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这空前绝后的太平盛世一切事物都和合起拍来，危、亡、乱等字都禁止使用了。然而无论赵佶怎样独出心裁地粉饰太平，也无论他苦心孤诣地把“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的表面文章做得如何怎样周到，现实总归是危、亡、乱的掩盖不了的。
在位二十五年的赵佶，生活的腐朽糜烂在历代皇帝中是少有其比的。有其君必有其臣，他所最宠信、最重用的将相大臣、宦官嬖幸，如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人，每一个都是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家伙。蔡京当宰相后大肆贪污受贿尚嫌不够，还要一下拿好几份俸禄，就连粟、豆、柴薪之类的东西也要从国库中支取。他经常在家大摆宴席，有一次请同僚吃饭，光蟹黄馒头一项就花掉一千三百余缗。他在汴京有两处豪华的府第，又在杭州凤山脚下建了座雄丽的别墅，宣和末年，他把大批家财用大船运到杭州别墅贮藏起来，把另处四十余担金银宝货寄藏到浙江海盐的亲戚家，这些财宝不但使他的后代受用不尽，连这家亲戚也沾光成为当地的首富。王黼公开卖官鬻爵，每个官都有定价，当时称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他家养的姬妾之多，几乎可与赵佶相比。他的卧榻周围摆着几十张小床，每晚都要挑选几十名美女与他一同睡觉，名曰“拥帐”。他的宅第与一处僧寺为邻，有个僧人每天都从王黼家院墙外的小水沟里打捞他家流出的白米，然后洗净晒干，不长时间就积成了一囤。童贯家的房子里连灯都不点，而是悬着几颗夜明珠照明，他有多少家财谁也说不清楚。靠花石纲当上大官的朱勔也发了横财，家里的三十万亩田产就，一年就能收租十余万石。
而支撑赵佶及其奸臣们穷奢极侈的钱财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熙宁、元丰年间积攒在国库里的那些“都足以备礼，富足以广乐”的资财很快就被挥霍得一干二净了，以致赵佶即位不几年，财政上就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全年的赋税总收入仅够应付八九个月的支出。入不敷出如此严重，赵佶所想的仍然只是如何有更多的资财供他挥霍。蔡京说的好，惜财省费，那只是前朝小家子气的陋举，而圣明的帝王是根本不会在乎这个的。
雅好书画、造诣深湛
徽宗在政治上了无建树，是昏庸之君，但是在艺术上却造诣颇深，堪称巨匠。无论是诗词、书法、绘画，都不乏上乘之作。在封建社会的莘莘帝王之中，除了南唐的李后主与他处在伯仲之间外，根本就几个人能与他并而行。
徽宗不但喜欢读书，而且也珍视藏书。金人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后，需索万端，掠去他的乘舆、妃嫔，他都未尝动色，“唯索三馆书画，上听之喟然”。可见，在身外万物之中，他最看重的只有书画。在贵为天子时，他就经常在万机之暇挥豪染翰。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后来在衣食不给的俘囚生涯中，仍然好学不倦，移晷忘食。他读《唐书》李泌传，读到李泌谒肃宗于灵武、赤胆忠心匡扶社稷而后为权臣所嫉时，特地抄录一遍，拿给韦太后读，引为鉴戒。一次，郑太后送来十匹绢，为他制作换洗衣服，刚好“有货王安石《日录》者，闻之欣然，辍而易之”。换洗衣服可以不作，好书不可不读。还有一次，干脆以衣换书。这种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也许唯有这一点才有了他在艺术上才有了成就。
在北宋末年徽宗的书法艺术可谓独步一时。他在十六七岁时，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大年（字令穰）过从甚密。“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枯陵作庭坚拈体，后自成一法也。”《书史会要》则说，徽宗于“万机之余，翰墨不倦，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要是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他虽曾师法薛黄，但不落窠臼，能自辟蹊径，独树一帜。有人称赞他的字“笔势飘逸，如冲霄鹤影，高迈不凡；掠水燕翎，轻盈无迹，瘦劲而不纤，端整而不板”。南宋人楼钥曾目睹过徽宗真迹，赞叹不已，称他：“笔力超迈，高掩前古，自出机杼，真书禊序（按：即《兰亭修禊序》）于青缯中，虽日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蓝而已”。还说他的字“至今如新，势欲飞动。”所有这些评价都不是溢美之词。南唐李后主亦擅长书法，“书作颤笔纠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徽宗的瘦金书前后辉映，是书法史上的一大双璧。
