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家老大，传承老爸的卡内基精神，努力开创另一片天空。家庭，到底如何为他的人生加分？
最像老爸的他，属于最不让父母操心的那一型。原本预期当会计师，自从接触了卡内基，人生开始大转变，呈现了更多可能性……
在名人老爸的阴影下，他该如何展现自己？企业家的第二代，如何顺利接班，却又不失去自我？
黑立言，现身说法，这可是玩真的！
像父亲，真好！
每次听到有人说我很像父亲，我都会觉得很开心，也非常荣耀。
在教育儿女时，父亲多半采取民主开放的态度。他和母亲很少管我们的学业表现，从来不会为了分数的高低而处罚孩子。
多年前，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参加李建复的广播节目，正好那天录的是父亲节的特辑。在节目中，我提到，每次听到有人说我很像父亲，我都会觉得很开心，也非常荣耀。
我并不是为了要让父亲高兴，才故意这么说。事实上，每次和企业界的人士交换名片时，大家都会说：“哇！你好像你的父亲。”甚至有人觉得我们不但模样像，连走路的姿势都很像。
家中四个孩子，的确就属我和父亲最像。不过，我觉得我们最相像的地方，主要是在兴趣方面。
父亲喜欢阅读，而我也从小就喜欢看书，像他订阅的《传记文学》，都是关于民国时代的人物逸事，内容比较深，才小学五年级的我，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会跟父亲讨论读后心得。
大概是书看多了，就知道该怎么写，我和父亲一样，也很爱写作。记得小学时代，我的文章就常常登在墙报上。国一时，开始要用毛笔写作文，有一次，我写了一个爱情故事，不但拿了一百分，老师还跑来嘉奖我。长大后，我也曾经在报上写过文章，我本来想要当作家，后来觉得靠写作维生，实在太辛苦了，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父亲则一直保持写作的习惯。有一阵子，他在报上写专栏，遇到没题材可写了，就在专栏中写信给我们。有时候，他会通知我：“我写了封信给你，就登在报上。”因此，父亲写给我们的家书，通常是读者先睹为快。
至于在个性上，我和父亲都属于“难以说不的人”。每次只要有人很诚恳地请父亲帮忙，他通常很难拒绝对方，答应之后，才开始“一个头两个大”。
至于我，也常常因为不知道如何拒绝，作了很多承诺，结果把自己弄得很忙，父亲就会提醒我：“黑立言，要懂得说不啊！”
我心想，大家都是自己越做不到的事，越要求别人做到。
美国有部叫做《天才老爹》的电视剧，曾经红极一时，剧中的黑人老爹总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化解儿女青春期的各种状况。
我的父亲也有几分“天才老爹”的调调，而且很喜欢跟孩子玩在一起。记得小时候，每次父亲去美国出差，总是带回各种好玩的玩具，比方说，全套赛车组合。他不只是个带玩具回家的爸爸，他还会跟我们一起组装轨道，一起比高下，看谁的车子跑得比较快。
在教育儿女时，父亲多半采取民主开放的态度，像家中许多大小事，他就会以开家庭会议的方式来作决定。他和母亲很少管我们的学业表现，从来不会为了分数的高低而处罚孩子。
不过，由于我在美国读高中时，认识了一群好友，他们不但用功读书，为了申请到好的大学，还会选修难度比较高的课程，为成绩加分。青少年时期，本来就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我在耳濡目染下，对课业也变得比较积极投入，后来便顺利地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毕业后，当了一年的会计师，又到耶鲁大学读完了MBA，便返回台湾，成为卡内基团队中的一员。
和父亲共事的这段时间，我发现，我和父亲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对别人很友善，喜欢跟别人沟通。
这种个性，不但让我们在推广卡内基训练时，更具说服力，也比较能化解冲突，自然内心就会常怀喜悦。
因此，每当别人对我说：“你好像你父亲！”我真想告诉他们：像父亲，真好！
“老爸要换工，你们意见如何？”
还是“小朋友”的我们，对于父亲想要换工作一事，能表示什么意见？不过，父亲还是郑重其事地问我们的看法，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
