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虑后。社会学家论民族文野之差，以谓将来之观念深者，则其文明程度高；将来之观念薄者，则其文明程度下。斯言若信，则我国文明程度与欧美人孰愈？此亦一问题也。我国最尊现实主义者也，而又最重将来。夫各国之教祖固未有不以将来为教者矣。然其所谓将来者，对于现世而言来世也，其为道与现社会不相属。我国教义所谓将来，则社会联锁之将来也。《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经典传记中陈义类此者，不知凡几，国人习而不察焉，以为是迂论无关宏旨也，而不知社会所以能永续而滋益盛大者，其枢机实系于是。我国人惟以服膺斯义之故，常觉对于将来之社会，负奠大之义务，苟放弃此义务即为罪恶所归。夫人之生于世也，其受过去现在社会之恩我者，无量无极，我受之而求所以增益之，以诒诸方来，天下最贵之天职，莫过是也。近世进化论者之说，谓凡动物善于增殖保育其种者，则必繁荣，否则必绝灭。
百年以来欧美所谓文明国者，为“现在快乐主义”所汨没，不顾其后者什而八九，人口产率锐减，言政治言生计者皆以此为一大问题。就中法国尤甚，识者谓循此演算，不及百年，法之亡可立而待也。美国亦然，移来之民虽日增，而固有之民则日减，故卢斯福倡新人口论，反玛尔莎士之说而谋所以助长也。要之，今日欧西社会受病最深者：一日个人主义，二日现在快乐主义。两者相合，于是其人大率以有家为累，以虑后为迁，故多数劳佣之民——来复之所人、必以休沐日尽散之然后快。牧民者日以勤俭贮蓄相劝勉，莫之或听也、私儿日多，受不良之教育者遍地皆是，法令如毛，莫之能闲也。于是彼中忧世之士，欲大昌家族主义以救其末流。近十年来，此类名著，汗牛充栋，然滔滔之势，云胡可挽。我国则二千年来此义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同具，纵一日之乐，以贻后顾之忧，稍自好者不为也。不宁惟是，天道因果之义深人人心，谓善不善不报于其身将报于其子孙，一般人民有所劝，有所慑，乃日迁善去恶而不自知也。此亦社会所以维系于不敝之一大原因也。
以上三义，骤视之若卑卑不足道，然一切道德之条目，实皆自兹出焉，有报恩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过去社会相联属；有虑后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将来社会相联属；有明分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至赜而不可乱，至动而不可恶也。三义立而三世备矣。孔子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此三者洵庸德之极轨乎哉！本乎人性之自然，愚夫愚妇皆所与能，而虽有圣智或终身由之而不能尽，譬犹布帛菽粟，习焉不觉其可贵，而含生必于兹托命焉。之三义者，不学而知，不虑而能，而我国所以能数千年立于大地经无量丧乱而不失其国性者，皆赖是也。是故正心诚意之谈，穷理尽性之旨，少数士君子所以自厉也。比较宗教之学，探研哲理之业，又教育家所以广益而集善也。
然其力皆不能普及于凡民，故其效亦不能大裨于国家。独乃根此三义而衍之为伦常，蒸之为习尚，深入乎人心而莫之敢犯，国家所以与天地长久者，于是乎在。抑吾闻之，凡一事物之成立也，必有其体段。断凫续鹤，则两生俱戕；紫凤天吴，则一章不就。一国之道德，必有其彼此相维之具，废其一而其他亦往往不能以独存，一国之信仰，国人恒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一怀疑焉，而根柢或自兹坏也。故吾愿世之以德教为己任者，毋鹜玄远之谈，毋炫新奇之说，毋养一指而遗肩背，毋厌家鸡而羡野鹜，宝吾先民所率由之庸德，而发挥光大之编为教科，播诸讲社，而当立法行政之轴者，尤本此精义以出政治施教令，以匡教育所不逮而先后之，则民德之蒸蒸，岂其难矣！
注释
本文发表于1912年12月16日及次年1月16日之《庸言》第1卷，第2、4号。
佛、耶诸教，指佛教和基督教。
羲、轩，指伏羲、轩辕。
“嬗受”疑为“嬗变”。
埃、希，当指埃及、希腊。
卢斯福，今译为西奥多·罗斯福。
玛尔莎士，今译为马尔萨斯。
3.国民十大元气论
叙论
爱有大物，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强取，发荣而滋长之，则可以包罗地球，鼓铸万物；摧残而压抑之，则忽焉萎缩，踪影俱绝。其为物也，时进时退，时荣时枯，时污时隆，不知其由天欤，由人欤？虽然，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不宁惟是，苟其有之，则濒死而必生，已亡而复存；苟其无之，则虽生而犹死，名存而实亡。斯物也，无以名之，名之曰“元气”。
今所称识时务之俊杰，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国也。欲进吾国使与泰西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诚当矣！虽然，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觉自任者，于此二者之先后缓急，不可不留意也。
游于上海、香港之间，见有目悬金圈之镜，手持淡巴之卷，昼乘四轮之马车，夕啖长桌之华宴，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陆有石室，川有铁桥，海有轮舟，竭国力以购军舰，胺民财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何也？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从形质人，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
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自衣服、饮食、器械、宫室，乃至政治、法律，皆耳目之所得闻见者也，故皆谓之形质。而形质之中，亦有虚实之异焉，如政治、法律，虽耳可闻，目可见，然以手不可握之，以钱不可购之，故其得之也亦稍难。故衣食、器械者，可谓形质之形质，而政治、法律者，可谓形质之精神也。若夫国民元气，则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强逼，非宗门之教所能劝导。孟子曰：“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之谓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节节，模范其形质，终不能成。《语》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曰民而已。民所以立者何？口气而已。故吾今者举国民元气十大端次第论之，冀我同胞赐省览而自兴起焉。
独立论
独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属，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嗟乎！独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易》曰：“君子以独立不惧。” 孟子曰：“若夫豪杰之土，虽无文王犹兴，”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人苟不自居君子而自居细人。不自命豪杰而自命凡民，不自为丈夫而甘为妾妇，则亦已矣，苟其不然，则当自养独立之性始。
