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与赋迥然不同，它来自民间，不少诗歌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生活面貌，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妇病行》就是乐府中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一篇好作品。它写一个妇女临死前嘱咐自己丈夫，不要因为孩子“饥且寒”与他吵闹，而打孩子；丈夫也遵从妻子的遗嘱，为了让孩子生活下去，到市上行乞以及孩子们啼哭想念母亲，父亲悲戚难过等场面。它生动地描绘出了劳动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十五从军征》则写出了当时人民兵役负担的沉重。这首诗歌的主人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归来后，看到的家里情况却是“松柏冢累累”和“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一片家破人亡的惨象。他只好自己舂点谷，采点野菜做饭，可是饭做熟了，却又不知道和谁一起共餐，“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悲痛的心情，使这位老翁再咽不下饭菜，“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乐府诗中也反映出了人民对封建剥削、压迫的反抗。《东门行》就是这样一首诗歌。它描写了一个被贫困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人，眼看“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悬衣”，于是，不顾妻子、“儿女牵衣啼”，“拔剑东门去”，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铤而走险的故事。这正是当时人民纷纷走上反抗封建统治道路的生动写照。乐府还给我们留下了《陌上桑》等不少歌颂劳动妇女忠于自己的爱情，不畏强暴的好诗篇。《陌上桑》的主人公罗敷，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智慧的少女。诗歌说，当她采桑的时候，看到她的人，“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都被她的美丽所倾倒。当一个无耻的官府“使君”仗势企图调戏罗敷时，却遭到了她的严厉斥责。罗敷用极力乃至故意夸张的词句，赞美、炫耀自己的丈夫，表示自己的骄傲心情和对“使君”的蔑视。她以嘲讽、奚落的口吻说”“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对“使君”的引诱给予了坚决的拒绝。
乐府采来民歌后，配以音乐，分为鼓吹曲辞、相和歌辞，以及杂曲歌辞等类，能吟能唱，艺术形式非常的生动活泼。
乐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建安文学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无不直接受到乐府诗歌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努力模拟乐府诗歌，几乎每一个乐府调子，他都有所拟作。杜甫更是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的一些反战诗，往往就是从乐府的反战、反兵役民歌中演变而来的。白居易有《新乐府》诗，元稹有《古题乐府》诗，也就是脱胎于汉乐府民歌，从思想上、艺术上加以继承，又有所发挥的。两汉乐府民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汉代冶铁生产的发展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用铁和冶铁最早的国家之一。
一九七二年在河北藁城商代墓葬里，发现过一件铁刃铜钺，证明商代中期已经知道用铁。考古发掘证实，至少到春秋中、晚期，已发明铸铁，并且用铁制造生产工具。到了战国，使用铁器才比较普遍起来，形成冶铁生产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秦汉时期，尤其西汉中期以后，铁的生产量猛增，技术迅速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古代冶铁业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
汉代铁的应用比过去广泛。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以兵器为例，汉武帝前，铜铁兵器往往同时出土；武帝以后，铁兵器占了主要地位；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铁制。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具，也同样逐渐被铁制品所取代。辽宁辽阳三道壕所发掘的西汉八座居民房址中，每一户都有铁制农具，包括了犁铧、耧(lóu楼)、钅矍(jué吾觉)、锸(chā叉)、耙、锄、镰等，从种到收的全套工具。生活上所用的铁制灯、釜(锅)、炉、剪、刀以及车、齿轮，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出土。足见铁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
汉代冶铁生产的规模，也相应地扩大多了。汉朝政府将冶铁收归官营以后，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全国铁器生产。当时在各地设有“铁官”四十九处，每处“铁官”下属一个到几个大作业点，所用人力在十万以上。广东、广西，云南、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当地的冶铁业。从现在发掘的冶铁遗址看，西汉有六十多处，东汉有一百多处。这些，都反映出汉代冶铁业的扩大和发展。
从每一处冶铁遗址的规模来说，有的不但有冶炼工场，铸造工场，而且包括矿坑，具有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如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有各式冶炼炉、熔炉、锻炉，共有二十座之多。此外，还有附设的储铁(锭)坑、配料池、铸造坑和淬火坑等设备，规模相当巨大。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在汉宛城内，原是汉代重要铁官所在地。生产作业区的面积可达十二万平方米，发现的炼炉也有十七座。在郑州古荥镇西汉冶铁遗址，发现了当时最大的冶炼炉，炉底面积8．5平方米，炉高在5米以上，炉容量相当可观，估计可达50立方米。由此可见，汉代的生产规模以及铁的产量，一定比过去扩大很多。
