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批评文学的进展——有组织的批评著作的再现——古文家势力在元及明初的影响——陈绎曾、王构、杨载及范梈——元代通俗入门书盛行的原因——瞿佑的《归田诗话》——李东阳及其《怀麓堂诗话》——何、李的复古运动——徐祯卿的《谈艺录》——何孟春、都穆等
元代批评家们承宋、金之后，规模日大，门径渐严。有计划、有组织的著作较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关于散文一方面，古文的势力，仍然笼罩一切。人人竞奉韩、柳、欧、苏为规模的目标，而苏轼的影响尤大。陈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后为张士诚参军，历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至专编《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陈秀民《东坡文谈录》及《东坡诗话》有《学海类编》本）以扬其学。元末杨维桢为文稍逸古文家的范围，王彝便作《文妖》一篇以诋之，至骂之为狐为妖：“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为斯文祸，非浅小也！”明初的刘基、宋濂以及稍后的方孝孺等皆为纯正之古文家，胥守唐、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变易。被称为“台阁体”的杨东里，则更模拟欧阳修，亦步亦趋，莫不效之。直到了弘治间，李梦阳出来，与何景明、徐祯卿诸人，倡言复古，非秦、汉之书不读；于是天下的风气丕然一变。唐、宋诸大家的影响，至此方才渐渐地消歇下去。诗坛的趋向，也回复到“盛唐”诸家求模范。
在古文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元及明初的文学批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的。但有系统的著作，却产生了不少。像陈绎曾的《文说》及《文筌》，王构的《修辞鉴衡》，杨载的《诗法家数》，范梈的《木天禁语》、《诗学禁脔》等作，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伟作，虽不曾有什么创见的批评的主张，却已不复是宋人的随笔掇拾成书的“诗话”了。也许他们都是为“浅学”者说法的，都是为了书贾的利润而编成的——元代的书籍，书贾所刊者以通俗的、求广销的书为最多。但究竟是有组织的著作；是复兴了唐人的《诗格》、《诗式》、《诗例》一类的作风的。
陈绎曾（陈绎曾见《元史》卷一百九十）字伯敷，处州人。至顺间，官国子监助教。尝从学于戴表元，故亦为正统派的文士之一。他的《文说》（《文说》有《四库全书》本，有活字版本，有《文学津梁》本），本为程试之式而作。书中分列八条，论行文之法，而所论大抵皆宗于朱熹。又有《文筌》八卷，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盖也是为“举子”而作的。末附《诗小谱》二卷，则为绎曾友石桓、彦威之作。
王构（1245—1310）（王构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字肯堂，东平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肃。他的《修辞鉴衡》（《修辞鉴衡》有《四库全书》本，有《文学津梁》本，有《指海》本）分二卷，上卷论诗，下卷论文，皆采撷宋人的诗话以及笔记与文集里的杂文而加以排比的。
杨载的《诗法家数》（杨载的《诗法家数》有《历代诗话》本），叙述作诗的方法甚详且备。最后的一篇《总论》，虽浅语，却颇近理。像“诗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诗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作诗要正大雄壮，纯为国事。夸富耀贵，伤亡悼屈一身者诗人下品”诸语，都是很有确定的批评主张的，似不能以其类“诗法入门”之作而忽之。
范梈字德机，所作《木天禁语》及《诗学禁脔》（范梈的《木天禁语》及《诗学禁脔》均有《历代诗话》本。《木天禁语》又有《学海类编》本），皆《诗格》一类的“入门书”。《木天禁语》仅有“内篇”而无“外篇”，殆“外篇”已佚失。《诗学禁脔》似与之相衔接，或即其“外篇”欤？梈叙《禁语》谓：“诗之说尚矣。古今论著，类多言病而不处方。是以沉痼少有瘳日，雅道无复彰时。兹集开元、大历以来诸公平昔在翰苑所论秘旨，述为一编。”是所依据者，仍为唐人诸作。每一作法，必举一二唐人诗为例，也是王昌龄、贾岛诸人《诗格》的规矩。《诗学禁脔》则分为“颂中有讽”，“美中有刺”，“抚景寓叹”，“专叙己情”等十五格，每格也以唐诗一篇为例，而后附说明。
此外，潘昂霄有《金石例》，倪士毅有《作义要诀》，徐骏有《诗文轨范》，殆皆为便利俭腹的文士学子而设者。《四库全书提要》虽极讥他们的浅陋，但他们的有组织的篇述，却是不能以“浅陋”二字抹杀之的。为什么在元代会复活了，且更扩大了唐代的“诗格”、“诗式”一类的科场用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可以见当时通俗入门书的畅销；二则当时文士们在少数民族压迫之下，求师不易，而这一类通俗入门书便正是他们“无师自通”的宝库。但通俗书之所以会畅销，根本原因，还当在元代一般经济状况的进步。我们读杜善甫的《庄家不识勾栏》，见一个农民入城而能慨然地以二百文为剧场的入门费，便可知那时的一般经济状况是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同当时政治一样的黑暗的。这问题太大，且留待专家们的讨论。
到了明初，这一类通俗的入门书，忽又绝迹了。而随笔或杂感体的“诗话”又代之而兴。元人亦有“随笔”式的诗话，像韦居安的《梅诗话》，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无名氏的《南溪诗话》；但不多。明人才又纷纷的写作这一类“诗话”。在其间，瞿佑（1341—1427）的《归田诗话》（《归田诗话》有明刊本，《历代诗话续编》本，《知不足斋丛书》本，《龙威秘书》本），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佑所作，以《剪灯新话》为最著。《归田诗话》于品藻唐、宋诗外，亦叙述元、明的近事，其中颇多很珍异的史料。像《梧竹轩》条：“丁鹤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据浙东，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避无常居，有句云：‘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唯随雁北飞。’识者怜之。”元末明初，少数民族人在华所遭逢的厄运，由此已可略得其消息。
