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的历史价值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总是要吸取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因此也就十分重视历史的编纂。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为了防止封建割据的再现，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更需要全面地总结封建社会大治和大乱的历史经验。
司马光(1019~1086年)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就是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盛世和衰世的因果关系，作为北宋统治者的借鉴。正因为这部书适应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才得到宋英宗和宋神宗的重视，充分利用北宋中央王朝所收藏的图书资料，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从1065年(治平二年)开始着手，到1084年(元丰七年)编写完成。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一部按照历史时代顺序编写的“编年体”著作，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最后灭亡，把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按年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卷。
这部篇幅浩繁的著作，除了采用政府的藏书包括历代的正史之外，还参考了私家编写的杂史三百二十二种。司马光等人先在开封收集材料，后来在洛阳继续工作十多年。他们整理了大量的材料，先排比成为长编，然后去粗取精，由繁到简，指定专人分段编写。战国秦汉部分由刘攽(ｂāｎ班)执笔，魏晋南北朝部分由刘恕执笔，隋唐五代部分由范祖禹执笔，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书成之后，堆存在洛阳的残稿就有两间房子。为了考辨史实的真伪，同一历史事件往往参考了三、四种不同的材料。他们还另外写了《考异》三十卷，专讲史料考证。
这部书所记的内容，大体比较平实可信。不但叙事简要，文字也很精练生动。当然，作者对古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是从维护封建制度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在叙述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时，一般尚能尊重事实。但是，当涉及到农民的反抗斗争时，作者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偏见，就非常露骨了。同时，作者的历史观点，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司马光的议论，贯穿着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但是，这部书系统地、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古代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历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编年史著作。
由于《资治通鉴》卷数很多，司马光又编了一个简本，名叫《资治通鉴目录》，共有三十卷，有单行本。后来又着手编一部中型的八十卷本的书，叫做《资治通鉴举要历》，但没有完成。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历代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并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努力。如参加编写的刘恕，他又写了一部《通鉴外纪》十卷，补充了战国以前的一段历史。南宋的袁枢，编成了《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把原来的编年体，改为以历史事件本末为中心的新体裁，共编成三百零五个历史事件。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通史著作。因为在他以前，史学著作不外编年体或纪传体两种。编年体以年为经，一个发展过程较长的历史事件，被分割到好几卷中去叙述，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主，一件事又常常记载在几个人的传里。袁枢的新体裁，正好弥补了以上两种体裁的不足，对我国史学上是个新的贡献。南宋末年，王应麟编了《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对地理方面作了考释。与王应麟同时代的胡三省，又为《资治通鉴》作了音注，对地理沿革和典章制度，注释比较详备，使后人利用这部书更加方便。这些历史著作，对发扬祖国的历史文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代的理学与反理学
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理学。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在宋太祖、宋太宗时代，北宋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恢复残破的封建经济，还没有来得及大力宣扬儒学。
北宋统治仅仅过去三十多年，四川地区就发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斗争纲领，使北宋封建统治受到威胁。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北宋王朝逐步加强了思想统治。998年宋真宗即位，就封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孔延世为文宣王。1008年，宋真宗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表示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宋真宗还大肆提倡佛教和道教，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罗了四千三百多卷道家著作，公开鼓吹“三教(儒、道、佛)之设，其旨一也。”从此逐步地树立以儒学为主，儒、道、佛相结合的统治思想，终于形成“理学”。
理学又叫做道学。其中，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以二程、朱熹为代表；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以陆九渊为代表。宋代的理学家，表面上不谈鬼神和仙佛，也不像董仲舒那样鼓吹“天人感应”，而是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如“理”、“天理”、“心”、“性”、“人欲”等等，对儒家学说重新作一番修补与阐释工夫，使之更加哲理化，更加虚伪，因而也更加适应封建社会趋向衰落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
二程就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是河南(今洛阳)人，同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先事物而存在，创造天地万物，凌驾于物质之上。理是第一性的，万事万物都由“理”派生出来，事物是第二性的。他们还认为“理”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天理”。程颢说：“我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
理学家把封建伦理道德统统说成是符合“天理”的东西。程颢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三纲五常”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
到了南宋，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深入变化，又出现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他是江西抚州(今临川)人，出身于豪族地主家庭，曾经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农民暴动。他在做地方官时，也镇压过农民起义。他的哲学称为“心学”，就是把“心”当作世界的本体，认为“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他不承认人心之外有物质世界，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人心的产物。陆九渊说“心即理”，心就是仁义。他把封建伦理道德和哲学联在一起，要用“仁义”来破除劳动人民的物欲。这种“心学”的产生，只能说明豪族大地主对农民革命的极端恐惧。
南宋时期，朱熹对理学又作了新的发展。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渊源于二程，后人也称为“程朱学派”。
两宋时期哲学思想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具体表现在反对理学的斗争。两宋时期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有王安石、张载、陈亮和叶适。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范畴。他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道”产生的。道的本体是物质性的元气，分化成为阴阳，然后具体化为金、木、水、火、土。由这五种物质元素不断变化而形成万物。王安石说：“天文之变无穷”，不能迷信灾异，应当相信事在人为。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他批判老子的无为论，反对墨守旧制度。王安石十分重视后天学习，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反对理学家的内心自我修养。在学习方面，他主张泛览各家各派学说，不能只读儒家经典。对儒家以及其他各家学说，都要加以思考，“断以己意”，不能迷信古人。要做到“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王安石的“新学”学派是同理学家们的言行格格不入的，因此遭到程颢的反对，说“介甫之学”，“环了后生学者”。
