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诸葛亮对治理蜀国做出了贡献。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宣扬诸葛亮对刘氏父子的忠诚，赞美他具有封建美德。而人民则把诸葛亮看作智慧的化身，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赞美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同时也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赋予了高度评价。
孙权建立吴国后江南经济的飞跃发展
三国时期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吴国，建国者是孙权，根基的奠定者却是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哥哥孙策。
孙坚是东汉末年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县)人。早年做过县吏，因召募兵勇千余人，参加镇压汝、颍二州黄巾军，被任为别部司马，后升为长沙太守。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孙坚依附盘踞在江、淮之间的袁术，公元192年，在攻打割据荆州的刘表时被射死。
当时，孙坚的长子孙策年仅十七岁，是一个英俊有为的青年。早在跟随母亲居住寿春(今安徽寿县)的时候，孙策就广泛地结交江、淮一带的世族、知名士人。而与周瑜的关系尤其亲密，两人“有无通共”，结成至交。孙坚死后，孙策召募兵士数百人，从袁术那里领回孙坚旧部一千余人，又得到了周瑜送来的大量军粮物资。他就以这些兵力为基础，脱离袁术，开始向江东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孙策比较注意军纪，“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得到了江东百姓的拥护。这样，孙策“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八、九年间，便削平江东大、小割据势力，取得了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庐江(今安徽六安)等五郡。军队也发展到几万人。更重要的是，孙策在经营江东的战斗中，把一批谋臣、武将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如张昭、周瑜、鲁肃，孙坚的旧将黄盖、程普、韩当和战阵中收降的太史慈等，形成了比较精干的孙氏集团。这些都为建立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元200年，孙策在一次射猎中，被刺客暗杀。他死前，把十八岁的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等人，对他们说：“中原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的险固，足以坐观中原的成败，你们努力辅佐我的弟弟”把割据江南，争夺天下的希望寄托在孙权的身上。
孙策死后，江东一时人情汹汹，将士们也出现了离心。孙权具有一定才略，又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就在部下中赢得了威望。张昭、周瑜等都认为，孙权是“可与共成大业”的人，对他“委心(倾心)而服事焉。”这样，孙权便在张昭、周瑜帮助下，安抚将士、百姓，很快地使东吴局势重新稳定下来。
公元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合，在赤壁大破曹军，保卫了东吴基业。公元219年，他袭杀刘备大将关羽，夺取了全部荆州，把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紧接着，又在次年击败了刘备亲率的蜀军，取得彝陵之战的大胜利。这一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吴王，都建业(今南京)，建立吴国。
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建立吴国的过程，表明了孙权相当杰出的政治才能。连曹操也以赞叹的口吻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的字)}如刘景升(刘表)儿子(指刘琮，他在刘表死后，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豚(tfin屯，小猪)犬耳!”孙权死子公元252年，在位五十二年。东吴在他的统治下，国力一直比较强盛，统治的地区不断扩大，江南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早在孙权称帝以前，他就在交州和广州(今广东省)设立了郡县。公元242年，派兵三万余人进攻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使东吴的统治区达到了南方广大地方。公元230年，孙权便派遣大将军卫温等率领一万士兵，乘船渡海到夷州(今台湾省)，密切了台湾和大陆的联系。
由于东汉末年战乱主要是在北方进行，致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纷纷南迁。史书记载，那时候，关中的人民移居到荆州的有十万多家；黄河下游的青、徐和淮河流域(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的人民很多移到扬州。劳动人民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大规模南迁，加速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江南地区原来就居住有山越族。孙权为了扩大土地、人口，补充兵源，多次向山越族进攻，强迫他们出山定居。这一方面增加了山越人民的痛苦，同时，也打破了山越族的长期闭塞状态，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过程。这样，在北方和江南劳动人民(包括山越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使得吴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和魏、蜀一样，孙权也曾在吴国实行大规模的屯田；设置典农校尉等官员，专门管理屯田事务。史书记载，他“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派大将诸葛恪带兵万人“佃庐江皖口”。在孙权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新都(今浙江淳安西)、吴郡等地的屯田官各率男女数万人，“会佃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屯田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诸有事(战争)，责其死效。”这些话很反映当时吴国屯田的普遍和收效。屯田的大规模兴办，无疑有利于荒地的开垦。这时，吴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秦汉时，江南不少地方，种田还是使用“火耕水耨”的落后耕作方法，这时在孙权提倡下，开始推行两牛一犁的耦耕法。耕作技术的改进，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有的地块种植稻子，每亩一年可收获精米三斛。
