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字子卿，是个威武不屈、困苦不移的人。汉武帝晚年，汉和匈奴间在经历多年战争后，正在酝酿重归和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且鞮(jū dí居弟)单于送还已往扣留的汉朝使者。同年，苏武奉武帝之命率领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百余人出使匈奴，携带大批礼品，并送还汉朝扣留的匈奴使者。当苏武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国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汉降将匈奴族人卫律的部下虞常等策划，乘单于外出打猎的机会，射杀卫律，劫取单于的母亲归汉。由于虞常向张胜透露过消息，及至虞常事败，张胜才慌忙把虞常与自己有所联系的情况告诉苏武。苏武立即感到还没有诚意与汉通好的单于，必然要利用这个事端迫害汉使。他说：“事情既然如此，必定会累及我，受侮辱而死。更对不起汉朝。”说罢，拔刀要自刎，幸由常惠、张胜苦劝拦住了。果然，单于大怒，扣留了苏武一行，并派卫律审问苏武。苏武说：“身为汉使，屈节辱命，即使活着，还有什么面目回去！”遂用佩刀自刺，鲜血喷涌，登时昏绝。卫律大惊，没想到苏武竟这样倔强。立刻派人飞马去找医生。抢救半日，才转过气来。苏武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连单于也为之惊叹。为了威逼苏武投降，他的伤势刚见好转，单干就命卫律当着苏武的面杀掉虞常。张胜伏地乞降后，卫律举剑向苏武砍来。苏武昂首挺立。力辩汉使没有跟虞常有什么共“谋”，毫无惧色。卫律停下来，又装出一副诚心相劝的样子说：“苏君！我背汉归顺匈奴，封为王侯，拥众数万，牛羊满山。你今日投降，明天就和我一样；否则，徒然丧命，有谁知道?”苏武又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卫律的利诱。单于见苏武不投降，便把他关在一个阴冷的地窖里，断绝饮食。苏武渴饮雪，饥吞毡，才免于饿死。单于无可奈何，就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给了一群公羊，说什么要等公羊生下羊羔，才放苏武回去!
北海，人迹罕到，荒原千里。为了要生存下去，回汉朝复命，苏武经常从野鼠穴内掘取“草实”充饥。汉节是他唯一的伙伴。白天，苏武依它为杖，屹立在风雪中牧羊；晚上，又与它同床而卧，度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经年累月，汉节上的毛全都脱落了。一天，他在长安的一位老朋友李陵，突然来到北海。原来，李陵在苏武出使的第二年因兵败投降了匈奴。这次奉了单子的命令来劝苏武投降。他对苏武说：“自打你出使以后，你的母亲和一兄一弟都已相继死去。后来听说你妻子也改嫁了。两个妹妹和三个孩子又不知存亡。你还留恋什么?人生短促，你何必白白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受罪，愿你听我的话，不要再固执了。”李陵的投降，使苏武非常气愤，他说：“我早已把自己当作死在这里了，如果你一定要我投降，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李陵只好叹息而去。在北海，苏武度过了十九个年头。风沙撕破了他的衣服，岁月染白了他的须发，冻饿练就了他一副硬骨头。苏武崇高的气节，受到了匈奴族广大人民的尊敬。
昭帝初年，汉朝与匈奴和亲，汉朝遣使要求接回苏武，单于诈言苏武已死。后来常惠设法又一次夜见汉使，教给他一个能使苏武回去的办法。第二天，汉使按常惠的计策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皇帝射猎的宫苑)射下一只雁，雁足系有帛书，说苏武现在北海。”单于大惊，才不得不允许苏武等九人随汉使一道归来。
苏武保持汉节，不屈服于匈奴贵族的任何威胁与利诱，代表了汉族和匈奴族人民要求平等联合，反对民族压迫的共同愿望。因此，苏武牧羊北海的事迹被人们编成歌、剧、故事，广为流传。
董仲舒帮助汉武帝建立了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得到独尊，儒学思想成了统治思想。这在当时，对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还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
《史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写的《史记》，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鲁迅曾经称誉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优秀的历史和文学名著呢?这就要了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自己的身世、经历。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学术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迫切要求编写出一部通史。同时，当时的社会经过一段相对的安定之后，在表面上的“盛世”下，掩盖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自然也对司马迁的写作，有着明显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司马迁所以写出《史记》，这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大约是公元前145年，出生在龙门(今陕西韩城县)。他的祖先曾经是周朝的史官。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司马谈也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并研究天文、历法)。他先是受家庭的熏染，跟着父亲来到长安学习“古文”，以后，他还直接听过当时的著名学者董仲舒、孔安国讲《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他借助这些条件，以后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皇家的档案文书和百家著述，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二十岁那年，司马迁作了一次亲访古迹的旅行，走遍了祖国的东南。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出征，跟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中，除了现在的福建、广东以外，长城以南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游历，使他接触到汉代社会的多方面情况，具备了当时封建知识分子中较为远大和进步的社会历史眼光，以致能在《史记》中生动的反映社会现实。
司马谈本来打算利用做太史令的机会，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特别嘱咐司马迁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谈死后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收集资料，进行酝酿，公元前104年，正式动手写作。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并遭受了腐刑。他虽然万分痛苦，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受了这样的耻辱，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出狱以后，更加奋发地写作，大约到了公元前91年，《史记》就基本上编写完成了。
《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在编写体例上发挥了创造才能，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来叙述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列传主要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表则按年代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书是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专篇。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主体。用这种方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独创，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例。
