正义、廉直、侠义、敢为和礼让等做法用到工商业中，那么生意就会无从做起。像“士不饮盗泉之水”这样的气节，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是一大禁忌！虽然这似乎也是时势所使然，但如同士人需要武士道一样，工商业者也不能没有其道，那些所谓工商业者不需要道德，实在是毫无道理的谬论。总之，在封建时代，这种把武士道同增产功利之道对立起来的看法，就像后世儒者认为仁与富不能并行的观念一样，都是谬误。至于这两者不是背道而驰的理由，现在已经被世人所认识和了解了。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难道不适合武士道的精髓——正义、廉直、侠义等观念吗？上述孔子的格言是说，“贤者居于贫贱而不易其道”，这样的精神，如武士奔赴战场，勇往直前一样。也就是说，不以其道得之，即使能得富贵，也不能安然处之。此义与“古时的武士若不能以其道取之则丝毫不取”的意义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富贵，虽圣贤亦望得之，而贫贱则亦非圣贤所求。只是圣贤之流是以道义为本，而把富贵贫贱作为末。可是，古时的工商业者反对这种作风，最终是以富贵贫贱为本，道义为末，这误解岂不是太严重了吗?
依我看，武士道并不只在儒者或武士这些人中流行，在文明的国家中，工商业者也存在其立身之道。如西方的工商业者，他们相互尊重彼此间的约定，即使有所损益，既有约定，必信守履行，决不违反前约，这样的作风，就是出自于牢固道义心之下的正义廉直的观念。然而，我们日本的工商业者，却还不能完全摆脱旧习，往往存在着无视道德观念、图暂时利益的倾向，这种作风真是令人感到不安。欧美人也常常指责日本人的这种作风。在商业往来中，也不敢绝对信任日本人，这对日本的工商业者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
一般而论，忘却为人处世的本旨，违背道德去图谋私利、私欲，或者谄媚权贵以求得一己的荣华富贵，这些都是无视人间行为的标准，因此，这绝不是永久维持其身价及其地位的方法。如果能以处世立身为志，那么，不管从事任何职业，也不管其身份，只要始终坚持以自力为本，须臾不背离正道，专心致志地力行，然后励精筹谋既富且荣之计，这才能过上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现在，把武士道移用为实业道是最好不过的。日本人必须要坚持以充满大和魂的武士道来立身，不管是商业，还是工业，都要本此心灵与世界各国一较长短。
宜以相爱忠恕之道交友
中日两国之间，有同文同种的关系，无论是从国土相邻的地理位置，还是从自古以来的历史渊源而论，乃至思想、风俗、趣味等方面具有的共同点来看，都应该是互相提携、彼此合作的两个国家。那么，应当如何达到提携之实呢?其对策无他，不外乎理解人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相爱忠恕之道相交往而已。这一方法也包含在《论语》中。
商业的真正目的在于互通有无，彼此蒙惠。殖利生产的事业也要与道德相随，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因此，在我国与中国的事业发生关系之际，也应持有忠恕的观念。我们当然要谋求本国的利益，但同时也要对中国有利。这样，要达到真正相互提携的目的，决不会太难。
通过对史籍的了解，我们尊敬的中国从唐虞三代到后来的殷国时代，当时的文化最发达，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至于科学知识，在当时的史籍中所能看到的天文记事虽然被认为不合现代的学理，但把当时的很多事同现在的中国相比，真有今不如昔的感觉。其后，通览西汉、东汉、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所谓的二十一史，各朝代人物辈出，自不可言喻。秦有万里长城，隋有大运河，当时建设这些大工程的目的何在，姑且不论，单就其规模之宏大，便可了解，纵使今世也望尘莫及。因此，自唐虞三代到殷周时代绚烂的文化，不难从史籍中窥看一二。
这次(1914年春)踏上中国的土地，实际考察了民情风尚，则宛如透过极精致巧妙的绘画，想象美人的模样，可是等后来亲眼看到真实的人，才发现原来不如想象时的美而满怀遗憾，正因为开始想象得太好，所以失望也深，可以说是适得其反。而我身处儒教的发源地，却班门弄斧地大谈《论语》，也算蔚为奇观了。
这次中国之旅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尽管中国有上流社会，有下层社会，但却不存在国家中坚分子的中流社会。见识、人格都非常卓越的人物虽然不能说少，但以全体国民来观察，就发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相当突出，而且普遍缺乏国家观念。由于缺乏真正的忧国之心，加上一国之中又无中流社会，这两点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两大缺点。
模仿与自创
有识者常常说，日本在思想上应该要避免一些恶习，这就是偏爱舶来品的坏风气。并不是要特别排斥舶来品，但偏重之余，也没有什么好理由来鄙视国货吧！可是现在一说到是舶来品，就以为是优秀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全国人民之间，实在令人慨叹。原因就是日本文明最近的发展，多数是从欧美诸国移植过来的，过去就已为欧化而用心良苦，如今余弊尚存，却呈现在对外来货的偏爱上。