人有三等：一日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者；二日跳出于旧风气之外者；三日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夫世界之所以长不灭而日进化者，赖有造新风气之人而已。天下事往往有十年以后，举世之人，人人能思之，能言之，能行之；而在十年以前，思之、言之、行之仅一二人。而举世目为狂悖，从而非笑之。夫同一思想、言论、行事也，而在后则为同。在前则为独，同之与独，岂有定形哉！既曰公理，则无所不同。而于同之前必有独之一界，此因果阶级之定序必不可避者也。先于同者则谓之独，古所称先知先觉者，皆终其身立于独之境界者也。惟先觉者出其所独以公诸天下，不数年而独者皆为同矣。使于十年前无此独立之一二人以倡之，则十年以后之世界，犹前世界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
俗论动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世界上缺我一人不足惜，然使世界上人人皆如我，人人皆不自有其官体脑筋，而一以附从之于他人，是率全世界之人而为土木偶，是不啻全世界无复一人也。若是者，吾名之曰水母世界（木玄虚《海赋》曰：“水母目虾。”谓水母五目，以虾目为目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
阳明学之真髓曰“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等于不知。独立者实行之谓也。或者曰：我欲行之，惜无同我而助我者，行之无益也。吾以为此亦奴隶根性之言也。我望助于人，人亦望助于我，我以无助而不行，人亦以无助而不行，是天下事终无行之时也。西谚曰：“天常助自助者。”又曰：“我之身即我之第一好帮手也。”凡事有所待于外者，则其精进之力必减，而其所成就必弱。自助者其责任既专一，其所成就亦因以加厚，故曰天助白助者。孤军陷重围，人人处于必死，怯者犹能决一斗，而此必死之志，决斗之气，正乃最后之成功也。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当今之世，舍我其准？”独立之谓也，自助之谓也。
天下不能独立之人，其别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入之庇者。望人之助者，盖凡民也，犹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吾一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一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之至于不可纪极，而求其真能超然独立与世界直接者，殆几绝也！公法，凡国之仰庇于他国者，则其国应享之权利，尽归于所仰庇国之内，而世界上不啻无此国。然则人之仰庇于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无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
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颈摇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若夫以有灵觉之人类，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实乃不免为畜犬、游妓之所为，举国如是，犹谓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为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虽然，试观今日所谓士大夫者，其于求富贵利达之事，与彼畜犬、游妓之所异者能几何也？土大夫一国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谓国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贵利达者，必出于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种仰庇于人之心，习之成性，积数千年铭刻于脑筋而莫或以为怪，稍有倡异议者，不以为大逆不道，则以为丧心病狂也。
彼其论殆谓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人者，今日不受庇于甲，明日必当受庇于乙，如彼史家所论，谓不可一日无正统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则仰之，不论其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纪载，今日方目之为盗贼，明日已称之为神圣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之刘邦、朱元璋，受庇于篡贼之曹丕、司马师、刘裕、赵匡胤，受庇于贱种之刘渊、石勒、耶律、完颜、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从其摆颈摇尾、涂指抹粉，以为分所宜然，但求无一日无庇我之人足矣。呜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划除之而化易之也！今来庇我者，又将易他人矣，不见乎入耶稣教、天主教者遍于行省乎？不见乎求人英籍、日本籍者，接踵而立乎？不见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涨价至百数十倍乎？何也？为求庇耳。有心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惨祸致动众人，而不知彼畜根奴性之人，营狡兔之三窟，固已久矣。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
哀时客曰：今之论者，动曰西人将以我为牛马为奴隶。吾以为特患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而已；苟不尔，则必无人能牛马之奴隶之者。我国民盍兴乎来！
爱国论
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耍懦。无论何国何种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临之以势力，则贴耳相从；啖之以小利，则争趋若骛。”盖彼之视我四万万人，如无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议瓜分，逐逐思择肉，以我人民为其圉下之隶，以我财产为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为其版内之图，扬言之于议院，腾说之于报馆，视为固然，无所忌讳。询其何故，则曰支那人不知爱国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