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1601年——1645年），明末政治家，军事统帅。字宪之，又字道邻，汉族，祥符人（今河南开封），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东汉溧阳侯史崇第四十九世裔孙，其师为左光斗。明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因抗清被俘，不屈而死，是中国着名的民族英雄。南明朝廷谥之忠靖。清高宗（乾隆）追谥忠正。其后人收其着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东林党人。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崇祯十年（1637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
明朝此时处在清、顺两方面压力之下，史可法为首的诸臣，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能够借助清军的力量，首先剿灭李自成势力，再谋求後续打算。然而南明朝中却不能同仇敌忾，反而仍旧党争不断，文、武官员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以及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的辞官，说明了明朝廷的无法齐心向外，也因此种下弘光朝败亡的原因。
其实史可法还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南明朝廷也确实很想重用他。当福王刚刚在南京监国时，史可法确实被拜为首辅，但是由于马士英觉得自己拥立有功，却没被封首辅之位，于是煽动南京附近的军队哗变，逼迫福王即位封臣时将自己改封首辅，而史可法只落得个东阁大学士之职。而福王不重用史可法的另一原因，则是因为其父老福王乃万历之子，当时万历宠幸郑贵妃，欲改立老福王为太子，是东林党人全力阻挠此事才没能成功。东林党人以史可法地位最高，福王自然不会忘了这个缘故，因而也有意疏远他。种种原因导致了史可法的不得志。
史可法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失势之后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然而，四镇因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各据地自雄，史可法与朝廷皆无力管束。四镇尾大不掉、各自为政，致使明军非但无力进取，连抵抗清军南下皆不得要领。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河南总兵许定国私通清朝，巡按陈潜夫和参政分巡睢阳道袁枢请四镇之一的高杰北上。弘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夜，高杰在睢州故袁可立府第内被许定国害死，清军乘机南下。史可法闻讯长叹：“中原事不可图矣！”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命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呕血而死，全军投降清朝；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军的进攻。
当年五月十日，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复多尔衮书》：“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不卑不亢，流传万世 副将史德威史可法追随有年，可法收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被众将拦住。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可法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后壮烈就义。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十七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遗体不知下落，隔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后来全祖望曾写《梅花岭记》描述此事。
其实史可法的军事才能并不一定十分出众。后世有专家根据史料复原了当年多铎与史可法对阵南京的兵力分布图，发现史可法的兵力安排并不科学。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说。
史可法的才能在南明朝廷里并不是非常突出，但历史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史之才，相对于堵胤锡、张煌言都逊色不少，并且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军事敏感性都十分欠缺（比如“联虏平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史可法的忠诚与爱国，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敌人的认可。后清朝乾隆皇帝以其忠义，追谥忠正。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方苞曾写《左忠毅公轶事》，述说史可法与其师左光斗之间的提携情感，自是铮铮铁骨、有血有泪。
继统之争，定策失误
崇祯三皇子不知所踪，藩王可选福、潞、桂、惠四王。其中福王在伦理和地理远近上均占优势。但在东林党人观念中立福藩会重翻郑贵妃旧案，在党争中处不利地位，出于私心强烈反对立福。史可法是左光斗门生自然不愿福藩继统，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商定立桂王。孰曾想福王岂会坐以待毙，不得已求助于武将。既有军队支持，马士英也临时变卦当机立断拥立了福王。蒙在鼓里的史可法还致信马士英历数福王不端德行，至此在福王朱由菘眼中他就是反对自己黄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高杰、黄得功等武将因定策之功而飞黄腾达日益跋扈，为南明灭亡埋下难解的祸根。
其实史可法也想过立距离较近的福王，但此议一出即遭东林人士反对，便作罢。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可法总想处处应付处处妥帖，受制于东林党舆论，态度游移。可见其缺乏魄力雄才大略。若是断然决定拥立福王就不会大权旁落，让德行欠缺的马士英和将横的武将据定策之功，从此党争益烈朝政腐败军队难遣。
史出马入，督师扬州
史可法定策失误，得不到弘光小皇帝的信任，更有小人随风转舵说他“勤王无功”“可杀”，令人心寒。马士英被皇帝召入内阁成为了煊赫重臣，朝政一时被马把持，党争中东林党逐渐失势。同时江北的军队仍处于混乱之中，急需重臣督师整顿秩序。此时的史可法主动请缨督师扬州，辞别京城。这一下换位全国反对，无果。
我想这是他自食苦果的无可奈何，定策严重失误，不仅使他失势，威信大失，更是他心中产生挫败感和无比的愧疚。试想他一心以匡扶大明为己任，还念念不忘恩师左光斗对他的厚望和栽培，然而第一步棋就走的如此惨烈，叫他情何以堪？走的时候他表示，为赎不能救先帝之罪，愿意效命疆场！何等的悲凉，难忍愧恨煎熬，凄凉离开，继续着悲剧。
当然并不全是出于自责的冲动，史可法确然看到江北的混乱局势，要想拱卫朝廷必须做好军队整饬，协调好四镇，使之团结抗敌。为国家大计忧，他自甘离首辅之位，去做委曲求全低声下气的协调工作。不管何时，他都是最正的，在他的思维中忠义排在第一位。
孜孜不倦，协调四镇
四镇，本是拥立福王的几个总兵，因为军队混乱将之划为四镇，掌握了更多权力。更不妙的是，史可法是以一种政治斗争失败者的身份面对这些本就跋扈自雄的定策功臣们的。武将专权，皇帝都要仰赖她们才登大宝。四镇之间为争夺城市资源又剑拔弩张，毫不想团结对外。史可法于是奔波于四镇之间说教，劝解，动之以情责之以义，终于使他们起码不会越过自己的防区搞境外掠夺。
史公劳累了。然而效果何如？朝廷把盘剥江南百姓的大量粮税拨给四镇，仍旧粮饷不足；军队怯于公战，勇于虐民，不思进取收复失地，坐看黄河流域沦丧于清兵之手。军费极度膨胀而军事毫无作为，史可法督师不利。四镇鱼肉地方搜刮军饷以自用，他看得见；四镇目中无人心无国家他看得见。但他仅寄希望于四镇将领的个人品格，对他们道德说教，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编制体制问题却不加以解决。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处于下风，又想笼络四镇，此后一味退让，姿态软弱，在他的职权内他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指挥不了他们，反而处处受制。
史可法是个中庸的儒生。虽然心念救国，但又没有硬手腕使武将服帖。对文恬武嬉种种腐败，他也只能做到自洁，而不去阻止。不是不想，而是不会不敢不给力。
坐失良机，山东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