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过多长时间，玄烨就把鳌拜结党专权的30条罪状公布了出来。最后念其当年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有功，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在监禁中度完了余生。玄烨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鳌拜党羽，罪大恶极的被处死，其余的则被革职降级。与此同时，玄烨还为遭诬陷的苏纳海等人平反昭雪，让他们的子嗣承袭了他们的爵位或世职。另外，玄烨还把各个级的官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换，并且下达《圣谕十六条》，意图是对朝政进行刷新，从根本上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
年龄只有16岁的玄烨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采用的战术是“藏忍”，运筹帷幄，显示出一种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以康熙少年之龄，却有如此的“忍技”，确实让人十分佩服。
《三国演义》描写魏、蜀、吴三国鼎立，相互之间进行争逐。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事业有了大的进展，乃至建立了西蜀政权，与曹魏和东吴抗衡。然而，刘蜀政权却又是最早灭亡的。刘蜀灭亡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集团中存在着的个人感情超越于集团和国家利益之上的这个问题。
刘备的集团在发展到了顶峰时期时，镇守荆州的关羽对东吴十分藐视，根本不把孙权放在眼里，口口声声骂孙权集团是“鼠辈”。当孙权派诸葛瑾为使，以其世子愿与关羽之女联姻结好而至荆州做媒。这本是巩固孙、刘联盟的美事，然而关羽不但当面拒绝，还怒斥说：“吾虎女安能嫁犬子乎！”说完后把使者赶了出去，这令孙权十分难堪。他完全不顾诸葛亮与刘备制定的“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不顾孔明再三强调的“北拒曹操，东和孙吴”的战略方针，却以个人感情好恶来处理事情，因而结怨于孙吴。当关羽攻打曹操的襄阳、水淹七军之际，孙权却乘荆州空虚令吕蒙白衣渡江，暗袭荆州。结果导致关羽父子败走麦城，终遭杀身之祸。关羽死后，这不单单是一个地方一个将士的损失，其严重后果是直接打破了刘蜀的战略部署，这是刘备失败之前奏。
关羽之所以会失去荆州，这与孔明任用关羽也有一定的关系。本来他很了解关羽的个性特点，又很了解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可是他为什么把镇守荆州这一重任交给刚愎自用，骄矜固执，缺乏战略观念的关羽呢？当刘备入川受挫、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刘备立即派关平送信请孔明带兵入川相助时，孔明却从送信人的身上领会到刘备的意图说：“主公书中把荆州托在我身上，教我量才委用。虽然如此，今教关平捎书信来，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责任非轻，公宜勉之。”这样，就把留守荆州这个重任交给了关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孔明的决策也犯了感情用事的错误。其实，当时并不是说没有合适的大将之才。而关羽则一贯恃才傲物、藐视东吴，他怎能贯彻联吴抗曹的方针呢？如果说孔明让关羽镇守荆州是用人不当的话，不如说他碍于刘备的情面，不得不做出这种错误的决策。所以在关羽死后，孔明劝慰刘备说：“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有今日此祸。”可以看出来，孔明对关羽的这一性格特点以及关羽不善于应付复杂的斗争形势和失败的可能性是有所估计的。
至于张飞为什么会被自己部下的叛军所杀害，这与关羽之死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他在关中得知关羽被东吴所害时，则“旦夕号泣，血湿衣襟”，坚决请旨伐吴。刘备使者告诉他朝中大臣主张先伐曹魏，再伐东吴时，张飞便大怒道：“是何言也！昔日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独享富贵耶！吾当面见太子，愿为前部先锋，挂孝伐吴，生擒逆贼，祭告二兄，以践前盟！”他请准出征后，即命部将范疆、张达于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二将因为没有办法完成任务，要求宽限几天。张飞复仇心切，完全不顾及客观条件，怒责二将，将二人缚于树上，“各鞭背五十”，还要来日备齐，若违限期，即杀二人示众。二将对张飞很是不服，连夜潜入到张飞的帐中把张飞给杀了，并且率领数十名叛军投奔东吴去了，显然张飞之死，也是因为他过于感情用事。
刘备作为一国之君和集团的领袖，对关羽的死同样也犯了感情用事的错误。“孙子兵法·火攻”载：“主不可以怒而于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国亡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些话正像是对刘备、张飞所言。然而刘备闻知关羽被害、张飞遇难，便急切要为结义兄弟报仇雪恨。决心起倾国之兵，亲自讨伐孙权。文臣武将纷纷劝阻，可谁也说服不了他。他声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种把兄弟情义看得高于一切、仅仅只凭借感情用事、就来决断军国大事的思想、理国方式，直接导致了刘备集团政治和军事上的严重错误，并且直接导致大伤蜀国元气的虒亭惨败。
