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字元长，他踏入官场之时，王安石变法正在兴起并在不断地扩大，他凭借着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的关系，于是就和变法派挂上了钩。在元祜更化期间，他又摇身一晃，瞬间换了副嘴脸，成为司马光废新法的急先锋，司马光废免役法，复差役法，限各主管官员在五天内办妥，很多人因时间紧迫而犯难，唯独蔡京在所辖开封府内如期完成，他跑去向司马光报功，高兴得司马光拍着他的肩膀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绍圣年间，他又向后转，巴结章惇，再次成了变法派的干将。徽宗即位之初，他因与曾布争权相忌，又遭到御史谏官的弹劾，被贬杭州。不久之后，赵佶的亲信宦官童贯也来到了杭州。童贯本是神宗时的大宦官李宪的家奴，但是后来被阉入宫，此人有个本事，即极善揣摸皇帝的心思，常常是皇帝一动念头，他就已献媚顺承。如此乖巧的奴才使赵佶很喜欢，很快把他引以为心腹。这次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赵佶访求书画厅巧之物而来的，蔡京碰上了赵佶身边的这么一个大红人，怎么会放过巴结附会的大好良机呢？一连几个月，两人形影相随，不分昼夜。蔡京本人也擅长书画，据说其书法字势豪健、痛快，自成一宗，赵佶对他的作品早就十分看重，在藩邸时，曾以二万钱的高价收买过蔡京为二个小吏书写的团扇，即位后又宝藏深宫。蔡京这下可有了讨好赵佶的本钱，不断地让童贯把所画屏障扇带送到赵佶面前，而且每次总少不了捎上些美言。蔡京的党羽大学博士范致虚、左阶道录徐知常又在元符刘皇后处说蔡京的好话，刘皇后记着蔡京的恩德自然乐于向赵佶转述他的话。在宫妾、宦官众口一词的夸赞声中，赵佶更有意想用蔡京了，正好此时曾布与韩忠彦争权，不得已欲引蔡京相助，遂召他入朝。
蔡京进宫之后，首先的建议就是重修神宗朝的历史，为变法张本；恢复绍圣年间根究元祜大臣罪状的安惇、蹇序辰的名誉，为绍圣翻案。赵佶对他的这种做法很是赞赏。“绍述”之举紧锣密鼓地准备开了。蔡京的好友起居郎邓洵武乘机对赵佶说：“陛下乃神宗之子，现任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韩琦反对。而今韩忠彦变更神宗法度，这是他作为臣子尚能绍述其父之志，两陛下贵为天子反倒不能绍述了。陛下真想继承父志，非用蔡京不可。”他还仿照《史记年表》的体例，作了幅《爱莫助之图》献上，图分左右，以能绍述者居于左，以不欲绍述者居于右，“左派”只有蔡京等五六个人，而举朝辅相公卿全成了“右派”。赵佶重用蔡京之意遂决。
1102年，赵佶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不久，韩忠彦罢相，曾布也被蔡京排挤出朝。七月，赵佶任命蔡京为宰相，当天，赵佶召蔡京赐坐于延和殿，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继承父兄之志，卿有何见教？”蔡京顿首说：“敢不尽死？”
赵佶和蔡京标榜“事事绍述熙丰”，其实行新法根本为是为了利民，他们只不过是把新政当做一根大棒，用这来打击那些对他们不阿谀奉承、不狼狈为奸的人。蔡京把司马光、吕公著等一百二十人称为“奸党”，请赵佶亲笔书写刻石立碑于端礼门，蔡京又请赵佶下诏，籍记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中论及熙宁、绍圣之政者，由中书省甄别为正、邪两种，凡赞扬熙宁、绍圣之政的列为“正等”，悉加旌擢；反之列为“邪等”，降责有差。以后接连颁布诏令，禁止党人子弟、元符末上书邪等人到京师；以元祜学术聚徒讲学者，一旦发现，必罚无赦：“党人”的著作，如范祖禹的《唐鉴》、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也陆续毁版焚烧，禁止流传；甚至禁止皇家宗室与“奸党”子孙及其亲戚联姻，已定婚未行礼者解除婚约。元祐孟皇后也再次废居瑶华宫。
