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是唐代陶瓷工艺的新成就。三彩陶器是先在坯上涂上不同呈色金属原料的色釉，然后烧制成的。彩釉多呈白、黄、绿、褐、蓝等色，有人又称它五彩陶。经过化学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唐三彩釉色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铅(或氧化铅)，呈色剂是各种金属氧化物。如：涂氧化铜得绿釉，涂氧化锑得黄釉，涂氧化钴得蓝釉，涂氧化铁得褐釉。解放以后，各地出土三彩陶甚多，造型有骆驼、骏马、乐俑、舞俑等，五彩纷披，明丽鲜艳，深受人们的赞赏和喜爱。唐三彩的出现，表明唐代陶瓷工匠对化学原料特性的认识、釉色的调配、火焰的控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唐三彩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典型品种之一。
唐朝商业发展的情况
唐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从唐高宗时代起，富有的巨商相继出现。由此直到唐末，富商大贾(ɡǔ古)们奔趋四方，辗转求利，十分活跃。“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元稹《估客乐》)，就是这些客商形象的写照。大量货币财富逐渐积聚于富商之手，如高宗时的富商邹凤炽，家中金宝多得数不清；长安富商王元宝被唐玄宗夸为“天下之富”；僖宗时的富商王酒胡给佛寺施舍一次就是十万贯。在重利引诱下，许多贵族、官吏也兼营商业。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热衷经商之利，势力远达四川。一些节度使、观察使公然在扬州街头开店，倒卖军需储备以赢利。富贾、官商的活跃，成为唐朝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邸店发展了，柜坊和飞钱出现了。
邸店是专供客商存货、交易和居住的地方，早在南朝时期就已出现。到唐朝，随着客商日渐增多，邸店也多起来。长安大商人窦乂(ｙì义)，用三万钱在西市秤行南边买下一块地皮，建造邸店二十间，招徕商客，号为窦家店。因为此店位置正是客商往来的要冲，所以窦乂每天获利数千。大商人王布的邸店设在长安东市。定州富人何明远把邸店设在驿站旁边，供客商作旅店兼商店之用。这都是大商人兼营邸店的事例。一些王公贵族官僚也开邸店逐利。由于贵族开店有碍朝廷名声，唐玄宗曾下过禁令，然而禁不住。唐宣宗只好又规定：贵族官僚开邸店要同百姓一样交税。由此可见邸店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是难以取缔的。
柜坊是供客商寄存钱财的地方，最迟在唐朝中期已出现。那时由于商品流通增加，商业活动频繁，交易数额往往很大，原有的现款交易方式已不方便。于是有些邸店转化为柜坊，也有人兼营柜坊，代客商保管钱财，收取柜租；还可以凭客商的信物，代为支付款项。柜坊的这种职能，减省了现款交易的许多麻烦，便利了商业的发展。《太平广记》一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扬州六合县有位名叫张老的富翁，后来迁居王屋山下。一天，妻兄韦义方远道去看望他，他给韦义方一顶席帽，并说，“你以后如用钱，可到扬州北邸药店找王老，凭此帽为证支取一千万钱。”后来，韦义方去扬州找到北邸药店，王老正在整理药物。韦问：“老人家贵姓?”答：“姓王。”韦说：“张老要我来取一千万钱，有帽为证。”王老说；“钱倒是现成的，帽子对不对啊?”韦说：“老人家可以查看，难道此帽您不认识?”王老没有做声。一个姑娘撩起布帏从里屋走来说：“张老有一回要我给他缝帽顶，当时没有黑线，我用红线缝的。线色、手迹能认得出来。”姑娘接过帽子细看，果然是张老那顶。于是如数付了钱。这个故事里的扬州北邸药店，显然是兼营柜坊业务的。前面提到的商人窦乂钅，同时也在长安西市开设柜坊，收纳不少存款。柜坊的这种职能，有点像后世的钱庄。唐代的长安、扬州等大城市，商旅喧阗，商业繁盛，柜坊自然是很多的。柜坊还有另一种职能，就是放高利贷。穷苦人主要是农民，以布帛、粮食做抵押，向柜坊借钱，利息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剥削极重。柜坊的这个职能，又有点人后世的当铺。
飞钱又叫便换，类似于现在的汇票。飞钱的出现可能比柜坊稍晚，有人认为开始于唐宪宗年间。飞钱的办法是：商人预先在长安把钱交给他将要前往的某道的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由当事者付给商人文券，写明飞钱数额。商人带着文券，即可轻装离京，到目的地后凭文券取钱，再购买货物运回长安。飞钱法使商人避免了重金随身走远路的麻烦和危险，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诸道进奏院等处受理飞钱时，要向商人收取一定的“汇费”。后来朝廷认为有利可图，下令商人向中央官府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可是商人鉴于朝廷经常“借商钱”(实际是掠夺商人)，所以不信任朝廷，没有一个人肯去飞钱。朝廷又宣布免收汇费，还是没有人肯去。封建统治者对商业活动的这种干预，显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朝实行均田制的情况
十万夫家供税课，五千子弟旧封疆
白居易《登闾门闲望》
诗中反映了唐朝农民又缴税、又当兵的实际情况。这种民与税、民与兵相结合的基础，就是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
均田制，主要是将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荒地，按照农户的人丁多少，分配给一定数量土地，以此束缚农民，榨取租调。这个制度始行于485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以后又相继推行于北齐、北周和隋朝。
624年(武德七年)，唐高祖李渊下令继续实行均田制。唐朝均田制规定，男女初生称黄，四岁为小，男子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均田制规定授田的办法是，男丁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残废授田四十亩，寡妇授田三十亩，户主加二十亩。受田人身死，永业田可由继承人继承，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此外，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授永业田五百亩至一万亩。立有战功而受勋的，可以按照勋级高低受勋田六十亩至三千亩。
均田制所授的田从何而来?这要从隋末农民大起义说起。当时，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关东及黄河南北广大地区。起义农民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同时，由于地主武装的疯狂屠杀和破坏，造成地旷人稀，无主荒地连片。