但是，明治维新早已过了半个世纪，醉心欧美的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轻蔑本国的短见还打算保持到何时？实在是毫无自尊可言。因为一块肥皂贴有外国的商标，所以这块肥皂一下就成了好的；因为是舶来品，所以不喝外国制的威士忌会被人家看做土包子，如此这般，独立国的权威，大国民的胸襟，又如何保有?我真诚希望国民有高度的自觉，就在今日、此时此刻，告别心醉的时代，挥别那模仿的时代，走入自动自发、自主自得的境域。
有无相通是经济原则，我并非恶意地鼓吹排外思想，凡事总有得失。前几年，颁布戊申诏书时，很多人都把它误解为极端不合理的消极主义，将奖励国产的宣传看做极端的消极主义、排外主义，许多人都感到迷惑，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给国家带来大的损失。
有无相通是数千年前就已被公认的经济上的原则，违反这个大原则，是不可能谋求经济发展的。以一县的情形来讲，比如说佐渡县得金，越后县产米。就一个地区而论，台湾出砂糖，日本关东产丝。进一步把这个道理扩大到国际间来验证，美国的小麦、印度的棉花，都因地域的不同而产品互异。我们食用他们的面粉，购买他们的棉花，然后，卖出我们的生丝、棉纱。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要生产适合我国人民使用的产品，不要过度购买不适合国人之物。这个原则千万不可弄错。
其次，我们有必要设置奖励会。光有奖励的呼声是没有什么效益的。但是，由于采取了组织的形式，所以，为了贯彻其目的，就一定要着手办实际的事业，以示范天下。目前除了发行会报之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决定。今后应该照规则书所说的，从事国产工商业调查研究，举办产品评比会、演讲会；好好布置一下商品陈列场，办理一般的疑难解答，拟定出口奖励办法等。我认为，其中研究所的设立、产业上的咨询、市场或产品的介绍、试验分析、接受证明的委托等方面，都对国家产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裨益。事业的成败决定于每一个人的双肩，所以都必须为这个会的发展和利益而出力。
最后，我想向当局者进上一言。奖励固然应该大力去做，但是，如果进行得不合理，或找错奖励对象，也会产生负效果的。亲切的做法，反而产生不亲切的结果，保护之心却变成干涉、束缚之实。因此，我希望在从事商品试验和介绍之际，一定要抛弃私利私情，一心为公，切不要忘了公平与亲切的原则。再者，那些想利用日本产品风靡的形势，粗制滥造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欺骗善良的国民，以中饱私囊的商人不可说没有。如若都这样，就会大大阻碍本国产品的发展，大家必须相互警戒，以防止不法之徒的出现。
效率增进法
一提到效率问题，特别是我个人，始终感到非常惭愧，大家一定也会存在这样的感觉吧！如果不注意而让效率恶化到极端的地步，它就会浪费时间，所以，我总觉得，事情的进度必须加以注意。一旦过于疏忽，效率就很差了。效率低下这话似乎是以工人为对象的用语。事实上，不只对工人而言，即使是处理普通事务的人，如果能充分地利用既定的时间，而把事情毫无延误地完成，也就是说，不用更多的人，也能做出很多工作，这就是效率提高了。对其他特定事务亦然。
我这么想，日本的诸君如何呢?可能只是我自己不得其法，但各位是不是真能实现均衡的效率呢?一日工作几小时，在这一工作时间内所做的工作量，是不是真能做到完全像时钟的刻度一样呢?当然，事实上是不能的。有时候用了许多不必要的冗员，有时候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却花了三倍的时间，这都不是正确的用人方法。
有位叫泰勒的人，曾针对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著过书、立过说。池田藤四郎也在某一杂志上讲到如何提高效率。有一次我在美国费城，受到沃纳梅克的接待，当时看到他运用时间的方法令我非常感佩。也只有这么做，才真正能在少量的时间内完成多种工作，这一天的事才能完全做完，真叫人佩服。开始我以为他能对我谈一些有关工厂工人的事，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和我只是整天在一起。从沃纳梅克接待我的情形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沃纳梅克招待我的情形很轻松自如，他对我的安排是：乘匹兹堡的火车下午五点四十分抵达费城，一到费城就乘汽车，六点之前到他的商店，先不要到旅馆，而要直接光临他的商店。
我就按他的安排，一到费城就搭上汽车，不去找旅馆，约在六点二三分到达，他已在店中等我。他随即领我参观他的店。的确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商店，入口处挂着美、日两国的国旗，点着很多华丽的彩色灯泡。而且，当天来访的多数客人都在那儿等待，真像是偶然碰上了大剧院散戏的场面。
我在主人的陪同下，首先在一楼观看了陈列场。接着乘电梯上二楼，在二楼我首先看到的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厨房，这里是为贵客烹调菜肴的地方，另外一间才是为普通客人烹调菜肴的地方。在二楼我还参观了一下厨师的情况。接着参观的是会议室，室内大约能够容纳四五千人同时参加会议。接下来参观的就是教育场所，主要是为商店里的员工提供当前最需要的教育。参观完这三个地方大约花了一小时的时间。七点左右结束了整个参观过程。在我将要回旅馆时，沃纳梅克说：“我明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前去拜访您，这时您大概已经用完早餐了吧！”我说是。