赵佶为什么会这么的支持蔡京的做法呢？他之所以会支持蔡京对把地派和变法派进行全面的打击，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两个派当中有那些不知道察言观色的人，他们不懂得拍马奉迎他，得罪过他。变法派的首领章悼反对他即位，他自然不能相容；反对派的人们也是常对他的过失絮絮叨叨、犯颜直谏的，像他在内苑豢养了一些珍禽异兽，左司谏江公望就极力说这不是刚即位的君主所应该做的，弄得赵佶很不好意思，对他说：“已经将它们放跑了。”只有一只白鹇，因为养的时间长，怀念故主，赵佶用柱杖赶它，它仍不肯离去，赵佶就把江公望的姓名刻在柱杖上赶个不停。尽管他在初政之时不得不这样做，内心却是很不情愿的。那个曾经一度代替蔡京任相的张商英虽然也极善投机，却没摸准赵佶的心思，他劝赵佶节华奢、省土木，弄得赵佶对他很是厌烦，当时宫中正建兴平楼，赵佶吩咐主持工程的官员一看见张商英就让工匠躲起来，等他走过去之后接着干。结果，碍手碍脚的张商英很快就被赶出朝廷，连名字也打入了“元祜党”的行列。相比之下，蔡京就很讨人喜欢，有一次，赵佶在宫中大摆宴席，拿出玉盏、玉卮等贵重酒器说：“朕想用此吃酒，只怕被人说太奢华。”蔡京说：“臣当年出使契丹时，他们曾举着玉盘盏向我夸耀，说南朝无此物。今用之为陛下祝寿，正是合乎礼仪的。”赵佶说：“先帝想筑一个数尺小台，就有不少反对的，朕深党人言可畏。这几件东西已置办好久了，假若被人议论，朕难以辩白。”蔡京说：“事若合理，多言不足畏。陛下应享天下之奉，玉食万方，区区玉器，何足计较！”听蔡公说的这些话当然要比江公望、张商英的讽谏舒服多了。
赵佶衡量官员是否好坏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看他的言行是否顺承符合他自己的意思。尽管有的时候他也会对自己的手下人的忠心有过例外的理解，觉着不一定只说好话的人一定就是忠臣。大观元年，都水使者赵霖从黄河中捕得一只长有两个头的乌龟，献给赵佶说是祥瑞之物。蔡京说：“这正是齐小白所说的‘象罔’，见之可以成就霸业。”资政殿学土郑居中唱反调说：“头岂能有二！别人看了都觉害怕，只有蔡京称庆，其心真不可测。”赵佶命人将龟抛弃，说是“居中爱我”，遂提拔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对于他来说，还是好话听起来心里边舒服，蔡京为什么会受到他的极力宠信，就是因为蔡京会说话，会顺着他的意愿办事。赵佶在位二十六年，蔡京任相二十四年，中间虽曾三次被罢，但旋罢即复，表明赵佶离不开这个马屁精。蔡京的长子蔡攸，也是靠着这点得到赵佶赏识的。蔡攸早年在裁造院供职，当时赵佶还是王爷，每次退朝，都在途中碰见蔡攸前去上班，每到这时，蔡攸总要下马恭敬地站到路旁。赵佶很是喜欢，即位后宠爱尤加，后来其势力竟超过了蔡京。赵佶倚为股肱的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等人无一不是极善谀媚的奸佞之徒。
赵佶虽然喜欢听好话，但是他却是一个昏而不庸的皇帝，他虽然一直以来都很宠信那些奸臣，但是最高决策权还是一直牢牢都控制在他自己一个人的手中的。在这个方面，他确实继承并极度扩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办法，最突出的就是天下之事，无论巨细，全得秉承他的“御笔手诏”处理。原先负责讨论、起草诏令的中书门下、翰林学士被他一脚踢开。蔡京等贵威近臣要想办什么事情或于求恩泽，也全得先请赵佶亲笔书写，然后颁布执行。有的时候赵佶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宦官杨球代笔，号曰“书杨”。对“御笔手诏”，百官有司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便是“违制”，要受到严惩。政和以后，就连皇宫大内的事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赵佶在各个方面都力图显示天子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甚至禁止士庶百姓用龙、天、王、君、帝、圣、上、主、皇等字起名字。