王安石从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变化中，提出“新故相除”的辩证思想，就是说新生的东西要代替陈旧的东西。他认为这是“天”(自然)和“人”(社会)的共同变化规律。这一思想对理学家们鼓吹“天理”是永恒不变的说教，是一个有力的抨击。
但是，王安石对二程利用“理学”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反动本质，并没有加以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是一致的。
张载是陕西人。因为他在关中讲学，他的学派被称为“关学”。这一学派比较地重视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但也有唯心主义的糟粕。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宇宙空间(太虚)充满着无形的气。这种物质性的气聚合而成万物。他认为气只有聚和散，并无生和灭。有形的东西是气的聚合，无形而不可见的东西就是气的扩散。他反对佛老的虚无主义思想。
张载批评当时流行的灵魂不死的谬论，认为人的生死也是气的聚散。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死后气归太虚。但是他说“道德性命”也是不死之物，这是唯心主义的。张载也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说“一物两体”。“两”就是“二端”，指阴阳两个对立面；“一”是“本一”，即对立双方的统一。他已经认识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就是说没有对立的两面，也就没有统一体。
张载认为人的感觉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有物则有感，无则何所感?”但是他又承认要有道德修养，即“德性之知”。只有通过修养，才能使老百姓做到“无欲”，“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他把安于贫贱的乐天安命思想当作“孝”的最高境界加以宣扬。张载思想中的这些糟粕，得到理学家们的赞赏。可见王安石和张载只能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事物究竟是静止的还是变化的问题上，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理学进行某些批判。至于触及社会问题，特别是理学维护君权至上，维护封建的专制统治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有力的批判。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当时农民阶级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作为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的王安石、张载等人，就不会赞同农民的这种革命思想。
到了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思想家：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是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县)人，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他们两人很早就结交，在思想上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新的浙东学派。
陈亮和叶适在政治上都是积极主张抗金，反对南北分裂。1188年(淳熙十五年)，陈亮曾亲自到镇江、建康一带考察军事形势，访问当地父老，再度向宋孝宗提出收复失地的主张，认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金朝统治者)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
陈亮认为自然界是物质构成的，“盈宇宙者无非物”。事物的道理法则，要从事物之中去探求。他说：道“常行于事物之间”。叶适也同样认为“道”或“理”是依存于物的。“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陈亮和叶适思想，反映了当时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下层地主阶级要求发展工商业的愿望。因此，他们比较重视“功利”。当然，他们讲的是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但在当时反对理学家们空谈心性，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蒙古族的振兴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生息在我国北方草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勤劳勇敢的民族。
大约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蒙古人就在今天我国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南岸的幽深密林里生活着。公元九世纪，蒙古人已经游牧于斡难河(今鄂嫩河)和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一带的漠北草原，和原来生活在那里的突厥、回纥等操突厥语的部落杂处。公元十世纪后，蒙古出现了许多大小部落，他们互不统属。这些部落基本上分为两群：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草原游牧部落除蒙古部外，比较大的部落还有塔塔儿部，活动在今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南部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北部；有人口众多的克烈部，活动于杭爱山和肯特山之间；有文化较高的乃蛮部，靠近阿尔泰山。此外，还有翁吉刺、汪古、蔑儿乞等许多部。他们为了反抗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的压迫，十一世纪时结成了以塔塔儿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因此，“塔塔儿”或“鞑靼”曾经是蒙古各部的通称。
一直到十二世纪初，蒙古的大小部落，还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阶段，主要从事畜牧业，过着游牧生活。当时蒙古各部人民是由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统辖的。女真统治者为强化对蒙古族人民的统治，挑起蒙古各部之间的争斗，残暴地放火烧荒，破坏草场，剿灭入丁，制造祸害。
大漠南北的草原上，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通过长期交往，互相促进，使十二世纪的蒙古族除了有适应畜牧业发展需要的简单手工业如锻冶业、木作业之外，居住在南边的蒙古族人民，已经学会了农业生产，财产的私有现象和阶级分化也普遍出现。奴隶(孛斡勒)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掠夺来的俘虏。他们替奴隶主放牧畜群，从事畜牧业生产；也有的奴隶从事家内服役。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们的劳动成果全被奴隶主占有，一切都要听凭主人的处置。蒙古氏族或部落中的成员，除了沦为奴隶外，有一部分成为拥有小量牲畜的个体牧民(哈刺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从事个体游牧(阿寅勒)经济，代替了过去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游牧(古列延)方式。但是这些个体牧民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常常因破产而沦为奴隶，或者被迫投靠奴隶主，成为“属民”。氏族或部落的首领们，凭借他们的有利地位，一般都成为大量牲畜的所有者，控制了公共牧地和水源，成为社会财富的支配者。他们有各种尊贵的称号，如：把阿秃儿(勇士)、蔑儿千(善射者)、必勒格(智者)、薛禅(贤者)等等。对于这些新兴的贵族，奴隶和属民们统称他们为“那颜”(官人)。
蒙古各部落的首领，为了掠夺奴隶、牲畜和牧地，战争已经成为经常的职业。部落内部以及部落和部落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战斗，从而在十二世纪末造成了“天下扰乱，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悲惨局面。生产自然地遭到了破坏，畜群日益减少。广大奴隶们强烈反对各部奴隶主之间的掠夺战争。
同时，由于女真贵族对蒙古各部实行分化政策，也加深了蒙古各部之间的长期纷乱和仇恨。金世宗完颜雍统治时期(1161~1189年)，每三年派兵剿杀一次，名为“减丁”，使蒙古民族面临灭亡的威胁。因此，要求结束这种互相攻伐的纷乱状态，要求和平统一，就成为巨大的历史潮流。这是蒙古各部人民的共同愿望。蒙古族统一的历史任务，最后由蒙古族的杰出领袖成吉思汗完成。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
在人们传诵的《沁园春·雪》这首词篇里，毛主席写下了这样的名句：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蒙古各部的统一，是同成吉思汗的名字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