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这种分封，仍是为了适应刘邦统治集团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史书记载，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这就说明，刘邦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推翻了秦朝统治的农民阶级，企图分封同姓王到各地，以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镇压，主要是用来对付农民阶级的。而到了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汉王朝中央和地方诸侯之间的战争，则已是刘氏集团内部“骨肉之争”，父子兄弟之争。刘邦分封同姓王，曾经一度起过“屏藩朝廷”作用，随着同姓王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汉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加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为要推翻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势力，这种形势的出现，就非刘邦始料所及了。
“文景之治”
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一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141年)。文景统治的四十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上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并且收到一定效果的。
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以来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时曾减为四十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召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一百斤，约当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
与此同时，还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作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刑罚大省”。
以上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不是为了农民。“轻徭薄赋”，是在人民很穷，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情况下采取的。由于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所以这种“轻徭薄赋”政策，是对地主有利的。正如东汉史学家荀悦所说，这是“适足以资豪强”的措施。“刑罚大省”，是在基本上继承秦苛法的前提下，对某些酷刑所作的改变。比如废肉刑、减笞刑，实际上是“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人被打死了，而刑还没有用完；“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不死的，被打成残废。封建史学家早巳指出这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由此可见，文景的上述政策，完全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
当然，文景的政策，是适当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如果“按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的政治权力，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快一些。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些话不能都信。所谓“民则人给家足”，就不是指的广大农民。尽管当时农民的情况是西汉时期最好的，但他们仍然处于穷困状态之中。
封建统治者保护小农经济，实际上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事辛勤劳动，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提供剩余产品。因此，这种保护政策的结果，必然是富了地主，穷了农民。短短几十年，封建国家积累了那么多的粮食和钱财，都是从农民身上搜括来的。同时，官僚、贵族和富商，也通过兼并和掠夺，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据史书记载，家产千万甚至万万的官僚和富商，已经不在少数；田产千余顷的官僚地主，正日渐增加。而农民却逐渐走向破产的道路。他们的耕地很少，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一个名叫郑里的地方，有25户贷粮户，平均每户只有土地24亩多一点。那些很少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只得“耕豪民之田”，变成地主的佃农。在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和压榨下，农民的日子很不好过。关于农民生活情况，晁错有一段描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当时人民生活困苦的事实，就连文帝、景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曾在诏书里说：“岁一不登(登是收成)，民有饥色”，“岁比(屡屡)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一年没有收成，农民就要挨饿，连年不收，农民就要饿死。这是多么悲惨的情景啊!
事实证明，所谓“文景之治”，完全是建筑在农民血汗和穷困基础上的地主阶级“盛世”。恩格斯说过：“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进一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文景之治”的情况，正是这样。
汉武帝其人
在我国古代史上，人们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秦始皇建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
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名叫刘彻，景帝之子，是汉朝第五个皇帝。他七岁当太子，十六岁继帝位，七十一岁死去，在位五十多年，占了整个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
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汉帝国达到了它强盛的顶点。许多封建史学家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汉武帝个人的“雄才大略”。我们不否认汉武帝是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但是，归根到底，要从西汉社会初期的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才能对汉武帝的作为，找出正确的答案。
汉兴六十余年，实行黄老之治，坚持休养生息，封建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中央集权下统一的局面正在得到巩固和加强。历史为汉武帝提出了任务，也为他提供了条件，使他在历史舞台上作出了有声有色的演出。