手工业方面，吴国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原来江南地区就是富人也大多以麻布为衣服，这时，由于种桑养蚕业发展起来，丝织品的“绫绮之服”成了更多人的常服。吴国还在有铁矿的地方，设置“冶令”、“冶丞”等官，专门组织冶铁业生产。为了适应长江水战和水上交通需要，吴国发展了造船业。有的战船可容兵士三千人，有的船分上下五层，不但航行于内河，而且能够跨海远航辽东。造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吴国的商业也有所繁荣。建业和武昌这样的大都市就是这时出现的。它们既是东吴统治的中心，也是江南地区商业的集中地。公元236年和公元238年，孙权两次下令铸铜钱，这也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人记述，吴国晚年有“商贩千艘”往来于吴国各地，也说明商业之繁盛。
三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继春秋、秦汉之后，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和发展。它在促使我国南北经济发展逐渐走上平衡，和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时期实行屯田的情况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这幅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经济凋零的图景，是曹操在《蒿里行》中对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真实写照。当时，人民大批地脱离土地，流落四方，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社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因此，当时粮食极端匮乏，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一斛二十万钱。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靠采桑椹充饥，袁术的军队在江淮，摸蚌蛤当饭吃。甚至出现“人相啖食”的惨象。有的军阀因没有粮食而饿散了伙。粮食问题已经尖锐到了这样的地步：谁掌握有粮食谁就能胜利，反之就要失败。
面对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曹操根据谋士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于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宣布实行屯田，以解决军粮的问题。开始在许昌附近屯田，后来逐渐推广。屯田制实行的结果，“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淮水边上的寿春到京师洛阳一线，只见“农官田兵，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原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北中国，变得“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这当然难免有夸大溢美之处，但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却是事实。这为曹魏“摧灭群逆，克平天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屯田，有民屯和军屯。民屯就是封建政府招募流亡农民，把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垦荒种地。屯田农民直属国家，可以不服徭役。他们要把收获物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政府。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农民实际上成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农奴。军屯，则是让驻军一面戍守，一面种地。这种屯田制度，早在秦汉就实行了。但多限于边境，到了曹魏，才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为了加强对屯田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曹魏政权从下而上，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屯田组织系统。史书上记载，在魏国有个叫贾逵的人做弘农太守时，因怀疑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而去问他，他自以为不属郡守管辖，出言不逊，冲撞贾逵。贾逵非常生气，把他抓来打断了腿。这件事引起都尉的上级典农校尉出面争执并告发了贾逵，贾逵败诉，发愤生疾。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郡太守是管不了本郡的屯田官的。
政府对屯田客的剥削方式，是采取分成租制，即用官牛耕种的，收获物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这个剥削量是很重的，我们知道，汉代地主庄园里的农奴“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屯田客所受剥削率与这差不多。屯田客原来并无劳役负担，“专以农桑为务”，但后来也要服役了。他们在兵法部勒下从事生产，没有离开土地的自由，对国家有极强的隶属关系，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