徽宗的书法作品是世上非常稀有的，但从他的御笔题跋中，仍可窥见他那瘦金体的风采。稀世珍品《牡丹帖》是瘦金书的代表作，全帖共110字，潇洒飘逸，刚柔相济，结构、行笔都恰到好处，给人以美的享受。徽宗的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现珍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全卷长三尺有余，写在整幅的描金云龙笺上，其精致美妙可与隋代僧智永、唐代孙过庭、僧怀素的《草书千字文》相颉颃。上海博物馆度藏的徽宗《草书纨扇》，上写“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十四个字，婀娜多姿，风流倜傥，好似清水出芙蓉，天然雕饰，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徽宗的书法艺术深受臣下欢迎，人人都以获得一轴为荣。相传他有一天“幸秘书省，发箧出御书画，凡公宰亲王、使相从官，各赐御画一轴，兼行草书二纸，顾蔡攸分之，是时既恩许分赐，群臣皆断佩折巾以争先，帝为之笑”。无独有偶，唐太宗曾在玄武门欢宴三品以上官员，亲作飞白书赐群臣，众臣乘醉竞取，常侍刘洎甚至登上御床，从太宗手中夺取。这两则皇帝赏赐臣下书画的故事，这些都是书法史上极其有名的佳话。
徽宗喜爱书法，凡精此艺者，都会多少少受到体验。政和年间，襄邑（今河南睢县）在上元节时请紫姑神作为游戏，不料紫姑神竟写了一个长约一丈的大字。有人问紫姑神：“能写得更大些吗？”神即书写道：“请你们贴纸二百幅，我为你们写一‘福’字。”有人又问：“纸的事好办，哪里有这么大的笔？”紫姑神又写道：“请用麻皮十斤札笔，直径二尺左右，用大缸盛墨汁。”好事者遵命，在一富人家的麦场上铺纸濡墨。紫姑神又写道：“请找一人，把笔系在他的脖子上。”其中一人不觉身体腾挪，往来疾行于麦场之上，顷刻成字，端庄如颜真卿体。紫姑神又用小笔在纸角上写道：“持往宣德门卖钱五百贯。”消息传开，县官说他们是妖人，将参与者悉数逮捕。后经上级官府审理，未发现其他不轨行为，便上奏天子。徽宗下诏让紫姑神再次书写，自己亲往观看，神又写一“庆”字，与前几天写的“福”字大小相称，字体也相同。徽宗“大奇之，因令于襄邑择地建祠，岁祀之”。这则记载显系无稽之谈，不足凭信，但由此可以看出徽宗对书法艺术的重视。
徽宗从很小就喜欢绘画艺术。“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即徽宗）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唯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十六七岁时其书画就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受过王晋卿（诜）、赵大年（令穰）、吴元瑜的影响和熏陶，即位后依然乐此不疲，为繁荣绘画艺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曾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唯好画耳。”他说自己只好图画，显然是自诩之辞。实际上，他这个风流天子，兴趣相当广泛，诸如寻花问柳，癖好花石，宠信道士等等，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爱绘画确是个实情。