汉代的冶铸技术，较前也有飞跃进步。首先是铁的品类大为增加，有生铁、块炼铁(熟铁)和不同含碳量的钢等。而在制造成器的过程中，又能够掌握铸、锻、柔化、渗碳、淬火、退火等多种技术方法，大大提高了钢铁产品的质量。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书刀和剑，使用块炼铁表面渗碳的工艺，使杂质减少，组织均匀，达到了现代优质钢的水平。
鼓风设备也有很大改进，这对提高产量和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汉代初期仍然是人力使用皮橐(túo驼，风箱)鼓风，风量有限。后来才逐渐普遍改用畜力。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更创造出水力鼓风的“水排”，这比欧洲要早一千二百多年，是个很大的进步。另外，当时已经知道利用冶炉余热，加热空气，实现余热鼓风，大幅度提高炉温。这也是炼铁史上的一次飞跃。
改进了鼓风技术，便给用煤代替木炭创造了条件。西汉中期以后，用煤冶铁日趋普遍。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煤和煤饼，表明用煤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煤的资源丰富，取用方便，为大规模发展冶铁生产，准备了有利条件。所以，开始大量用煤，是冶铁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
此外，经过长期实践，汉代冶铸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如，当时开始使用铁制的范，不但保证了产品的规格化，而且有的还能铸出厚仅3毫米的薄壁铸件，技术相当高超。汉代运用反复叠折捶打的方法，造出优质刀剑，发展了“百炼钢”技术。晋人曾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赞语。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利用生铁“炒”成钢的新工艺，即“炒钢法”，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发明。其它如注意筛选矿石，配用石灰石作为熔炼剂，普遍使用耐火材料等，也是汉代冶铁工人积累了丰富经验后，所取得的技术进步。
总之，汉代是我国冶铁技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冶铸技术和规模上，当时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此时的中国钢铁传到西方，古罗马的学者普林尼(公元27年~79年)曾大加赞赏，认为是优良的卓越产品。冶铁业的长足进步，对促进汉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和巩固，有着重大作用。
“和亲”的历史作用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有时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联婚，被称为“和亲”。这种“和亲”关系最早是在汉朝统治者和匈奴族的单于之间进行的。
秦末汉初，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在其首领冒顿(音墨毒)单于的统治下，向东灭掉了东胡，向西赶走了大月氏，在北边打败了丁零等部族，往南征服了楼烦、白羊，不断地进攻燕(今河北省北部)、代(今山西省北部)，并且渡过黄河，占领了河套广大地区。这时，匈奴拥有骑兵三、四十万，成为西汉王朝北部的重大威胁。
为了防御匈奴进攻，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封于代北。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匈奴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第二年，刘邦亲自率兵讨伐韩王信，结果中了匈奴的诱兵计，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被冒顿的骑兵围困七天七夜。最后，刘邦用陈平计，派人买通了冒顿的阏氏(音焉支，匈奴单于的妻子，相当于汉朝的皇后)，才得以突围。白登战役后，冒顿单于仍不断进攻汉朝的北部边境，连封在代地的代王喜也吓得弃掉封国逃回长安。由于当时汉朝的社会经济残破，国力空虚，内部统治还不够巩固，实在无力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争。于是，刘邦在公元前199年(汉高帝八年)采纳了刘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决定以宗女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絮、缯、酒、食物;并且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
刘邦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基本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西汉政府继续执行刘邦开始的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公元前174年(文帝六年)、公元前162年(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元年)、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和公元前152年(景帝五年)，汉朝皇帝都曾经送宗女嫁给匈奴单于，或者重申坚持与匈奴实行“和亲”。汉朝政府送给匈奴单于的东西也逐年加多。汉文帝六年与匈奴“和亲”时，一次就赠送给匈奴单于锦绣衣袍、黄金装饰的带子、黄金带钩、汉族人用的篦梳以及几十匹刺绣、织锦等大量物品。
西汉初期的这种“和亲”，说到底是带有贡纳性质的政治联婚。送去的女子，和其他物品一样，不过是对匈奴贵族的贡品。西汉统治者当时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迫于形势而不得已的。尽管如此，这种和亲政策，却也带来了相对和平局面，有利于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与匈奴同意在边界地区“通关市”，允许两地间的贸易交换。于是，匈奴人带着驴、马、羊、驼和兽皮等物产在“关市”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