小时候，家里常常开家庭会议。
大多数的会议，都是为了讨论要去哪里玩、到哪家餐厅吃饭。当我们最后敲定了餐厅，父亲就说：“由你们负责打电话跟餐厅订位。”
那时我才念小学，弟弟、妹妹们不用说了，年纪更小，但是父亲却坚持由我们去预约订位。于是，我们只好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告诉对方我们用餐的日期、时间、人数。现在想想，当餐厅接到这样的订位电话，会不会觉得是小朋友恶作剧？幸好，他们都蛮相信我们的。
到了餐厅门口，父亲也要我们小孩出面向服务生确认订位。在一般家庭，通常都是父母亲一手包办这些事，但是我的父亲却把我们当成大人，要求我们独立完成一些任务。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却让他跟别的父亲很不一样。
在这么多次的家庭会议中，有两次最让我印象深刻。
有一次，父亲说：“爸爸想要换工作，从美国休斯公司换到光启社，虽然薪水会少一半，但是爸爸如果做光启社的工作，会比较开心。你们有什么意见？”
说实在的，还是“小朋友”的我们，对于父亲想要换工作一事，能表示什么意见？不过，父亲还是郑重其事地问我们的看法，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
另一次，是我们第二次举家搬到美国，父亲又要问我们的意见。这一次，我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就开始有点儿想法了。
记得第一次搬到美国，其实过得还不错。美国小学的课业本来就比较轻松，加上学校很体贴外国学生，会特地为我们配一个“导师”辅导功课，虽然换了一个求学环境，但是不至于适应不良。
只是，我对美国的小孩印象实在不佳。那几年，美国流行李小龙的“功夫热”，那些美国小孩以为我们中国人个个武艺高超，老是想来跟我们比画比画，甚至还会上门来挑衅。有一次，奶奶实在受不了，抓起扫把，冲出去要修理他们。那些美国小孩看到哪来的东方怪婆婆，一脸穷凶极恶，立刻作鸟兽散。
于是，在家庭会议中，我就列举到美国读书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可以练习英语，会有比较多的不一样的生活经验；坏处是会遇到美国小孩找麻烦。
不过，弟弟、妹妹们对于回到美国念书，都还蛮支持，即使我有一点儿“异议”，最后也投了赞成票。
长大以后，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起，父亲当年召开家庭会议的用意。
父亲真的那么需要我们的意见，他才能作决定吗？其实未必。父亲是个思虑绵密的人，当他举行家庭会议时，一方面是咨询我们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用这种方式，告知我们他的决定。
他也许心中早有定见，但是他保留对话空间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参与这个决定，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事。
这十三年来，因为在台湾卡内基训练和父亲共事，我发现：他真的非常重视沟通，当他要求员工执行任务时，有三个步骤非常重要。
首先，他会让别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而且，他也会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最后，他会为对方设下一个目标，作为检视成果的指标。
如果，要让一个家朝着某个目标前进，就让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来参与决定的过程，只有当大家都清楚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才能一起达成目标。
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重要一课。
持枪守夜的“铁面酷妈”
母亲担心这群小混混还会再次上门找麻烦，便到店里买了一把货真价实的散弹枪，整个晚上在家守夜，提防对方“夜袭”。那时候，父亲人在台湾，只有母亲在美国照顾我们，她就成了捍卫这个家的“战士”。