从上面的事例中，可见西蜀领导集团核心人物，在事业与感情的矛盾中，往往取了小义而损大义、以感情来代替政策的错误态度和倾向。这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并不是一般的小节，其严重后果有时候会导致事业的失败。刘、关、张的悲剧和血的教训，我们应该引以为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老子说：“善于领兵作战的将领，不逞其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容易激怒；善于取胜的人，讲究战略战术，一般不与敌方正面交锋而取胜；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下而忍让。”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5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捉捕群盗。对于一般的盗寇如毋端儿、敬盘陀等，都能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于北邻突厥，因突厥自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很是让人大伤脑筋。经过与突厥的多次交战，李渊失败的次数要比胜利的次数多，此时的突厥兵更是肆无忌惮，李渊把他们看做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竟然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领千余人攻打突厥，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因为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更加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进据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之一），掠取宫中妇女，献给突厥。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由于突厥的支持和庇护，郭子和、薛举等纷纷起兵进行闹事，李渊简直是防不胜防，此时的李渊随时都有可能被隋炀帝以各种借口说他失责，他现在面临着杀头的危险。
人们都认为，李渊怀着满腔的仇恨，一定会与突厥决一死战的。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意把“美女玉帛”全部送给始毕可汗！
看到李渊的这种屈节让步的举动，做儿子都感到是种莫大的耻辱。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之后还耿耿于怀：“突厥强梁，太上皇（即李渊）……称臣于颉利（指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李渊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屈节让步虽然样子上难看一点，但只有做到能屈能伸才可以成为大丈夫，才可以成就一番大业。
原来根据当时的天下形势，李渊已经下了起兵反隋的决心。要起兵成就大业，太原虽是一个军事重镇，但不是理想的发家基地。必须向西进入关中，才能号令天下。西入关中，太原又是李唐大军万万不可丢失的根据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太原，而又能顺利进入关中呢？
当时，李渊手下也只有三四万人马，就算全部住守太原，应付突厥的随时出没，同时又要追剿有突厥撑腰的四周盗寇，已是捉襟见肘，难以应付。而现在要进伐关中，显然不能留下重兵把守。惟一的办法是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坐受宝货”。所以李渊不惜屈节让步，俯首称臣，且亲写手书：“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唯大汗是命。”与突厥约定，平定京师之后，土地归李渊，美女玉帛则全部都送给可汗。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唯利是图的始毕可汗见有利可图后，果然与李渊修好。在李渊最为艰难的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段时间里，李渊仅留下第三子李元吉率领少数人马驻扎太原，却从未遭过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也收敛了很多。李元吉才有能力从太原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到了公元619年，刘武周攻克晋阳时，李渊早已在关中建立了唐王朝，而此时的唐王朝不仅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拥有了新的幅员辽阔的根据地，而且此时的刘武周再也不是李渊的对手。李渊派李世民率兵出征，很快就收复了太原。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李渊的屈节让步，还从突厥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资助。始毕可汗一路上送给李渊不少马匹及士兵，李渊又乘机购来许多马匹，这不仅为李渊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突厥骑兵英勇善战，李渊军中又有许多的突厥骑兵，自然凭空为自己的军队增加了很大的声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敌人的作用。