在当时各行各业中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如下棋的刘仲甫、晋士明，弹琴的借梵如、弹琵琶的刘继安、舞蹈的雷中庆、吹笛的孟水清等人，其技艺都属前无古人，闻名天下。只有丹青、绘画因为赵佶自以为独擅其神逸，把天下的妙手都召入宫内使唤，代其染写，成了十足的御用工具，所以当时的画家极少名气很大的。“太平无事多欢乐”，这正是赵佶的人生哲学，再加上蔡京、蔡攸父子俩，一个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一个说：“皇帝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蹉跎，韶华易失，何苦操劳忧勤，自寻烦恼？”赵佶更觉着应该及时行乐的好。
赵佶擅长书画，砚墨自然是少不了的。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观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著名墨工张滋制的墨不下十万斤。大观年间，他命广东转运司给他监制端溪石砚，收括了两广头子钱上千万贯，每天役使五十名工匠，采得上等砚石九千枚，赊把三千枚封于大观库外，留三千枚自己平常使用，另三千枚分赐诸王近臣。他是行家，知道物以稀为贵，为了让这批砚石在后世独享盛名，他下令封闭端溪岩穴，严禁开采。
他和一般附庸风雅、徒有虚名的收藏家不相同，赵佶倒是很能对古书画、彝器潜心研究一番的。为了能够很好的保存，他总是把收集到手的书法名画大多都重新装裱，亲自为之题写标签。在他装裱的时候，都会有一定格式，后世称为“宣和装”，至今还可见到。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法家、画家的资料加以记录整理，并附上宫中所藏的各家作品的目录，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为后世留下了美术史研究的珍贵史籍。赵佶还对所藏古彝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
享尽了人间神仙的乐趣，赵佶又想尝尝天上神仙的滋味，于是一系列鬼戏接连导演出台。
沉溺道教、宠信方士
宋代崇泰道教，滥觞于太宗，盛于真宗时期。太宗继兄长之位，有“烛影斧声”之说，为了洗刷自己杀兄篡位的嫌疑，平息社会上的舆论，他便编造出了一个莫须有的道教神灵“翊圣”（神名）降显的神话，证明自己入继大统是皇权神授。他即位后封此神为“翊圣将军”，并在终南山修建上清太平宫，命张守真主持其事，凡遇军国大事，都派人前往祭祷。真宗即位之初，虽相信道教，但尚未达到狂热程度，“澶洲之盟”后，宋辽握手言和，息兵止戈，真宗与大臣王旦等想用道教神灵来“镇服四海，夸示夷狄”，于是便有天书、封禅之事出现，这些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是故意让辽国君臣看，制止其南侵之心的。真宗对辅臣说，朕去年十一月的一天，刚就寝，忽然室中甚为明亮，见一神人头戴星冠，身穿绛衣，告诉朕说，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真宗即命人认真准备。至期，果见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帛长二支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此即神人斯降之书。真宗不愧是编造天方夜谭的行家里手，他做梦所见与后来发生的事实若合符契，果然发现了神人所降的天书。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天书文字是隐隐约约，似有若无，使你不能不信。