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运动的疲乏——三袁以前的反抗者——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及归有光——徐渭——李贽——汤显祖——“嘉定四先生”——公安派的阵容——袁宏道兄弟——黄辉、陶望龄等——所谓“竟陵派”——钟惺与谭元春——诗人阮大铖——寓言的复兴——小品文的发达——陈继儒、董其昌、张岱等——徐宏祖的游记——复社、几社及豫章社
前后七子所主持的拟古运动，到了万历中叶，便成了强弩之末。习久生厌，一般人也都对之起了反感。公安袁氏兄弟遂崛起而张反抗的旗帜。这面异军特出的旗帜一飘扬于空中，文坛的空气便立刻变更了过来。李、何和王、李的途径是被塞绝了，他们的主张成了时人攻讦的目标，也无复更奉李于鳞《唐诗选》、王元美《四部稿》为追模的目标者。王、李盛时，世人以读天宝以后的唐诗，和宋人的著作为讥弹的口实，而这时，袁宗道却公然以白、苏（白居易、苏轼）名其斋了。从王、李的吞剥、割裂、临摹古人的赝古之作，一变而到了三袁们的清新轻俊，自舒性灵的篇什，诚有如从古帝王的墓道中逃到春天的大自然的园苑中那么愉快。
在三袁未起之前，后七子的作风，便已有攻讦之者，唯其气力不大，未能给他们以致命伤耳。特别在散文一方面，因为拟古运动所造就的结果，不满人意，所以很早地便发生了反抗的运动。这第一次的反抗运动乃是由几位古文家主持之的。
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等已倡为古文，以继唐、宋以来韩、欧、曾、苏诸家之绪。慎中（1509—1559）（王慎中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一）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五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河南参政。有《遵岩集》（《遵岩集》有隆庆间刊本）。慎中初亦从何、李的主张，为文以秦、汉作者为法，后乃悟欧、曾作文之法，尤向往于子固。唐顺之亦变而从之。天下称之曰“王、唐”。顺之（1507—1560）（唐顺之见《明史》卷二O五，《列朝诗集》丁集卷一）字应德，号荆川，毗陵人，嘉靖八年进士。历兵部、吏部，入翰林。罢官十余年，复召用兵部，颇得信任，甚著武功。有《荆川集》（《荆川集》有明嘉靖刊本，有清代唐氏、盛氏诸刊本，有《四部丛刊》本）。王、唐又与赵时春、熊过、陈束、任瀚、李开先、吕高，号嘉靖八才子。第一次拟古运动，几为王、唐的古文运动所排倒。但李攀龙、王世贞起，却又复炽了拟古运动。（攀龙为慎中提学山东时所赏拔者，但论文却异其倾向。）唯在李、王的第二次拟古运动全盛的时代，古文运动也并未完全绝迹，不过号召、奔走天下士的力量却没有王、李那么伟大耳。这时古文运动的领袖为茅坤、归有光二人。
茅坤（1512—1601）（茅坤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三）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屡迁广西兵备佥事。后因事罢归。年九十卒。他受唐顺之的影响最深。顺之于唐、宋人文，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即全据顺之的绪论以从事者。后人“八家”之说，盖始于此。
但于散文深有所成就者，还当推归有光（1506—1571）（归有光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应进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讲学著文二十余年，学者称曰震川先生（《震川文集》有明归氏刊本，陈文烛刊本，《四部丛刊》本）。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年已六十。授长兴知县。不久卒。他尝序《项思尧文集》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荀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与？”所谓“妄庸巨子”盖指当时有大力的文坛主将王世贞。然世贞晚年亦心服之。尝赞有光的画像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盖有光的散文，澹远有致，虽平易而实丰腴，像《书斋铭》、《项脊轩记》等都是很隽美的抒情文，为“古文”里的最高的成就，荆川、遵岩皆所不及。有光颇好《太史公书》，相传他尝为之批点（此书今传于世），但其周纳附会的评论，却和李、王诸子所论者也未见得相差很远，或未必确出于其手欤？