军屯是用士兵进行生产的，隶属性更强。曹魏政府规定：凡兵士之家，另立户籍，称为“士家”。他们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平时屯田，战时打仗。如果兵士逃亡，家属抵罪。还规定兵士死后，他的妻子由政府配嫁，通婚限于士家之间，他们的身份地位，比屯田客还要低些。
屯田制并不是曹魏统治者赐给农民的“乐土”，而是把封建枷锁重新束缚在农民身上的一种手段。早在施行屯田之初，就有不少屯田客逃亡。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屯田客吕并在陈仓曾领导屯田农民起义，被曹魏政府所镇压。
曹魏屯田的成功，也影响到吴、蜀两国，他们也曾相继实行过屯田。吴国将掠夺来的“山越”人民强制屯田。兵屯下的耕作者称为“作士”，民屯下的农民也称作“屯田客”。在毗陵(今江苏武进)的民屯，有男女各数万口。大规模的兵屯在庐江，诸葛恪曾自领万人在这一带屯田，不过，其规模与功效都不如曹魏罢了。
必须指出：屯田制不过是曹魏时剥削人民的办法之一，它不是当时北方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一般郡县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才是曹魏立国的主干。屯田区域的范围，不过二十余处，和广大郡县相比，所占面积要小得多。在剥削屯田农民的同时，对于广大郡县，曹魏政府颁布了新的赋税制度——租调制，规定按亩收租，按户出调。每亩地交纳田租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豪族地主也在兼并农民的土地，并不断地把他们变为自己的部曲。
随着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一部分屯田不断被侵占，其它屯田中的田客所受剥削量，也日益增加，到魏末晋初，已比原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屯田客和佃兵生产情绪日益低落，大批逃亡，不少人流入世家豪族的庄园内，成为他们的佃客。屯田制已发展到使统治者无利可图的地步。于是，公元264年，曹魏统治者下令废除民屯制度，两年以后，公元266年(晋武帝泰始二年)重申“罢农官为郡县”，民屯宣告废止。此后，屯田官吏变成了郡县长官，屯田客变成了国家的课田户，成为西晋课田制下的剥削对象了。屯田制大约实行了七十年左右。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兵屯虽然还在西晋时继续存在着，那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司马氏建立晋朝
人们常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形容某些人心怀歹意，而又暴露无遗的情形。这句成语，来自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过程中的一个故事。其实，在魏晋政权的交替中，最关键的人物不是司马昭，而是他的父亲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今河南武陟)人，出身一个高级士族家庭。从他曾祖父司马量到他父亲司马防，都是显赫一时的大官。青少年时的司马懿，就得到当时名士们的品评赞誉。如大名士崔琰说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另一个大名士杨俊断言他是“非常之器”。那时候，只要谁受到某名士的一两句赞誉，便声望大增。青少年时代，司马懿就在社会上颇有点名气。
在他二十九岁时，曹操已经做了汉朝的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了争取士族、名士支持自己，便邀请司马懿出来做官。司马懿开始看不起曹操，诡称有风痹病(肌肉、关节酸痛麻木)，不能起居行动，拒绝做官。曹操生了气，以拘捕他相威胁。司马懿害怕被杀，才勉强出来做官。
曹操虽然把司马懿请出来做官，但并不重用他。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建立魏国以后，司马懿的地位才逐渐重要。公元225年，曹丕统兵征吴，司马懿留镇都城洛阳，受命“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曹丕回军洛阳，司马懿又留镇许昌，成为曹丕的重要助手。公元226年，曹丕死，司马懿与魏宗室曹真等受曹丕遗诏，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睿。司马懿在长年统率大军对抗蜀、吴和平定辽东公孙渊的战争中，逐渐掌握魏国军权，成为魏国最有权势的大臣。
这时，曹魏政权日益腐朽。魏明帝后宫有宫女几千人；他大修洛阳宫殿，建土山、园苑，频繁役使民力，致使农桑失业，国库空虚，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加剧了。曹魏政权的衰落，给司马氏进一步扩展势力，开了方便之门。
公元239年，魏明帝死。司马懿得与曹真的儿子曹爽共同受遗诏，辅佐年仅八岁的幼主齐王曹芳。由于司马懿的权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曹爽集团的警惕。他们先是加给司马懿一个太傅的虚名，剥夺他的实权。魏帝齐王曹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曹爽更独揽魏国的军政大权，派他的兄弟曹羲、曹训等掌领禁军，把亲信何晏、丁谧等安插在尚书等要职，完全排斥了司马懿。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不得不装病在家，表面上不参与政事。但曹爽终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有一次，曹爽集团的一个官僚李胜去观察司马懿，司马懿让两个婢女扶着出来见他，故意错乱其辞，言语荒唐，衣服也拿不住，喝粥时，粥都流出来沾湿前胸，好像命在旦夕。李胜受骗回去便对曹爽说：“司马公病入膏肓，形神已经离散，只是一具尚有余气的尸体，不足为虑了。”司马懿骗过曹爽，就与长子司马师，在暗中加紧策划。这时司马师任中护军，仍然统领一部分中央军队，又暗中养敢死士卒三千，潜伏在洛阳城内，准备随时集中使用。
公元249年春，曹爽兄弟陪同齐王曹芳离开洛阳去谒祭魏明帝的陵墓。司马懿父子突然关闭洛阳城门，占据武器库，控制了中央禁军，发动政变。司马懿亲自率兵占据洛水浮桥，扼住曹爽的归路，并使花言巧语哄曹爽交出兵权，发誓说只是要免去曹爽的官职而已。待曹爽交出兵权后，司马懿马上把他下狱，连同他的兄弟和曹爽集团的人物一律诛灭三族。
司马氏除掉曹爽集团后，独掌了曹魏的中央大权。但是，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还有一部分曹魏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拚死反抗司马氏集团，掀起好几起武装反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