那时候，妹妹立和小男友麦克闹分手。麦克纠缠不清，一直打电话来找立，让立不胜其扰。 有一天，电话又响了。 这一次，是二弟立国去接电话。立国个性比较火暴，对着话筒就是一阵臭骂：“你不要再打来了！你要是敢再打来，我一定狠狠揍你一顿！” 他的话惹恼了麦克。于是麦克就跑去跟他足球队的“兄弟们”哭诉，这群小混混便决定要好好教训立国。 某天傍晚，他们大概是喝了酒，胆子大了，直接上门来挑衅：“黑立国！滚出来！”
当时，立国不在家，是母亲去应门，这群小混混居然就指着母亲破口大骂。有人敢骂我妈，这还得了！我找出了一把假的手枪，立刻冲了出来，吓唬他们，小混混们“恶人没胆”，也没有认清是真枪还是假枪，立刻抱头鼠窜，躲了起来。
不过，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甚至还拿门口的垃圾筒砸破我们家客厅的窗户。
母亲担心这群小混混还会再次上门找麻烦，而且搞不好，连“家伙”都出动了，便到店里买了一把货真价实的散弹枪，整个晚上在家守夜，提防对方“夜袭”。
那时候，父亲人在台湾，只有母亲在美国照顾我们，她就成了捍卫这个家的“战士”。
还好，那一夜平安度过。
不过，麦克和同伙们放狠话，说要在外头给黑立国好看，母亲“护子心切”，居然想出奇招，也叫我们放话：“我妈认识华青帮的人，谁敢惹她，她就给谁好看！”
在美国，华青帮向来以凶狠闻名，甚至有句话说：“要人粉身碎骨，就找华青帮！”果然一放出风声，这群小混混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不过，麦克的母亲气焰很高，还要向法院申请人身禁制令，不准我家的人靠近她家，母亲就直接到麦克家按铃，毫不客气地跟麦克的母亲理论，即使她英语不是太好，但她就是有办法讲得对方无话可反驳。
母亲当然不认得华青帮的人，不过，在黑家，她倒是扮演着类似“铁面女判官”的角色。
父亲因为忙于工作，在家的时间比较少，他对孩子的教育，属于“大方向的指导”，至于平时生活上的细节，则是由母亲“督军”。
她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拿第一名回家，但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该做的功课做完。而且她很重视“信守承诺”这件事，只要你许了承诺，就要说话算话。
比方说，我和朋友出去玩，说好了是凌晨两点钟回来，时间到了，就要回家。如果做不到，就要受罚。
有一次，我晚回来了，说再多的理由都没用，还是遭到零用钱“扣款”的处罚。我觉得，母亲就是“把线画得很清楚”，只要原则订出来了，一切“依法行事”。
因此，母亲很少骂人，孩子犯错了，不多说，直接处罚。
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我心血来潮，煮面条给弟弟妹妹吃，煮完后发现很难吃，为了“毁尸灭迹”，我居然异想天开，把面条从阳台倒出去，楼下的邻居收到了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当然就跑来告状，母亲二话不说，立刻修理我一顿。她的作风是，一旦处罚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她很少会再摆在心里。
我后来观察，许多青少年会觉得父母亲很烦，就是因为这些长辈们很爱“碎碎念”，一直唠叨个没完，事情却没有在当下处理完毕，反而失去了父母的权威。
而我的母亲不但行动力强，也很有执行力。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因为没有宿舍可住，我还来不及烦恼该怎么办，母亲已经开车带我去找房子了。对于急性子的她来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如果说，在黑家，父亲的爱像温暖的阳光，让我们能不断向上成长，母亲的爱就像厚实的土壤，提供了我们茁壮的能量。
寻找自己的“舞步”
小孩子迷东西，热情总是来得特别强烈，那时我们只要放学后，一有空，就一起练霹雳舞。平时在学校，如果有机会露一手，还会觉得挺风光的。
念高一那一年，有一天，邻居汉斯跑来找我们：“可不可以借你家的前院，我要练舞。”
“练舞？”我们纳闷，不知道汉斯要练的是什么舞。