徽宗对绘画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程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组织人力收集古今名画，把上自三国时期的曹弗兴，下至宋初的黄居采的作品，共计一百帙，列为十四门，总数达一千五百卷，辑成《宣和睿览集》。《画继》的作者邓椿赞叹说：“盖前世图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铁围山丛谈》的作者蔡僚也说，徽宗即位后，着意访求天下书法绘画，自崇宁末年命宋乔年负责御前书画所，后来又以来芾接替他，至崇宁末年，内府所藏已达千件有余了。据《画继》记载，宣和殿御阁有隋代画家展子虔画的《四载图》，号称高品，徽宗玩赏，终日不舍，但四图仅得其三，另一幅《水行图》乃是他人补遗之作，不是完璧，徽宗常常为此叹息不已。一次，有内臣赴洛阳公干，在一户人家见到一幅画，正是宣和殿缺少的那幅，便立即求购，贡入御阁中。类似事例甚多，可见徽宗对书画的搜集整理，是十分认真的。徽宗还敕令编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仅《宣和画谱》就有二十卷，内府所藏魏晋以来名画尽在其中，计二百三十一家，作品达六千三百六十九件，详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鱼龙、山水、鸟兽、花木、墨竹、果蔬十门，并分别加以品评。托名徽宗御制的“叙”中说，编撰这本画谱的目的，是为了“见善以戒恶，见恶以思贤”。这本书对后世研究中国古代的绘画，是不可多得的资料。据《铁围山丛谈》说，内府所藏名画，曹弗兴《无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与他同时的魏国高贵乡公曹髦的《卞庄子刺虎图》为第二，西晋谢雄的《烈女贞节图》为第三。据说曹弗兴有一次为孙权画屏风，墨汁误落于纸上，弗兴随手勾勒成苍蝇之状，“权疑其真，至于手弹之”。卫协画道释人物《七佛图》，不画眼睛，有人请求画出眼睛，卫协说：“不尔，即恐其腾空而去。”此二人时代既早，画技又高，列为第一、第二名，是很恰当的。其次才是顾恺之、陆探徽、张僧繇等人。至于庸人作品，已多得不足珍贵了。徽宗经常观赏揣摩这些名画、自然受益很多。
北宋的绘画艺术在徽宗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代，高手如云，名家辈出。这与徽宗关心画院、优待画家是分不开的。
徽宗对著名画家米芾是优宠有加。米芾字元章，襄阳人。因寓居苏州，《宋史》说他是吴人，人称米南宫，别人戏称为米颠。曾任校书郎、知雍正县、太常博士、书画学博土、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等职，著有《画史》传世。徽宗知米芾擅长书法，于瑶林殿张挂长二丈的绢，设玛瑙砚、李廷硅墨、牙管笔、金砚匣、玉镇纸等，召米芾书写。徽宗亲自出帘观看，令梁守道相伴，赏赐酒果。元章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飞动。他知道徽宗就在帘下，回头大声呼道：“奇绝陛下！”徽宗大喜，“尽以砚匣、镇纸之属赐之”，并除为书学博士。一次崇政殿对事，米芾手执札子，徽宗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声叫道：“皇帝叫内侍，要唾壶！”閤门劾奏他扰乱宫廷，徽宗制止说：“俊人不可以礼法拘”米芾任职于吏部时，徽宗召至便殿，命他在四扇屏风上写字。几天后，派宦官赐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宋人以九百为痴，米芾知道是天子戏弄他，便对使者说：“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使者回奏，“上大笑”。政和年间修建艮岳，徽宗召已经任书画两学博士的米芾书写屏风，并指着御案上的一方端砚让他使用。书写完毕，米芾捧着端砚说：“此砚曾经赐臣濡染，不堪复以进御。”他竟然打算索要天子的端砚了。“上大笑，因以赐之。”没有丝毫吝啬之意。米芾大喜过望，抱砚趋出，墨汁洒污了衣袖。如果不是米芾这样的画家，谁敢在天子面前如此无礼！如果不是特别优待和偏爱画家，哪个皇帝又能容忍这种无礼？米芾曾向徽宗进献价值甚高的书法名画，徽宗“优诏答之，赐白金缗钱甚腆”。宣和年间，苏叔党游京师，被徽宗召入宫廷，在墙壁上画窠石。叔党乃苏拭之子，也是当时丹青好手，举笔涂抹，顷刻而就。“上起身纵观，赏叹再三，命宫人赐酹酒一种，锡赉极渥？”勾处士在宣和间“鉴赏第一，眷宠甚厚，凡四方所进，必令定品。”其如为驸马王诜补齐徐熙所画《碧槛蜀葵图》四扇屏中遗失的两幅；戴琬工翎毛花竹，求者甚众，徽宗闻之，封其臂，不令私画；徽宗画扇令宫中模仿，并赏赐给近侍；1115年赐宰臣宴时，以画宣示群臣；将山水画家郭熙的画赏给《画继》作者邓椿的父亲邓雍，这些都表现了徽宗与臣下的融洽关系。他虽然贵为天子，徽宗是造诣精深的画家。他的画路宽广，画技精妙，“丹青卷轴，具天纵之妙，有晋、唐风韵。”