史书记载，唐朝初年，官府所能控制的农户只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这种农村残破、农业凋敝的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唐政权的巩固。唐太宗当时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百姓非国家所有。表明他已觉察到这一点。这就是唐朝实行均田制的历史背景。
均田制根本不是把当时的土地重新分配。正相反，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地主占有制之上。唐朝的土地占有，分皇帝直接占有，贵族官僚占有，一般地主占有，农民占有少量土地等四种情况。前三种由各级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不在均田的范围之内。656年(显庆元年)，唐高宗赐地给大贵族大官僚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于志宁对高宗说：“我家住在关中，祖业世代相袭，自北魏以来，家中田产无所减损。行成等初建庄宅，田园还少。我家田宅已多，乞请把赐地转让给他们。”这个事例说明，自北魏至唐初的历代“均田”，丝毫没有触动过于家这类大官僚地主的土地。供“均田”之用的土地，只能来自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但是，应该看到，这种由国家掌握的荒地，还要有很大一部分供军队屯田之用，皇帝又经常以各种名义赐封给臣下，官僚贵族又常常以“借荒”、“请牧地”为名，把大片荒地掠为己有。因此，真正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是很有限的。
正因为均田的推行有限度，所以，当时的农民普遍受田不足。644年(贞观十八年)，即颁行均田令二十年以后，唐太宗到灵口(在今陕西临潼)去，了解到当地农民受田每丁仅三十亩，不到法定数额的三分之一。武则天时，彭泽县“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差额就更多了。
627年，唐太宗曾下令免去长安地区受田不足农户的赋役，并把他们迁往宽乡，发展生产。后来，土地兼并之风一再威胁均田制度，唐高宗、唐玄宗分别多次下令禁止买卖口分田和永业田。尽管有这些诏令，实际上并没起多大作用，但是这表明唐朝廷对推行和维护均田制，毕竟是作过一定的努力的。
1900年，甘肃敦煌发现一批唐朝户籍残卷。有人曾对这批残卷中授田记载清楚的五十五户作了统计，平均每丁授田三十五亩多一点，仅为法定百亩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限额的只有两户官僚地主，恰好授足的只有一户。这些实物，为我们提供了唐朝实行均田制的证明，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官僚地主占田过限，一般农户授田不足已成为普遍现象。
唐朝均田制自武德七年开始颁行，至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废弛，共推行了一百五十多年。由于实行均田，一些离乡背井或无地少地的农民得以耕种一块土地，生活较为安定，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在推行均田制的一个半世纪内，唐朝耕地增加了。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全国垦田面积达到一千四百三十多万顷，以当时全国八百九十万余户计算，每户平均一百六十多亩。粮食产量也增加了。749年(天宝八年)，全国各仓库贮存粮食总数达到九千六百多万石，相当于全国每家农户上缴十石还多。正是农民的血汗，“丰实”了地主阶级的“公私仓廪”，换来了李唐王朝的“全盛日”。均田制的推行，使得唐朝的军力也增强了。七世纪后期和八世纪初年，由数十、百万“均田”农民组成的府兵战士，确保了唐王朝对巴尔喀什湖地区、黑龙江流域等边境的有效管辖。可以说，均田制对唐前期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边疆的巩固都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均田制是被剧烈的土地兼并、苛重的赋役摧毁的。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尤其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大批农民的耕地，转变为官僚地主的田庄。赋税名目也越来越多，农民交纳不起，只好逃亡。在安史之乱前后，终于造成“丁口转死”、“田亩移换”、“天下残瘁”的严重恶果。当时，诗人杜甫目睹这一切，发出了“穷年忧黎元(指百姓)，叹息肠内热”的感慨和“上请减甲兵，下请安井田(即均田制)”(《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的呼吁，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但均田制的瓦解已经无法挽回。780年(建中元年)，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实行近三百年的均田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唐朝所实行的租庸调制
公元619年，即李渊称帝的第二年，唐朝制订了租庸调制。五年以后，与均田制同时颁布执行。这种剥削制度，是以丁男授田百亩为前提，所以它的基础是均田制。史书上说，唐朝的赋役办法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简称租庸调制。
租是指田税。唐朝规定每丁每年交租二石。调是指绢税。唐朝规定每丁每年调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另加绵或麻若干。庸是指以绢或布代替力役。唐朝规定每丁每年要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可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代替徭役。这种做法被人称作“输庸代役”，简称为“庸”。
租庸调法和均田制一样，是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因为唐朝还规定皇室、外戚、各级官吏等地主阶级的主要阶层，享有免税特权。他们广占耕地，却不纳税，把赋役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农民头上，充分暴露了租庸调制的剥削本质。据历史记载，749年(天宝八年)全国共有库存粮9606万石，以当年有766万课口计算，把这些存粮平均分摊，则每丁纳粟竟合十二石五斗，相当于七百五十公斤，等于一丁六年多的租额。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削!