虽然许多人不齿于李渊的屈节让步行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它使弱小的李家军既平安地保住后方根据地，又顺利地西行打进了关中。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突厥在后来又不得不向唐求和称臣，突厥可汗还在李渊的使唤下顺从地翩翩起舞，所以说，李渊一时的忍辱其实是值得的。
古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此看来，暂时的屈节让步，往往是赢取对手的支柱，最后不断走向强盛，再反过来使对手屈节，这不失为一条有用的妙计。
人生在世，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短暂的一生其实如同过眼云烟。其中最贵重的就在于以成就自我人生为最高目的。要成就自我人生的道路万端，并不能仅在功名富贵中见，并不能仅在成为显赫于天下的事业中见，重在完成自我，超越自我，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修养自我。在克制和忍耐中成就自己的事业。
一个人在创建事业的过程中，谁也无法预料到将来是成功还是失败。然而，有的人艰难地通过了充满荆棘而且处处有泥坑陷阱的沼泽地，走向事业成功之路。也有人在沼泽地中跌入了陷阱，事业失败了。此时，失败者首先最要紧的是静下心来，不要惊恐绝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想想创业之初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如果当初的用心不良，那么他的失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只要出发点正确，就能创造出一番事业来，虽然现在遇到挫折，但不必恐慌，那是对你的考验。只有经过了惊涛骇浪，成功之时才能更加珍惜这份成果。反之，一旦事业失败就悲观失望、心灰意懒的人，是没有办法创大事业的。
鬼谷子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圣人的谋略属于阴，所以称为神。而成功又属于阳，所以称为明。阴谋诡计，不是神鬼则难以测度。大家只知道他取胜，而不知道取胜的方法，所以叫做神。功成事就，彰显昭然，使天下人都看到他的功绩，都敬仰他的德行，所以叫做明。这就是以阴济阳，因阳至阴的方法。”如果将这段话运用之于实践，就更见它的神妙。
（第四节）圆通智慧
做人做事的圆通有时会帮我们的大忙。《智囊》中也有许多个例子，说明人做事做人要圆通。
秦朝前期，有位重臣王猛，率16万大军去攻打燕国。燕国大将慕容评把兵屯调集在潞州。王猛兵进潞州，与慕容评相持不下。王猛派大将徐成去窥探燕国，限其在中午前来禀报。王猛等到黄昏时徐成才回来，王猛于是大怒要斩首徐成。邓羌为徐成求情，说：“现在敌军众多而我军人少力薄，明早还要开战，应该原谅他。”王猛说：“今若不斩徐成，难振我军规。”邓羌坚决为徐成求情，说：“徐成是我的部下，虽违期该斩，我愿与徐成同往破敌，以将功赎罪。”王猛还是不答应。邓羌大怒，回到营中擂鼓集兵，要攻打王猛。王猛看到邓羌对部下如此重义且颇有勇气，便派人对邓羌说：“将军您先停下来，我现在就赦免徐成。”徐成被赦免后，邓羌亲自来向王猛致谢。王猛挽着邓羌的手笑说：“我是想试一下将军，将军您对部下如此重义，何况对国家呢！”违犯军规，请求原谅，是私人感情；擂鼓集兵，是强悍的表现。且部下要攻我主帅，我因此赦其无罪，我的威信难道就没有损吗？然而邓羌与徐成以大破燕兵，来报答主帅。这与张一将之威相比，哪个所得更多呢？从这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是军法，但是又有谁能把军法强加给奋勇杀敌的大将呢？所以说：“运用智慧要圆通，只有圆通才能巧妙地进行转换。”这就是智慧灵妙无穷的道理所在。王猛和邓羌把圆通做到了这一步，这才是他的这方面的才能，他们不成功是不可能的了。
当时还不到30岁的徐存斋被翰林迁往浙中当督学。有学生在文中用“颜苦孔之卓”一句。徐存斋看后将该句划掉，并在旁边注道：“杜撰，判为四等卷”。这位学生将要受到处罚时，他手持判卷向徐存斋请教说：“老师的教导诚然正确，可‘苦孔之卓’是出自《扬子法言》中的句子，并非学生杜撰的。”徐存斋当即站起来说：“本人侥幸得很，过早地从政，不曾很好地去研究学问，今天承蒙您多多指教了。”（也未曾有损徐存斋的威望）。于是徐存斋立刻改判其为一等卷。一时轰动了浙中，人们都称赞徐存斋有极高的雅量。不怕改正错误，这便是知名宰相的器量和见识。听说在明万历初年有一文士以《怨慕章》为题做文章，其中有“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之句，被考官判为四等卷，且在旁注了“不通”二字。这位文士向考官陈述说：该句是出自《礼记·檀弓》中的。考官大怒说：“就你读过《檀弓》，别人就没读过。”遂又判为五等卷。人的度量相差之大，又何止千里。宋太祖曾因故向周翰发怒，并将行杖责。周翰自言：臣以才能闻名于天下，若受杖责实在不雅。（胆子挺大，唯圣人能宽容）太祖于是赦而不罪。从古至今，凡圣主、名臣从来没有任着自己的性子不去改错。
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官场的另类，也是一个圆通专家，他历经数十年的官场生涯而不倒，可谓官场圆通家，他就是冯道。
坏蛋不一定就是谄媚小人的人，谄媚小人的人也不一定是坏蛋，有些甚至曾经还是正直之人，但封建官场的污浊，本人思想的不坚定，而最终被拉下水。而这些人一旦坏了良心，丢了道德、人格，那么干起坏事来更是可怕，其拍马之术也更是老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