第二天早晨，八点四十五分整，他果然就来了，他问：“从现在起，一直到中午，作一次长谈，行吗？”我回答：没问题。然后，他就从他致力于主日学校的理由，以及我的个人背景等等问题谈起，这样，我们之间的谈话就逐渐活跃起来。因为谈得比较投机，所以这次的谈话比他预计的时间要多一小时左右。午饭时间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他说：“我回去了，两点再来，在我到来之前，您也休息一下，等着我。”
他果然在两点整准时到来，随即他陪同我参观了主日学校的会堂。这个会堂是不是由他出资修建的我不清楚，但真是个华丽雄伟的会堂，室内大约能够容纳两千人。在我到来时，那里已有很多会员。他告诉我，这里什么时候都有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我的到来，才特意召集的。只见牧师先解说圣经，讲完了圣经，又引导大家唱圣歌，这结束之后，沃纳梅克作了一番介绍我的演说，然后他让我谈谈对主日学校的感想。令我困窘的是，沃纳梅克竟对我的演说有异议，而且在大众面前以直接谈判的方式要我放弃孔子之教而信奉基督教，使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好不容易结束了，我们又立即去相邻的妇女圣经研究会作演讲。接着又到离这有一二丁远的地方——工人们聚集研究圣经之处。他对工人们说，这位老人是从东方来的，一定得握握手才好，结果四百个工人一一和我握手，把我的手都握得有些疼了。大约到了五点半左右，因为他六点有事要到乡下去，便陪我回到旅店。分手前他说：“请问你什么时候赴纽约，可有办法再安排一次晤面机会？”我回答：30号我将去纽约，滞留到下月4日。他说，这样的话，我2号有事去纽约，届时再见一面吧。我问，什么时候见面呢？他说，2号下午三点，他必须离开纽约回到这里。我说，既然这样，就在两点到三点之间吧，我去你在纽约的商店好了。
2日下午两点半后，快三点了，我想糟了，稍晚一些，就要耽误，所以立刻急急忙忙赶去。他一看到我很高兴，当然，我也很高兴。他说，本来想宴请你的，可现在不行了，所以送几本书给你。他送给我的原来是《林肯传》及《格兰特将军传》，而且简单地向我谈了一下两位崇高的人格，还说他自己曾经担任过格兰特将军欢迎会的委员长。
我和他分手后，心想，他对时间的安排如此紧凑、巧妙，没有丝毫浪费，讲话也得体，实在令我佩服。如果都能像这样不浪费时间，效率怎么会不提高呢?虽然我们并不是进行物质生产劳动，但浪费时间就等于在制造产品的过程当中不动手工作的工人一样，虽然存在也没什么效果。因此，大家务必注意，千万不要浪费人工，同时也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
功利与道义
以日本魂与武士道精神为荣的日本工商业者，竟然被说成缺乏道德观念，实在令人感到可悲，如果探寻其由来，我想是由于因袭的日本教育的弊病所致。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不能深远地追其根源。不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朱子派儒教的主张，在明治维新之前被掌握着文教大权的林家一派赋予了浓厚的色彩，并且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结果是：把属于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生产界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他们也自认为自己不必受到道义的束缚。
林家学派的宗师朱子，只是一介大学者而已，并不是一个躬行实践，既能口述道德又能身行仁义的人物，因此，林家的学风继其传统，主张儒者只讲述圣人的学说。实际上俗人才是实践圣人学识的人，这就产生了说和行的区别。其结果是，孔孟所谓的民，即被统治阶级，他们只要唯命是从，只要做到不玩忽一乡一镇的公共事务就好，以致渐渐养成卑屈的性情。如此一来，仁义道德是统治者的事，百姓只要把政府所委托的田地耕好就好，商人只要拨拨算盘，就是尽到了责任。如此因循苟且、习以为常，结果成了习惯，最终导致社会爱国家、重道德等观念完全阙如。
正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像这样数百年来所养成的恶习，若要教化、陶冶，使其成为卓越有道的君子，本来就不是件易事，加上欧美的新文明又乘虚而入，翕然使人们趋向功利主义，更助长了这一恶习的发展。
欧美的伦理学发达，品行修养的呼声亦很高。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宗教，很难和我国的国民性取得一致。因此，最受欢迎，又能成为最大势力的不是道德观念，而是在生产致富方面有立竿见影效果的科学知识，即所谓的功利学说。富贵可以说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求，可是对缺乏道义观念的人，一开始就教以功利学说，就犹如火上加油般地煽动其本能之欲，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不少人，过去曾是下层的生产者，经过非凡的努力，终于立身兴家，扬名于世，拥有显赫的地位。但这些人真的都是一直立足于仁义道德，行正路，依公理，俯仰天地毫无愧色的吗？