只见汉斯搬来一块垫子，铺在地上，开始练舞。原来他练的是霹雳舞，他或是做出“电流贯身”的动作，或是倒立在地面上，以头、肩、背、膝为重心，迅速旋转，他的动作又快又流畅，真是酷极了，我和二弟立国在旁边都看呆了。
立国一向富有运动细胞，他当场说想学，而我当时也没什么其他的兴趣，就一起加入了练舞的队伍。
小孩子迷东西，热情总是来得特别强烈，那时我们只要放学后，一有空，就跟着汉斯一起练霹雳舞。平时在学校，如果有机会露一手，还会觉得挺风光的。
霹雳舞是一种动作比较激烈的街舞，一般都是黑人、拉丁美洲的孩子最爱跳，父母并没有因此产生偏见，要求我们不要去跳这种舞，他们只是列出“基本原则”：不能吸毒，不能犯法。
我们一跳就是一年。有一天，立国的朋友彼得很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们：“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闭幕典礼中有一项霹雳舞的表演，我们可以去报名哦！”
我们一听，可以在奥运会闭幕式中表演，真是太棒了！我们立刻跑去报名。
主办单位的要求很严格，要参加闭幕典礼的表演，一个星期就得练习三次，连续练习三个星期，只要缺席一次，就取消表演资格。
那三个星期，每到了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父亲就会开车接送我们，每次的车程约三十到四十分钟，来回等于要一个钟头。但是父亲很支持我们这群男孩的兴趣，而且是以行动表达他的支持。
我想，这对成长中的子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在奥运会典礼上表演，等于是把我对霹雳舞的热情推上了巅峰，后来，因为我始终学不会某些高难度的动作，遇上瓶颈，热情就大不如前。不过，立国因为跳得很好，甚至还组成舞团，和别的舞团一较舞技，热度整整维持了两年，才渐渐“退烧”。
不跳霹雳舞之后，我又开始迷上当DJ。
这是因为当时认识了一些当DJ的朋友，参与了一些他们举办的派对，看他们在派对上气定神闲地摩擦着黑胶唱片，做出各种效果，把全场气氛炒到最热，也让我心生向往。
于是，我也找来一堆黑胶唱片，甚至还买了混音设备，开始练习DJ的放歌技巧。我都是在车库“练功”，因为音乐放得很大声，而且又放个不停，让父亲觉得有点儿受不了。
“黑立言，你放的是什么音乐啊？”父亲问我。
“这是最流行的迪斯科啊！”我仍然径自埋首于抓音乐的节奏，把不同的歌曲衔接在一起。
其实，父亲也是“爱乐一族”，常常会在家放音乐，只是他常放的是披头士乐队、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Simon & Garfunkel）的歌曲，迪斯科应该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不过，为了培养亲子间的共同兴趣，他很努力地让自己学着欣赏迪斯科。
虽然我认为，在父亲心中，他始终没有真正地爱上迪斯科的曲风，不过，他倒是开始慢慢地喜欢跟我们去跳舞。记得有一次回台北，我们几个年轻人跑去中泰宾馆的“KISS”跳舞，父亲也跟我们去跳，而且还蛮自得其乐呢！
从当年的霹雳舞，到后来的迪斯科，我可以感受到，父亲或许不是真的很能了解我们到底在跳什么舞，但是他从来不会嚷嚷：“跳什么舞！赶快去念书！”他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兴趣，也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舞步”。
人生尝鲜，打工为先
父亲在台湾主持过电视节目，因此不少华人都认识他。所以，如果补货的地点，有比较多华人经过，父亲就会请我代劳，大概是他不希望被别人认出来。在美国，青少年流行打工，训练自己自力更生。而我们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富裕，包括我、二弟立国、妹妹立都有过打工的经验。
刚到美国那几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度陷入低潮。
在罗耀拉大学念学位的父亲，为了维持家中生计，批了一些投币式的饮料贩卖机，放在工厂、车站等人潮多的地方，靠着卖饮料赚取很微薄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