农村基层组织的里正，直接负责向均田农民催缴租调，摊派徭役。每年春他们对本地农户的人口、年龄以及相貌特征等，逐个地当面查对核实一次，叫做“团貌”。然后将“团貌”记录编订成册，叫做“手实”。根据“手实”再编制户籍底稿，叫做“计账”。这“手实”、“计账”就是里正向农民催课的依据。每隔三年的正月，各县又将本地各乡村的“手实”、“计账”收齐一次，交给所属的州，由州汇总，按一定格式编制成户籍。每乡的户籍装订为一卷，卷缝上注明“某州某县某年户籍”的字样，加盖州印和县印，三月底以前编制完成，一式书写三份，州、县各存一份，一份呈送尚书省。这户籍就成为封建官府检查农民纳课情况、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依据。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有“户籍”，也有“手实”，其格式和内容与以上所述相同。唐朝官府对农民征收的税额，是按每丁受足百亩田地而规定的。但是，由于普遍受田不足，所以，租庸调一开始就是农民的沉重负担。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对农民的剥削量更不断加重。早在637年(贞观十一年)，大臣马周就已指出；“为官府服徭役的农民队伍相继于路。往往弟还兄去，没有间歇之时。路途远的，来回五六千里，开春去服役，入冬回不来。”有关徭役限额、减免租调的规定，等于一纸空文。唐高宗以后，尤其是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农民的土地渐被吞噬。常规的租调之征，本已不堪承受；法外之征的新花样，又层出不穷。唐玄宗的几个财政大臣：韦坚、宇文融、杨慎矜、王钅共等，都是搜刮能手。他们或搞所谓“变造法”，命令州县将租庸调和资课变换成为绫罗、珠宝、瓷器、海味等“轻货”，送到长安；或搞所谓“租庸脚士”，以运输脚力为名加征；或搞所谓“浸渍折估”，以储运当中粟布有浸渍伤耗为由加征，有时一匹绢(四丈)竟要五丈。广大农民既失去土地，又困于重课，无以为生，只好外逃，或成为佃户，或成为“浮人”(流民)。唐玄宗时为了制止农民脱籍，保证租调来源，曾大搞“括户”。721年(开元九年)，“劝农使”宇文融在全国兴师动众，捡括逃户，共查出八十余万户，重新登记入籍。同时，朝廷又推行残酷的“摊逃法”，把逃户应缴的租课，摊派给他的亲戚，邻居代缴。然而，括户止不住农民的逃亡，摊逃法只能逼使逃人更多。唐代宗大历年间，计丁授田的均田制瓦解了，“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也同时废弛了。代之而起的新税制，就是“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
租庸调制实行初期，农民负担较隋朝略轻一些，主要表现在“输庸代役”上面。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反徭役斗争的成果。因为输庸代役，多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假如农民每年二十天的力役，都输庸代役了，则有些农民就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多了二十天的劳动时间，这多少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租庸调制的实行，对发展唐朝的封建经济，在客观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
唐朝所实行的两税法
公元780年，唐朝中期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宰相杨炎向唐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
为什么会产生两税法呢?用杨炎的话来说，是因为“租庸之法，其弊久矣!”由于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法随之破坏，形成安史乱后“王赋所入无几”的情况。为了维持唐王朝的赋税收入，朝廷不得不推行新的剥削办法来代替名存实亡的租庸调制，这就是两税法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