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括从小时候就学习兵法，谈起军事来，头头是道，认为天下没有比得上他的人。他曾经和他父亲谈论用兵，赵奢不能驳倒他，但对他并不以为然。他母亲问赵奢看不上儿子的理由，赵奢说：“用兵作战是置生命于死地的事，赵括总是把用兵说得轻而易举。赵国不用他做将则已，若用他做将，使赵军吃败仗的一定是他。”等到赵括要启程，他母亲就上书给赵王说：“不能让赵括为将。”赵王问：“为什么？”赵母回答说：“当初我服侍他父亲，他父亲那时也做大将。他父亲身下供奉的饮食有几十人，结交的知己好友达百人，大王及王族所赏赐的东西全部分送给部属和友人，从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再过问家里的事。现在赵括刚做了将军，就面向东方接受部下的朝见，军官们没有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黄金玉帛，他全部收藏在家里，并且天天打听便宜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的便买下。大王您看这哪里像他父亲？父子的心志如此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带兵。”赵王说：“做母亲的不必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趁机说：“大王既然派他，如果有不称职的地方，我能不受牵连吗？”赵王听她说完后答应了她。
自从赵括代替廉颇的位置以后，把军中的规章号令全部进行改动，调动部属。秦将白起听说后，表面上伪装败逃，暗地里派军队出其不意地截断赵军的运粮通道，把赵军分割为两部分，于是赵军军心涣散。40多天以后，赵军缺粮挨饿，赵括亲自带领精锐部队与秦军搏战，秦军射死赵括。赵括军队失败，几十万军队投降了秦军，但秦军把这几十万军队全部活埋。赵军前后阵亡将士总计45万。赵王很生气，但是他因答应过赵括的母亲，所以赵括的母亲幸免一死。
庞涓嫉贤能陷绝境
魏人庞涓和齐人孙膑的师傅都出自鬼谷子，学习布兵排阵打仗之术。学成以后，庞涓先出山去见魏惠王，因军攻连败卫、宋诸国而升大将，其家人也以荣宠不自待言。不久，孙膑由墨子门生禽滑厘引荐至魏国。惠王见孙膑学问极大，兵法甚通，便欲拜他为副军师。庞涓闻讯，自知才能不及孙膑，唯恐孙膑的到来给自己带来不利，于是便私下进见惠王说：“孙膑是齐国人，恐怕不能为大王所用，还是先任以客卿为好。
此后没过多长的时间，庞涓得知孙膑父母双亡，但是尚有叔父和堂兄还在齐国，于是便设计陷害孙膑。他骗得孙膑家信，然后上奏魏王，添油加醋地诬告孙膑有通敌之嫌。惠王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大骂孙膑私通齐国，还说要将他处死。庞涓假惺惺地站出来为孙膑求情，孙膑才免于一死，但却被处以膑刑，剜去膝骨，又在脸上刺字，从此孙膑变成瘸子，只能爬行。此时孙膑还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是谁把自己给害成这个样子了，还感谢庞涓在惠王面前说情。庞涓安慰孙膑后，劝其将祖传的13篇兵法凭记忆写出来，以使失传已久的《孙子兵法》能名扬于世。孙膑不知是计，慨然应允，便天天忍痛书写。但是庞涓还是嫌他写得太慢，时时派人催促，这才引起孙膑的怀疑。当孙膑知道书一旦写完的话就要被杀的实情后，他才知道庞涓人同兽心，陷害自己后还要把他给置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孙膑没有办法，只有装疯迷惑庞涓，才得以幸存下来。
后来经禽滑厘营救，孙膑才得以到达齐国，住在齐国宗室田忌家中，极受礼待。一次，齐威王举行赛马比赛，田忌与公子赛，双方的马都不相上下。孙膑向田忌献计，将下马去比公子的上马，再将中马和上马去比公子的下马和中马。结果田忌一败两胜，赢得千金。齐威王听说是孙膑之计，便高兴地召他问兵法，孙膑对答如流，于是齐威王便拜他为军师。
公元前353年，魏王派庞涓带领甲兵攻打赵国，并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在危急的时候，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援。孙膑向田忌献“围魏救赵”和“围点打援”之计，既救了赵国，又在桂陵大败魏军。公元前342年，魏惠王又派太子申和庞涓领兵10万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攻魏。次年，田忌采用孙膑的“减灶之计”，制造齐军不断减员的假象以迷惑敌人。果然不出孙膑所料，庞涓催促魏军日夜兼程追击诈退的齐军。孙膑在马陵山设伏，吩咐随从将一颗大树皮刮去，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下”8个字。庞涓到大树前，见树上隐约写有字，便命点头照看。突然齐军暗箭齐发，魏军大乱，死伤无数。庞涓自知计劣兵败，长叹一声：“让你孙膑小子扬名吧！”说罢，拔剑自刎而死。齐军乘胜大破魏军，魏太子申被俘，从这以后，魏国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唐太宗敬重善谏逆耳忠言之臣