以后真宗又修建道观，优待道士，经过真宗的提倡，道教在诸教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在徽宗朝权势煊赫的道士，要数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三人。王老志是濮州人，以孝闻于乡里，幼时曾为伯母吮疽。任转运小吏，持心公平，不受贿赂。后来他在市集上遇见一位乞丐，其人自称钟离先生（传说中的八仙之一），授老志丹药服之，便忽忽如狂，能预知未来之事，以道术知名。“遂弃妻子，结草庐田间，时为人言休咎。”濮州有一士人，饶有舌辩，打算与老志辩论一场，挫挫他的锐气，便前往造访。老志所居之处，四周围以高墙，但开一门如狗窦，士人匐匍而入。“方谈词如云，忽地下旋涡坼，俄已盈尺，中有鳞甲如斗大。先生谓客曰：‘子亟归，稍缓心致奇祸。’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电雨雹倏起，马路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庵庐百拜乞命，仅得脱。”此时的王老志已是法术无边，降人福祸于指顾俄顷之间了。老志还能未卜先知，大臣韩粹彦一日偶然相遇老至，老至给他写了“凭取一真语，天官自相寻”十个字，月余之后，粹彦“自工部除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强渊明在哲宗绍圣年间见过老至，老至在政和年间至京师，授他“四皓明达”4字，渊明懵然不解。及至刘贵妃薨逝，追谥为明达皇后，制书系强渊明起草，方悟出“四皓”乃是赐号。太仆卿王掸荐之于徽宗，召至京师，馆于蔡京府第。徽宗派人询问刘贵妃事，老至答以明达皇后乃上真紫虚元君，虽然已经魂归道山，但老至能够沟通徽宗与她的话语。一次，乔贵妃派人询问老至：“刘贵妃昔日与我私交甚好，如今还思念我吗？”次日，老至即呈给徽宗密书一封，拆开看时，乃前岁中秋节乔、刘二妃侍奉天子时燕好之语，乔贵妃读之大恸，徽宗下诏封他为洞徽先生。士大夫多求他书字以测祸福，其辞若不可晓，后来多能应验，因而门庭若市。蔡京认为，生杀予夺乃天子权柄，缙绅不应从方士处验祸福。老志也恐将来因此罹祸，上奏禁止士大夫书字。老至生活俭朴，每日只餐一顿，且只有汤饼四两，冬夏衣服各一套，如此而已。尽管如此，他的老师还责怪他擅处富贵，老至即请求辞朝归隐，徽宗不允。及至病笃，始许其去。步行而出，归濮后死去，徽宗下诏赐金助葬，赠正义大夫。
老至死后，有—个号称小王先生的。道士王仔息来到京师，馆于蔡京府第。他是豫章洪州人，幼时学儒，后来隐于嵩山，自己扬言遇到神人许逊，得《大洞隐书》，能知道一个人的祸福。蔡京荐于天子，徽宗召见，赐号冲隐处士。有一年大旱，徽宗焦心祷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白纸，请求仔昔书写，以便降雨。“一日，中使再持纸至，仔昔忽书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汤沃而洗之。’中使大惧，不肯受，曰：‘上祷雨，今得此，大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骇异，盖上默祷，为宠嫔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诏封通妙先生。”徽宗有一个心爱妃子因目疾眼红，仔昔能未卜先知，治好徽宗妃子的眼疾，“法力”真是广大！从此之后，“仔昔恩宠浸加，朝臣戚里，夤缘羌通。”中丞王安中看不惯仔昔的行为，上疏说，今后招延山林道术之士，保荐者应担当责任，臣庶不宜与之往还。蔡京亦不喜其所为，上奏说，臣备位辅臣，辅佐大政，而家却养有方士，其行为又怪诞不经，恐不合时宜，徽宗于是徙仔昔于上清宝录宫。仔息建议，九鼎乃是神器，不可藏于外，于是在宫禁中建圆象徽调阁贮藏九鼎。因徽宗常以客礼待他，他便愈来愈倨傲。宝录宫中也有其他道士，仔昔待之如奴仆，又打算让道士都拜他为师，遭到众人嫉恨。不久，林灵素有宠，仔昔越发为人厌弃，共谋让一个叫孙密觉的道土出面告发其种种不法之事，被捕下于开封狱中，旋即瘐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