汉武帝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大权集中在封建朝廷，而封建帝王又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汉武帝当小皇帝的时候，是由他的祖母窦太后当权。武帝二十一岁，窦太后死去。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做了丞相。因为有王太后的支持，田蚡也很想专权。一天，田蚡向汉武帝奏事，推荐了一大批重要官员。武帝沉着脸问田蚡，“你准备任用的官员完了没有?我也打算用几个人！”从此，田蚡只好遇事少管。汉武帝把朝廷的一切大权，都揽在个人手中。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继续解决藩国问题。经过“七国之乱”，各地封国受到很大的削弱。但到武帝时，有些封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势力仍然不小。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建议的“推恩”办法，把原来只由长子袭爵的诸王国，改为可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国。按照汉制，这些侯国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而直接由各地的郡来管辖。这样一来，各个王国越分越小，势力越来越弱，自然无法割据地方，对抗朝廷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利用种种借口来剥夺各个诸侯国的爵位。比如，汉武帝规定每年八月会诸侯于祖庙中，诸侯必须出金助祭，如果有的诸侯国“金少”、“色劣”，就要夺爵。因这被夺爵的就有一百多人。据统计，汉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多人，到武帝太初年间，就只剩下五人了。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另外一个重要措施，是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武帝前，朝廷大臣多为功臣或功臣子弟。一般官吏也多出于豪门权势之家。到了武帝，大量提拔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以加强忠于个人的政治力量。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太学”来培养和选拔官吏。
另外，汉武帝还通过所谓贤良策试，从地方选拔忠于自己的人才。比如董仲舒和公孙弘，就是通过贤良的策试，而被选拔重用的。
总之，汉武帝为了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继续削弱可能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诸王国势力，另一手是加强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汉武帝所建立的这种封建官僚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仿行沿用。
汉武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把财经大权集中在朝廷。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封建史书上记载，当时朝廷里放的钱长期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食多到仓库里放不下，堆在露天里，任其腐烂。但是，在汉武帝执政初期，许多财经大权，却仍然掌握在地方大地主大商人手中。为了把财政经济大权掌握到朝廷手中，汉武帝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
第一，统一币制，朝廷铸钱。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曾经实行过一些统一货币的政策。但到了汉初，地方诸侯王以及巨商豪强，都可以自行铸钱。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暴利。汉武帝改用五铢钱，统一货币，严禁私铸。据“汉书”记载，为了制止地方私铸。汉武帝杀了私铸的人几十万，自首免罪的有百多万，可见，这是一场多么残酷的斗争。
第二，盐铁专卖。冶铁、煮盐和铸钱，这是当时最大的三项财源收入。汉高祖代秦立汉，为了取得地方豪强的支持，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汉武帝时对外用兵，急需开辟财源，采用各种办法敛钱，却无法从盐铁商人手中取得。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三人为理财官，禁止民间私自冶铁煮盐，并在全国设铁官四十多处，盐官三十多处，对盐铁实行官营专卖。由此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
第三，“算缗钱”。缗钱就是商人的本钱，算缗钱就是向商人征收的财产税。具体办法大致有：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二，手工业资本税率较商业资本减半，三，商人的车每辆征税二算，普通人的车每辆征收一算。商人的资本由商人自报，如有以多报少，就要没收财产，罚令守边一年。当然富商大贾不会不进行反抗，汉武帝又鼓励“告缗”，就是对商人所报不实的，可以向政府告密。这样，汉武帝没收了商人“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第四，“平准均输”。就是运输和贸易实行官营。汉武帝在各郡设均输官，在京城设平准官。均输官在地方负责收购和运输货物，平准官则收罗各地的货物，调剂有无，平抑物价。平准均输设立的第一年，汉武帝出外巡游，花的钱都是从平准均输收入中得来的，其中，仅赏赐用的绢帛就有一百多万匹，可见收入之高。
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许多进步措施一样，这些经济措施，加强了封建朝廷的统治力量，削弱了地方豪强和某些与朝廷关系不大的一部分商人的势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但是，人民却从中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相反的，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盐铁专卖，价格昂贵，质量低劣。而平准均输，运输货物时所用人工，实际上作为徭役，加到了农民头上。
中央集权的加强，封建经济的繁荣，再加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了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使汉武帝时的西汉统治，十分强大。这就使汉武帝手里有了足够的力量，来解决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匈奴问题了。
匈奴贵族对边地的侵扰进犯，是西汉成立以来，始终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汉初，匈奴骑兵一度深入到离长安几百里的地方，严重威胁了汉朝的安全。汉高祖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去攻打匈奴，大败而归，本人差一点做了匈奴的俘虏。从此，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汉朝统治者都采用妥协退让的办法，每年送去大量财物，以求暂时的安宁。但匈奴贵族由于利之所在，“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一直骚扰不断，每年被杀害和掳去的边地人口，都在一万人以上。
汉武帝时，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了，经过三次重大的战役，汉朝终于打败了匈奴，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又在边塞地区，大规模移民屯田，加固城塞，大力巩固胜利成果。为了对匈战争的需要，汉武帝又多次派人打通西域，使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同时，在武帝时期，汉朝廷还发兵灭南粤置九郡，击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和许多部落，设八郡。从而为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进行了五十年的大小战争。由于主要的战争，是为了反对匈奴贵族的侵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之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史上立有功绩的一个皇帝
通过兴修水利来发展农业，以支持战争和供朝廷的巨大消费，这是汉武帝的重要政策。汉武帝在位时兴修的水利工程，其中有著名的糟渠、龙首渠、亢辅渠、白渠等。在瓠子口(在今河南濮阳县)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中，汉武帝亲临现场，命“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大大减少水旱灾害，有利于农业的提高。此外，他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改进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