为了发展和自己有关的公司、银行等等事业，昼夜不停地尽心尽力，的确是一位卓越的令人佩服的实业家，对其股东来说，也不可谓不忠。但是，这种为公司、银行尽心尽力的精神，不过因以图利，所谓止于一己之念而已，增加股东的分红也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金库。万一公司、银行破产，则因股东的亏损而自己的利益反多，孟子所谈的“不夺不餍”就是指这种事。
另外，像侍候富商巨贾的人，一心一意为其主家尽瘁，从其行迹看来，所作所为都可称之忠于职守。但是，这种忠义的行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得失在打算，原因就是雇主富裕就是自己富裕。虽然说，身为令人瞧不起的掌柜并不痛快，但如果其实际收入远远优于一般企业家的话，他们同样还是很乐意侍候富商巨贾的。所以看似忠义的做法追根究底只是“利益问题”四个字而已。然而，世人却往往把这种人作为成功者而尊敬之，羡慕之，青年之辈也把这当做目标，想尽办法、摩拳擦掌以接近这些人的水准。因此，坏风气盛行，没有止境。
如果这样说来，那我们从事商业的人就全都是不诚实、不道德的丑陋之人。当然实际并不是这样，孟子说“人性，善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其中商场中人亦有不少君子深深地慨叹商业道德的颓废，想努力挽救。但是由于过去数百年来的积弊，再加上功利学说的熏陶，就很难使有道君子在一朝一夕之中，将急功近利之辈，教化为有道君子，得到所期望的改善结果。虽然不容易达成，但仍放任自流的话，则等于要使无根之枝叶繁，无干之树开花。这样一来，无论是培养国本还是扩张商权，都是无可指望了。
商业道德的真正精髓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直接重大的影响，如何阐扬“信”的威力，全是我等企业家的责任。让我们全体企业家都能了解“信”是万事之本，理解“信”能敌万事的力量，以“信”来强固经济界的根干，是紧要事中的首要事。
“为富”与“为仁”相斥之风
任何行业都有竞争，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赛马、划船。此外像早上几点起床也有竞争，读书也有竞争，乃至于德高望重之人受到晚辈的尊重亦各有竞争。只是后面的那些竞争不那么激烈，赛马、划船则不然，几乎是拼命也在所不惜。同样的道理，在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点上也是这样，竞争也很激烈。其极端就是把道义观念忘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即：误同事、毁他人或大大地腐蚀自己。
古语说的“为富不仁”，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道理。亚里士多德也说：“凡商业都是罪恶的。”但由于当时是人文尚未开化的时代，虽然这些话是出自大哲学家之口，同样还是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这和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一样，都值得玩味。所以，造成这种误解，就不能不说是一般人的习惯所使然。
元和元年（1615年），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取代天皇统一天下，从此偃兵息鼓，国内不再争战。从此以后，政治方针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以前，日本和中国或是西方各国尚有相当的接触，但曾因少数的基督徒对日本怀有不良企图，可能是因为从荷兰来的文书上说，有人想用宗教来征服日本国，故当时日本完全断绝了与海外的接触，仅允许长崎港和特定的某些国家来往。至于对内，则全以武力治国。而这位以武力治国的人，他所遵奉的其实就是孔子之道。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道理，就成了幕府的方针。所以，凡要做武士者，必须修习所谓仁义孝悌忠信之道。而以仁义道德治理老百姓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如此一来，所谓“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就使之见诸实际。
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并不从事生产，而从事生产营利的人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份刚好相反。因而“武士甘守清贫”的风尚就这样流传下来。再者，治人者被人所养。所以，食人之食者死于人之事，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生产殖利是那些和仁义道德无关之人的分内事，结果就成了与过去“凡商业都是罪恶的”相同的状态。此风几乎流传了三百年之久。初期尚可应付时代的要求，后来因为闭关政策，知识逐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以致武士精神也颓废了，而商人日益卑下，最终形成尔虞我诈、虚伪横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