魏征在做郑国公的时候，有人向唐太宗告发魏征说他结党营私，唐太宗没有听信这些人的话，而是派御史大夫温颜博前去查办，结果御史大夫温颜博没有发现魏征有什么问题。温颜博对唐太宗说：“魏征作为一个大臣，行为不检点，不注意回避嫌疑，以致受到诽谤，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唐太宗便派温颜博前去叮嘱魏征，让他以后行为要检点。
过了几天后，魏征去朝见唐太宗，说道：“我听说君主和臣子如人身一样是个整体，相互之间应开诚相见。倘若主臣之间不能坦诚相待，处处谨小慎微，专门在检点自己的行为上下功夫，那么国家的兴衰成败就难以预料了。对于您叫我检点的训示，实在不敢遵照执行。”唐太宗此时才恍然大悟道：“我已觉得说错了。”魏征再拜，说：“我有幸为陛下办事，希望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让我做忠臣。”太宗奇怪地问道：“忠臣和良臣有何不同？”魏征回答：“稷、契、陶都是良臣，良臣和君主同心协力，共享美名，国家因而兴旺。龙逢、比干是忠臣，他们在朝廷面前劝告帝王，惹怒了天子而被杀害，国家也破亡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忠臣。”唐太宗听完了魏征的话，心里明白魏征所言的道理深刻，很高兴，便奖给他500匹绸缎。
魏征见唐太宗赞同他对忠良臣的分析，便以他的胆量谋略，经常当着唐太宗的面坦诚诤谏。有时碰上唐太宗大发雷霆，其他大臣都低下头不敢说话时，他却神色自若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唐太宗听后往往怒气顿消。有一次，魏征扫墓回来，对唐太宗说：“听说陛下要去巡游南山，行装已经准备停当，只待出发，却又不去了，这是为什么？”唐太宗笑着说：“起初是有这个打算，我怕你为此生气，就改变了主意。”
唐太宗对于魏征的经常劝谏，甚至说已经习以为常了，魏征若见而不言，唐太宗反倒奇怪了，有一次，唐太宗对人说：“魏征、王圭二人为我做事尽心尽力，所以我重用他们。然而，魏征每次劝谏之后，我若不听，再与他说话就不应对，这是为什么呢？”魏征闻后回答：“凡事不可三番两次重复，如果陛下不答应，而臣子让步了，那么事情就要照样办，所以我不敢应您的话。”唐太宗反问道：“答应了再劝谏不可以吗？”魏征说：“不行，从前舜告诫群臣，不可当面听从，背后议论。臣明知君主不对，却满口应承，是表面上的假意服从，这难道是稷和契侍奉舜应持的态度吗？”太宗听后大笑，说：“都说魏征举止怠慢，我瞅他便觉得可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啊！”魏征立即起身拜谢说：“陛下广开言路，臣子才得以谒尽愚忠；如果陛下拒不采纳，臣哪里敢犯颜数谏呢？”
唐玄宗重用奸佞几亡国
玄宗在位43年，李林甫居相19年，“惟务陷人”，坏事做尽。以致奸佞孳生，国家动乱，导致走向衰亡。
李林甫这个人为人鄙陋，素质低劣，不懂学问。玄宗即位，李林甫由禁卫小军官擢为太子中允，但他熟悉官场之道，精于投机经营之术，善于攀龙附凤，所以官运亨通，位至相国，李林甫擢居相位时，同任的还有张九龄和裴耀卿，其中又以张九龄威望最高。张曾有言劝谏玄宗，认为李林甫为人奸谗，不可为相。“恐异日为庙社之忧”。玄宗没有采纳他的办法。当时玄宗听信最受宠的武惠妃之言，欲废太子，张九龄屡谏不可。李林甫当面什么都不说，背后却有意中伤张九龄，对玄宗说，这是皇上家事，何须外人干预。使玄宗开始对张九龄不满。由于李林甫笑里藏刀，明枪暗箭，使玄宗不仅废黜太子李瑛，罢免宰相张九龄、裴耀卿，而且还以“九龄有党”的罪名，株连数百人谪徙边陲。身居相位的李林甫，为了能揣摸玄宗心意，满足玄宗的愿望，每次进宫奏请都腰揣饷银，分发给太监宫女们，这样他对天子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后来，玄宗年事渐高，对政事也是过于怠慢，爱好声色。而自从得到杨贵妃后，更是溺于酒色，疏于朝政，李林甫趁机总揽朝纲。及至玄宗晚年，崇奉道教，欣慕长生，李林甫非但不谏，反投其所好，使玄宗无心处理朝政，这样便使大权旁落。为了独揽朝权，他还吓唬谏官，拉拢宦官，把持仕途大权。公卿晋升，凡不经他手者，必捏以罪名除之。对有声望的官员，他当面甜言蜜语，以关照为名，背后则设计陷害，行“崖阱深阻”之实，并通过“兵部案”、“东宫案”而株连入狱致死者达数百人。至此李林甫威权莫贰，与他同居相位的陈希烈，只是在文案上书名而已，成了一个名实相符的“签名”宰相。至公元752年，由于杨国忠的排挤，李林甫在忧懑失宠中死去。
雍正不计憨直用人才
清朝雍正年间，朝中官员有一位叫孙嘉淦的官，性格憨直，上书皇上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多次上书犯上，而雍正帝却怜爱其憨，免其死罪，量才而用。