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提供历史经验。因此，司马迁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时候，表现了他进步的观点。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一方面，他通过对父亲遗训的记述，以天文历法的自然科学为根据，肯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认为这样的“天道”，当然应该顺从，是“不可失”的。另一方面，他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的天道观，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激烈的批判。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善人往往不得善报，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而恶人“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竟以寿终”，揭穿了这些欺人之谈的天道观。与此同时，司马迁不以神意，而是试图用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当然无法从此再进一步，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上来寻找历史变化的动因。但是，他的这种从经济生活中去观察问题的见解，毕竟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观点。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司马迁强调用“通”的眼光，来了解古今历史的演变，重视和肯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他论历史变化，详今略古，赞成进步，反对倒退。他对吴起、商鞅、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在历史上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本纪、世家、列传中，用很大篇幅写了社会上各种代表人物的事迹，突出写了这些人物在社会历史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他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来探索历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考察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其中特别注意盛中观衰这一点，表现了他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他有意贬屈当时的作为正宗思想的儒学，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是非取舍有自己独特的标准。他注意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活动和影响。对于陈胜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史记》不但详细地记载了它的经过，而且把它的功绩与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和孔子作《春秋》提到同等的高度。他还把陈胜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充分肯定陈胜在亡秦过程中的“首事”之功，把陈胜作为反抗暴秦，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史记》在写楚汉战争中刘邦与项羽的成败时，着重写他们在对待群众上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司马迁重视人心向背对于“成败兴坏”的重要作用。
鲁迅还评论司马迁是“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确实是这样，司马迁不但不迎合汉武帝，反而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措施进行了讽刺。他揭露汉武帝因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社会带来了危害；揭露汉武帝为满足私欲而搜括钱财，指出汉武帝当政时，社会风气很坏，官吏恭谨、朝臣阿谀、酷吏惨急、宫廷倾轧，尤其是农民努力耕种吃不饱，女子纺织无衣穿，简直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和秦亡前夕的情况差不多。《史记》《酷吏列传》和《游侠列传》，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律令与道德的虚伪，称颂了游侠的“赴士之厄困”，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所有者的一部分政治情感、政治要求。由于这样，《史记》被班固在《汉书》中批评“是非颇谬于圣人”。甚至被后世一些正统学者视为“谤书”。
司马迁利用做太史令的机会来写“史记”，取得了运用资料的方便条件。他审慎的利用大量先秦和当代的图书档案，并且是结合他亲身游历采访中所得的闻见，写出了《史书》这样丰富多彩的篇章。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史记》的人物传记，创造性地把历史和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司马迁去世前中华民族约三千年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司马迁不仅注意写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最主要，而且特别重视表现秦汉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着力描写汉兴百年间的当代人物。《史记》以关系“天下所以存亡”，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取材的政治选择标准，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既写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又通过表现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显示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司马迁又十分擅长于选择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富于特征性的动作，充分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借以增强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真实感。司马迁的笔端还饱含着丰富的感情，他常常情不自禁地为古代英雄人物所感动，字里行间洋溢着崇敬的心情，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不幸遭遇，又寄予深切的同情。所以，《史记》的人物形象真切动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在司马迁笔下，都栩栩如生。《史记》首创的传记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我国才出现了较为完备的历史著作，是不算过份的。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看到，《史记》中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的思想界限。这就是说，《史记》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个前提下，表示了对某些封建统治代表人物的不满，对人民群众苦难遭遇的一定同情。《史记》中甚至还有一些封建糟粕的东西，反映了司马迁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汉赋和乐府诗在我国
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汉赋和乐府诗是西汉时期两种新兴的文学体裁，有许多作品流传下来，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汉赋，又称古赋，是在屈原楚辞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长篇韵文。它的特点是，运用铺张渲染的手法，在文章中堆砌丰富的字汇和华丽的辞藻，网罗无数的典故，行文又变化多端，使人看起来富丽堂皇。内容则多是以帝王、贵族们的宫室苑囿、车骑田猎、巡游祭祀、声色犬马、服饰饮食等浮华生活为题材，加以粉饰，为统治者服务。如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就是以游猎为题材，极力地描写了皇帝园囿的广大，禽兽的众多和游猎场面的壮观，以衬托皇帝的豪贵。这种专门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炫才邀宠的文学，被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称为“帮闲文学”。西汉赋中也有些是突出“体物写志”的。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服鸟赋》，都是借人或物以抒发自己的“意不自得”感情，聊以“自广”的作品。班固说：“(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但是，汉赋这方面的效果是很小的，甚至有名无实。汉代大辞赋家扬雄就说过：“往时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然有凌云之志。”这种赋究竟是“讽谕”，还是歌颂，不是很明白吗！
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些与前期赋有很大不同的新体“小赋”。它的特点是篇辐较小，语言也比较浅显，用典故少，而且内容清新。比较典型的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难利己而自足”本性的较好作品。这种小赋与前期那种专事铺张粉饰，华而不实的作品相比，使汉赋出现了新的生面。
整个说，大多数汉赋的思想内容是不高的，可是，它的艺术技巧却给后代文学以很大影响。汉赋对结构、用词、音韵都非常考究，用词力求新颖、华丽，“写物图貌，蔚似雕画”。鲁迅先生在批评它是“帮闲文学”的同时，指出它“究竟有文采”。汉赋对当时和后代的散体文、骈体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乐府诗歌是一种民间的五言歌谣。因为汉武帝设置了“乐府”机关，广采民间歌谣，所以后人便把这些被采的民歌称为乐府诗歌。据《汉书·艺文志》说：这些被采的民歌，“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地域，全国许多地方的民歌都有入乐府的。当时所采诗歌总数达一百三十八篇。汉武帝派音乐家李延年主持乐府的工作，音乐家张仲春做他的助手。东汉光武帝、和帝时，也曾观风采诗。这样，两汉时期的许多民歌便能够保存到今天，为我们所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