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影响的巨大——讲唱故事的风气的大行——所谓“说话人”——说话的四家——说话人的歌唱的问题——“银字儿”与“合生”——今存的宋人小说——“词话”与“诗话”——《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的“词话”——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从《唐太宗入冥记》到宋人词话——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传奇——《杨思温》与《拗相公》——《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梁公九谏》——“说话人”在后来小说上的影响的巨大
在北宋的末年，“变文”显出了她的极大的影响。“变文”的名称，在那时大约是已经消失了。讲唱“变文”的风气，在那时也似已不见了。但“变文”的体制，却更深刻地进入于我们的民间；更幻变的分歧而成为种种不同的新文体。在其间，最重要的是鼓子词和诸宫调二种。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但变文的讲唱的习惯还不仅结果在鼓子词和诸宫调上。同时，类似变文的新文体是雨后春笋似的耸峙于讲坛的地面。讲坛的所在，也不仅仅是限于庙宇之中了；讲唱的人，也不仅仅是限止于禅师们了。当然禅师们在当时的讲坛上还占了一部分的势力，像“说经”、“说诨经”、“说参请”之类。当时，讲唱的风气竟盛极一时：唱的方面也百出不穷；讲唱的人物也“牛鬼蛇神”无所不有；讲唱的题材，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这种风尚，也许远在北宋之末以前已经有了。不过，据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却是以北宋之末为最盛。这风尚直到了南宋之末而未衰，直到了元、明而仍未衰。而至今日也还不是完全绝了踪迹。讲唱的势力，在民间并未低落。讲坛也还林立在庙宇与茶棚之中。这可见，变文的躯骸，虽在西陲沉埋了千年以上，而她的子孙却还在世上活跃着呢；且滋生得更多，其所成就的事业也更为伟大。
在北宋之末，变文的子孙们，于诸宫调外尚有所谓“说话”者，在当时民间讲坛上，极占有权威。“说话”成了许多专门的职业；其种类极为分歧。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东京的“伎艺”，其中已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等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等小说；吴八儿，合生……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的话。其后，在南宋诸家的著述，像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及吴自牧的《梦梁录》，所记载的“说话人”的情形，更为详尽。《都城纪胜》记载“瓦舍众伎”道：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梦梁录》所记，与《都城纪胜》大略相同。《武林旧事》则历记“演史”、“说经、诨经”等职业的说话人的姓名。“演史”自乔万卷以下到陈小娘子，凡二十三人；“说经、诨经”自长啸和尚以下到戴忻庵，凡十七人；“小说”自蔡和以下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合生”最不景气，只有一人，双秀才。大约“说话人”的四家，便是这样分着的。其中，“小说”最为发达，分门别类也最多。大约每一门类也必各有专家。故其专家至有五十余人之多。“演史”也是很受欢迎的。《东京梦华录》既载着霍四究、尹常等以说“三分”、“五代史”为专业，而《梦梁录》里也说着当时“演史”者的情况道：“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客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凡说话人殆无不是以讲唱并重者，不仅仅专力于讲。——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艺伎盖也无不是如此——这正足以表现出其为由“变文”脱胎而来。今所见的宋人“小说”，其中夹入唱词不少，有的是诗，有的是词，有的是一种特殊结构的文章，惯用四言、六言和七言交错成文的，像：
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袖绣团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剑横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间，下彻九幽之地。业龙作祟，向海波水底擒来；邪怪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坛畔，权为符吏之名；上帝阶前，次有天丁之号。
——《西山一窟鬼》
我们读到这样的对偶的文章，还不会猛然地想起《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来吗？但唐人的对偶的散文的描状，在此时却已被包纳而变成为专门做描状之用的一种特殊的文章了。大约这种唐人用来讲念的，在此时必也已一变而成为“唱文”的一种了。又宋人亦称“小说”为“银字儿”。而“银字”却是一种乐器之名（见《新唐书·礼乐志》及《宋史·乐志》）。白乐天诗有“高调管色吹银字”，和凝《山花子词》有“银字笙寒调正长”，宋人词中说及“银字”者更不少概见。也许这种东西和“小说”的唱调是很有关系的。在“讲史”里，也往往附入唱词不少。最有趣的是“小说”中，像《快嘴李翠莲记》（见《清平山堂话本》），像《蒋淑贞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及《警世通言》），几皆以唱词为主体。
《刎颈鸳鸯会》更有“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及“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话。那么，说话人并且是有“歌伴”的了。“合生”的一种，大约也是以唱为主要的东西。《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叙述“合生”之事甚详。但据《夷坚志》八《合生诗词》条之所述，则所谓“合生”者，乃女伶“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之谓，其意义大殊。唯宋词中往往以“银字合生”同举，又“合生”原是宋代最流行的唱调之一；诸宫调里用到它，戏文里也用到它（中吕宫过曲）。这说话四家中的一家“合生”，难保不是专以唱“合生”这个调子为业的；其情形或像张五牛大夫之以唱赚为专业，或其他伎艺人之以“叫声”、“叫果子”为专业一样吧。至于“说经”之类，其为讲唱并重，更无可疑。想不到唐代的“变文”，到了这个时代，会滋生出这么许多的重要的文体来。
“合生”和“说经、说参请”的二家，今已不能得其只字片语，故无可记述。至于“小说”，则今传于世者尚多，其体制颇为我们所熟悉。“讲史”的最早的著作，今虽不可得，但其流甚大，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及之。底下所述，便专以此二家为主。
“小说”一家，其话本传于今者尚多。钱曾的《也是园书目》（《也是园书目》有《玉简斋丛书》本），著录“宋人词话”十二种。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尝把她们编入其中，以为她们是戏曲的一种。其后缪荃孙的《烟画东堂小品》把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刊布了。《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冯玉梅团圆》、《错斩崔宁》数种，竟在其中。于是我们才知道，所谓“词话”者，原来并不是戏曲，乃是小说。为什么唤作“词话”呢？大约是因为其中有“词”有“话”之故吧。其有“诗”有“话”者，则别谓之“诗话”，像《三藏取经诗话》是。
钱曾博极群书，其以《冯玉梅团圆》等十二种“词话”为宋人所作，当必有所据。《通俗小说》本的《冯玉梅团圆》，其文中明有“我宋建炎年间”之语，又《错斩崔宁》文中，也有“我朝元丰年间”的话。这当是无可疑的宋人著作了。其他《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十种：
《灯花婆婆》 《风吹轿儿》 《种瓜张老》
《李焕生五阵雨》《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
《小亭儿》（“小”当是“山”之误） 《女报冤》
《西湖三塔》 《小金钱》
想也都会是宋人所作。在这十种里，今存者尚有《种瓜张老》（见于《古今小说》，作《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简帖和尚》（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又见《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山亭儿》（见于《警世通言》，作《万秀娘仇报山亭儿》），《西湖三塔》（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等四种。又在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里，于《错斩崔宁》、《冯玉梅》二作外，更有下列的数种：
《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
《志诚张主管》《拗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