他的花鸟画是最受后世称道的。《画继》说他“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凡欲活动，众史奠能也”。现在传世的作品，也以花鸟画居多。《画继》记载，政和初年，他曾画了一幅《筠庄纵鹤图》，画面上二十只神态各异的“鹤”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风跃龙之形，警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死；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鉴。这对也喜欢“弄翰游戏，作山林泉石”的童贯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耀。只是童贯乃奸邪之辈。徽宗将这幅画赏给他，真是明珠暗投了。宣和初年，又画双鹊赏赐给中书舍人何栗。校书郎韩子苍有诗赞道：“君王妙画出神机，弱羽争巢并占时。想见春风鹊观，一双飞上万年技。”这个评价不会失公允。
徽宗对人物画也有是很高水平。元人汤星的《画鉴》说：“徽宗自画《梦游化城图》（佛教用语，即幻化出的城市），人物如半小指，累数千人，城郭、宫室、麾幢、鼓乐、仙嫔、真宰、云霞、霄汉、禽畜、龙马，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俱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不复知有人间世。奇物也。”在咫尺画幅中，不但能画出上千人物，而且还能将城郭宫室、禽畜龙马等也描绘于其上，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徽宗从容画来，布局巧妙，剪裁得当，不愧是画人物的好手。他的画既有临摹的，也有自己创作的。临摹的如故宫博物馆藏《摹张萱貌国夫人游春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摹张萱捣练图》，笔墨生动，几可乱真，没有丝毫雕琢痕迹。他临摹卫贤的高士图，“展对间须眉生动”，俨然与古贤对语。宋末元初书法家兼画家赵孟頫说，徽宗的人物画，其风神态度可与顾恺之、陆探微一争高低，真是英雄本色。赵孟頫系赵匡胤第十一世孙，宋亡仕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独领元初画坛风骚，系画坛领袖。《图绘宝鉴》把他列入元代画家之首，说他“画法晋、唐、俱入神品”。他就称誉徽宗，并不是因为同是赵氏的子孙，而在于内行水平。
惊惶无地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也正当赵佶美梦做的正甜时候，宣和七年的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了，西路军以粘罕为主将，由大同进攻太原；东路军主将是斡离不，由平州（河北卢龙）攻燕山，在汴京会合是两路军计划中的事。
赵佶自从“光复燕云”之后，满以为天下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根本就不去考虑防范金人的事，相反不但昏庸糊涂地把宋朝的虚实完全暴露在金人面前，还贪小便宜，让金人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成为日后南侵的借口。
此时的赵佶已经丝毫没有风流洒脱的模样了。他整天愁眉苦脸，动不动就涕泗交流。表面上他好像要改过自新，准备抗金，实际上他不敢担当抗金的责任，只剩下一个“走”字在心中了。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日，赵桓方被徽宗下诏任命太子为开封牧，赐排方玉带。“排方玉带，非臣下所当服也；帝时已有内禅意矣。”
就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各位群臣被钦宗召见在崇政殿内，太宰兼门下侍郎白时中率文武百官人贺。徽宗因出居龙德宫，宰相率百官问候起居于庭中，宰执至壶春堂面见徽宗，徽宗大哭，宰执亦哭。徽宗对宰执说：“内侍们都说禅位是错误之举，真是浮言可畏。”吴敏说：“请斩其中一人，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