古文家虽抛弃了秦、汉的偶像，却仍搬来了第二批偶像“唐、宋八家”等，以供他们崇拜追模的目标，依然不曾脱离掉广大的奴性的拟古运动的范围。不过，由艰深而渐趋平易，由做作过甚而渐趋自然，却是较近人情的一种转变耳。真实地完全摆脱了“迷古”的魔障的，确要推尊到公安派的诸作家——虽然他们是历来受到那么鄙夷的不平等的待遇。
可称为公安派的先驱者的，乃是几位独往独来的大家，却不是什么古文作家们。在其间，有三个大作者是应该为我们所记住的——虽然他们也是那么久地被压伏于不公平的正统派的批评之下。
这三位大作者是徐渭、李贽与汤显祖。徐渭（1521—1593）（徐渭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字文长，山阴人。性狷急。尝入胡宗宪幕中。宗宪死，他归乡里。后发狂而卒。他天才超轶，诗文皆有奇气，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时王、李倡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愤不平，誓不入其党。而其所成就，也和王、李辈大异其趣。他的《徐文长集》（《徐文长集》有明刊本，有海山仙馆本；《逸稿》有明刊本），至今传诵不衰。诗幽峭，别出途径，不屑于模拟古人的作风。
袁宏道谓：“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末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像“远火澹冥壁，月与江波动。寂野闻籁微，单衾觉寒重”（《夜宿沙浦》），“竹雨松涛响道房，瓜黄李碧酒筵香。人间何物热不喘？此地苍蝇冻欲僵。一水飞光带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新秋避暑豁然堂》），“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箸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几无不是新语连绵，奇思突出；其不避俗语、俗物，无所不入诗，已开了公安派的一条大路。
李贽（李贽见《列朝诗集》闰集卷三）的遭遇，较徐渭殆尤不幸。贽之被正统派文人们所疾视，也较渭为尤甚。贽字卓吾，号宏甫，泉州晋江人。领乡荐，不再上公车。授教官。历南京刑部主事，出为姚安太守。尝入鸡足山，阅藏不出。被劾，致仕。客黄安耿子庸处。子庸死，遂至麻城龙潭湖上，祝发为僧。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在思想界上势力甚大。当时学者们，咸以为妖，噪而逐之。寻以妖人，逮下通州狱。狱词上，议勒还原籍。卓吾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遂夺薙发刃自刭，两日而死。在万历间，所著《焚书》（《焚书》有明刊本，有清末铅印本；《文集》有明刊本；《遗书》有明刊本），尝被焚二次；清室亦以卓吾所著，列于禁书中，然卒传。在文坛上，卓吾是独往独来的。他无意于为文，然其文却自具一种绝代的姿态。他不模仿什么古人，他只说出他心之所言。行文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在明人散文中，已是很高的成就了。他的诗，尤有影响于公安派。什么话都敢说，不惧入俗，不怕陷诙谐。或伤其俳优作态，实则纯是一片天真。像：
本无家可归，原无路可走。
若有路可走，还是大门口。
——《偈答梅中丞》
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
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
——《云中僧舍芍药》
一别山房便十年，亲栽竹条已参天。
旧时年少唯君在，何处看山不可怜！
——《重来山房赠马伯时》
间亦有很平庸的浅陋的篇什，但他决不用艰深，或藻丽以文饰其庸浅。
汤显祖的诗文（《玉茗堂全集》有明刊本，有清顺治刊本；又《向棘邮草》有明刊本，罕见），为其“四梦”所掩，很少人注意及之，其实却是工力很深厚的。其散文，不自言有什么宗派，却是极严整、精密的文言文，在所谓“古文”中，也可占一个最高的地位，有抒情的意味很浓厚的小品，也有极端庄的大文章。李贽、徐渭间露粗犷，或显跳踉诙谐之态。唯显祖之作，却如美玉似的无瑕，如水晶似的莹洁，留不下半点渣滓。他的诗也很高隽。屠隆云：“义仍才高学博，气猛思沉，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纤秾而不伤其骨。”（《绛雪楼集》）帅机谓：“义仍诸诗，聚宝熔金，譬诸瑶池之宴，无腥腐之混品；珠履之门，靡布褐之芜杂。”（《阳秋馆集》）我们只要举一首：
罅树红无地，岩檐绿有江。
蝶花低雨槛，鼯竹乱秋窗。
楚沥杯谁个？吴歌榜欲双。
崩腾过云影，浥浥片心降。
——《龙潭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