其后，诗话作者，以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为最著。东阳（1447—1516）（李东阳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字宾之，茶陵州人。天顺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正。有《怀麓堂集》。他继三杨之后，而主持着当代的文坛。“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杨一清（《石淙类稿》）他的《怀麓堂诗话》（《怀麓堂诗话》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有《历代诗话续编》本），杂论作诗之法，并评唐、宋、元各代以及当代诗人之作，颇有可注意的地方：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读书之多，明理之至者则不能作。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也只是中庸平正之论，没有什么惊人的主张，所以也不能成为一派一家。唯中有论诗与时代及土壤的关系的一段：
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官，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随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
最有创见；可惜他自己只是“随感”的笔录，而其后也更无批评家为之发挥光大之，此论遂成“昙花一现”。
东阳之后，有李梦阳（李梦阳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的出来，继他而主持文柄。梦阳的魄力比东阳大，主张比东阳激烈。他不满于东阳的萎弱中庸的态度，他大声疾呼地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何景明辈和之。天下学者当之，如疾风偃弱草似的莫不披靡而拜下风。遂正式产生了一个伪拟古的运动。虽然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一个文学运动，但明兴以来的萎弱的文坛，却受了这个激刺，不禁为之一震。以后，“后七子”的运动，公安、竟陵二派的兴起，差不多也都是受其波动的。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进士。官户部郎中。曾因事下狱二次。刘瑾被杀，他才起故官，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又以为宸濠做阳春书院记，削籍。有《空同集》六十六卷。
徐祯卿（徐祯卿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为维持空同主张的一人。他的《谈艺录》（《谈艺录》有《学海类编》本，《历代诗话》本。又附明刊本《迪功集》后）几是何、李派伪拟古运动的批评的代表作。他的批评，只论汉、魏，六朝且不屑及，何论唐、宋！他道：“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入户升堂，固其机也。……故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宗晋之体，其弊也不可以悉矣。”他们是那么样的迷恋于古！总之，愈古是愈好的。而这样拟古的结果，遂写出了许多貌若古拙的诗文来。有时简直是有意的做作。好像仿古的器物似的，远看似真，近瞩却知是冒牌的东西。这影响几笼罩了百年！祯卿字昌谷，吴人。弘治进上。官国子博士。有《迪功集》六卷。
同时有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官至吏部侍郎。作《余冬诗活》（《余冬诗话》有《学海类编》本），宗李东阳之说。都穆字元敬，吴人，官至礼部郎中。作《南濠诗话》（《南濠诗话》有《知个足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宗宋严羽之论。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官都给事中，有《颐山诗话》（《颐山诗话》有《四库全书》本），其论诗也以严羽为主。又有游潜字用之，丰城人，官宾州知府。有《梦蕉诗话》（《梦蕉诗话》有《学海类编》本），颇宗温、李晚唐之作。他们都是不和空同、大复（何景明）同道的；然何、李的影响遍天下。他们的呼号却是很少人听得见的，所以和之者也终没有和何、李者之多。他们是不足以和何、李争批评家的论坛的主座的。又同时，韩邦奇作其弟邦靖行状，有“恨不得才如司马子长、关汉卿者以传之”语，大为世人所非笑。但敢以汉卿和子长并举，他实是第一人！可惜他的批评主张，我们已不能仔细地知道。
参考书目
一、《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编，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二、《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编，有医学书局印本。
三、《学海类编》 清曹溶编，有活字印本，有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有原刊本，广东刊本，石印本。
五、《元史》 明宋濂等编，有明刊本，清刊《二十四史》本。
六、《明史》 清张廷玉等编，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七、《文学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