孙嘉淦在翰林院任检讨时，斗胆上书雍正皇帝，所言三件事：一是请求皇帝要亲近骨肉同胞，二是要停止捐纳，三是要停止青海、西藏用兵。雍正帝阅罢上书便把翰林院掌朱士颜找来训斥说：“给朕上书，怎么可以用如此憨直的言论！”朱士颜却陈述己见说：“他这些言论确实过于憨直，但臣下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帝闻之也大笑道：“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他立即召见孙嘉淦，封他为国子监司书，继而又升为吏部侍郎。
孙嘉淦在担任吏部侍郎的时候，曾向雍正帝推荐一位教习，但是雍正帝没有任用他。孙嘉淦再三要求雍正帝任用此人。雍正帝把笔掷过来说：“你写个保状来！”孙嘉淦拿起笔来就要写，旁边的一位大学士斥责他：“你怎敢动用御笔！”孙嘉淦立即省悟，擅自动用御笔要犯杀头之罪，便马上捧笔叩头，向皇上请罪。雍正帝正在气头上，便下令把孙嘉淦监禁起来，准备斩首。等到事情过后，雍正帝怒气全消，又赦免了孙嘉淦，还对那位大学士说：“孙嘉淦虽然太憨，却不爱钱，可以让他去银库做事吧。”孙嘉淦被赦免出狱后，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就到银库赴职了。
杲亲王对孙嘉淦很是感到疑惑，认为他作为一个被贬官的大臣，必然心中会存在不满，不甘心被这种会计工作给束缚起来。后来又听说了一些流言蜚语，说孙嘉淦收银子时缺斤短两。一天，杲亲王便突然到银库视察。到库里一看，见孙嘉淦正手持衡器，弯腰称量，和吏卒杂役一起从事劳动。杲亲王问：“你收银有不足的时候吗？”孙嘉淦回答道：“我收的银子，全在另一库房中单独存放，请亲王复查。”杲亲王差人重称，竟无丝毫差错。杲亲王对孙嘉淦的出色工作大加赞赏，立即转奏雍正帝。从此以后，雍正帝虽然恼火于孙嘉淦的直忤，但又怜其忠正，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更加信任并重用孙嘉淦了。
王安石用人“八字法”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进士出身，曾任地方官多年。在王安石任地方官时，就关心农事，注意改革吏治。神宗即位后，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变法人选，成为北宋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人才问题。在变法之前，首先必须陶冶培养一大批能够“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人才出来。要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四个方面狠下工夫。
所谓教之，也就是对人才的培养。王安石认为，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里都设有学校，广置教师，严选学生。学校所教的都是“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等“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内容，而当时北宋学校里所教的内容中是“讲说章句”，或教学生应付科举考试的文章，对治理国家毫无用处。所以王安石提出自己的主张，实行对当时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进，重新恢复古代的那种教育之道，使学生所学的一切，都可为天下国家之用。
所谓养之，王安石主张一方面应该使官吏的俸禄应该能够养活全家，而且要求官职越高，所得的俸禄越多，以使他们“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北宋中叶财力匮乏，各级官吏的俸禄比较低，而且所发的俸禄也不按时发，甚至“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这就使得一些官吏“委法受贿，侵牟百姓”，从而造成坏才毁德的局面。另一方面要对各级官吏的各项开支制定标准，建立制度，对他们加以限制和约束。因为如果不加以限制和约束，仅仅发给他们合适的薪俸，满足他们的消费开支，就会使他们产生“以奢为荣，以俭为耻”的观念，从而使“富都贪而不止，贫者则勉其不足以追之”。同样招致坏才败德的局面。再一方面不仅对贪吏要严加惩处，就是对那些“大帅教”、“不循礼”、“不任事”的官吏也要绳之以法。这样才能达到“一天下之俗”的目的。王安石还认为，实行这样一种法律要从达官贵人做起，从上到下都以法来制约自己，才能使整个社会都“服从无抵冒”。
所谓取之，也就是人才的选拔。王安石认为，首先要搞好人才的推荐。推荐不能“私听于一人世间之口”，而要根据众人的意见。众人认为贤能的人，才能按照他的“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适当的官职。其次，要搞好人才的考察。对现任官员要从言行方面详加考察，由此而观察其言行，然后“试之从事”，看其对所交办的大事是否能胜任。而且还要坚持进行长期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