当然，只靠“和亲”政策，并不能彻底解除匈奴贵族势力的威胁。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七十多年间，匈奴贵族一有机会，仍然不断地攻掠汉的边郡。每次进攻都要“杀略人民”，抢掠牲畜。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和辽东(今辽宁省南部)两郡受害最深，每年都要有一万多人被匈奴贵族杀害或掠去做奴隶。有时匈奴进攻的报警烽火直达甘泉和西汉都城长安。有一次入犯的匈奴竟然连皇帝御苑的马都给抢走了。虽然如此，在当时汉朝政府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和亲政策，还是争得了“终景帝世，(匈奴)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的局面。这样就给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不断积蓄军事力量，准备反击匈奴的攻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汉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同时，文、景两朝还积极移徙人民充实边塞，垦田积粮，养殖战马，军事力量也有了充足的准备。到了汉武帝时，便放弃对匈奴单方面退让的和亲政策，向匈奴贵族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从此，西汉与匈奴“绝和亲”八十多年，到汉宣帝时，由于匈奴在汉朝军队的连续打击下，势力衰落下去，加上连年天灾，致使“人民、畜产死什六七”(死去十分之六、七)。原来被匈奴贵族征服、奴役的丁零等部族，这时也都纷纷脱离匈奴贵族的控制，并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匈奴贵族再也没有向汉朝发动进攻的力量了。同时，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之下，西汉王朝内部的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于是，汉朝政府与匈奴贵族之间的战争渐渐平息下去，又重新恢复了两族间的“和亲”。不过，这已经是汉朝略居优势的形势下，双方走向妥协的产物。比起汉初的和亲，虽然都是政治联婚，情况已有不同了。
汉宣帝时，匈奴内部经过“五单于争立”的纷争混战，接着又出现了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南北对抗的局面。呼韩邪单于想借助汉朝的支持，挽救匈奴的危境，决心归依汉朝。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和公元前49年(宣帝黄龙元年)，呼韩邪单于两次到长安觐见汉朝皇帝。汉宣帝对呼韩邪单于以客礼相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的礼遇位置，甚至放到汉朝各个诸侯王之上。同时还赠送给他黄金单于玺、汉式衣裳、冠带、玉贝剑、佩刀等物，表示对呼韩邪政权的支持和友好。呼韩邪单于也向汉宣帝表示，愿意留居漠南，协助汉朝政府保护边境域塞。双方建立了和平相处，互相支持的关系。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出兵攻杀了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实现了重新统一整个匈奴的愿望。
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汉朝对他隆迂如初，而且赠赐加多一倍。呼韩邪向汉元帝提出，愿意当汉家女婿，复通和亲之好，元帝立即应许。一个叫王嫱(qiǎng强)，字昭君的宫女，原是“良家(平民)子”出身，这时慷慨应召，主动出来“请掖庭(后宫)令(长官)求行”。汉元帝决定将她许配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意思是通过这次和亲，将与汉家建立永远和好安宁的关系。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竟宁元年”，表示取得了永远和平相处的局面。王昭君伴同呼韩邪出塞以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几十年。呼韩邪死后，又“从胡俗”，改嫁给复株累单于(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子女及周围的人，都努力维护汉匈通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的终了。史载当时：“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人民)无干戈之役”，北方边郡出现了空前安定的景象。这就是历史上被人们传颂的“昭君出塞”故事。
王莽改制
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一个历时十六年的新朝。代汉称帝而建立新朝的王莽，打出复古的旗号，进行所谓“改制”，历史上称作“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封建统治出现危机的结果。西汉后期，地主阶级日益腐朽，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农民纷纷破产，大量沦为官私奴婢，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史载当时：“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无)限，与民争利”。成帝时，丞相张禹一人即占有“极膏腴”的田亩四百顷。大批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成为官私奴婢的主要来源。据说元帝时仅官府奴婢即达十万余人，私人蓄奴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大工商业主往往同官僚贵族结合，利用政治权力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垄断性很强，经济实力迅速膨胀。比如京师樊嘉家资五千万，其余皆巨万。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大工商主，结成为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共同剥削、压榨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