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1162~1227年)名叫铁木真。他出身于蒙古孛儿只斤氏族的贵族家庭。在他幼年的时代，由于金朝统治者对蒙古各部落实行分化和残暴的“减丁”政策，整个蒙古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下。部落与部落之间混战不已，相互仇杀、劫夺和掳掠，人人不得安宁。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在一次回家途中，遇着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也速该按照草原地区的习惯，下马参加他们宴会，但是塔塔儿人记起他曾是自己的世仇，便在食物里放了毒药，把也速该害死了。于是也速该统治下的部众开始分离了，本来臣服于也速该的泰亦乌部开始独立活动，也速该部下的百姓、那可儿、奴仆也纷纷离开，牲畜也被带走了，孛儿只斤氏家族很快衰落下来。但是，祸不单行。泰亦乌部的首领们害怕铁木真长大成人后会重振旗鼓，进行复仇，就设法把铁木真抓起来，把他戴上枷，带往各地去示众。铁木真受尽了污辱，但他决心寻找机会逃走。有一天，铁木真乘着泰亦乌部众在斡难河畔举行宴会的时候，将看守他的少年用枷梢打倒，逃了出来。泰亦乌部四出搜索，铁木真在奴仆锁儿罕失刺父子的帮助下，终于逃回自己的家里。以后他还受到过敌人多次袭击，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这些遭遇，对铁木真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为了自己的生存，他决心继续与自己的对手作斗争。十二世纪末，他被蒙古部推举为部落首领。1202年，他联合扎答兰部的札木合和克烈部的王罕，击败了他的劲敌塔塔儿、泰亦乌、蔑儿乞等部。他又同王罕合兵，打败了札木合。在札木合残暴统治下的大批奴隶，都纷纷奔向铁木真一边。紧接着，他又消灭了王罕，最后战胜了强大的乃蛮部。那些较小的部落，也都顺利地被降服或自动归附。
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的首领后，利用奴隶和个体牧民的力量，经过十多年的战斗，终于把蒙古草原地区各部统一起来了。
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部落首领的大聚会(忽里勒台)，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汗国。原先蒙古一词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从此成为各部落通用的全民族的通称。
蒙古族各部的统一和蒙古汗国的建立，结束了草原地区长期混乱的局面，使原来处于社会发展不同水平的各部，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统一起来。这是历史的进步。由于蒙古各部的统一，使蒙古族人民抗击金朝压迫的力量增强了。蒙古草原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为了巩固蒙古汗国内部的统一，以成吉思汗为首的统治集团，建立了一套奴隶制国家制度。
在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把蒙古各部所属的牧户，按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编制起来，由大汗直接委任贵族为千户长、万户长。这是一种具有草原特点的、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的制度。蒙古广大牧民，平时必须向国家和各级奴隶主缴纳实物贡赋，定期服兵役和各种劳役；战时就要跃马弯弓，参加战斗。这正如《元史》中所记载的，“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佥为兵。十人为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蒙古汗国建立了拥有十万名战士的常备军；又从贵族子弟和平民中挑选精壮男子一万名，组成大汗的侍卫军(怯薛)，平时轮流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
成吉思汗还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断事官”(扎鲁花赤)，负责处理民刑诉讼事件。又根据传统的风俗习惯，制订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成文法，称为“扎撒”。这样，成吉思汗就用法令形式，把个体牧民和奴隶对奴隶主贵族的义务和人身隶属关系固定了下来，结束了过去那种任意屠杀和掳掠的混乱局面。
成吉思汗为了使宗教直接为奴隶主贵族服务，建立了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教长(别乞)。成吉思汗还请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利用畏吾儿字母制定了蒙古文字，这对推行国家政令和发展蒙古族的文化是有利的。
以上这些制度的确立，首先是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它又奠定了蒙古统一政权的规模，促进了蒙古社会的前进。
蒙古国家的建立，助长了蒙古统治阶级掠夺和剥削的私欲。当时中原地区以及和蒙古汗国毗邻的西方，虽然是经济和文化的先进地区，但都处在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时期。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为了满足“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凭借强大的武装力量，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行动。在几乎整个十三世纪中，蒙古贵族率领的骑兵，踏遍了东自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大欧亚地区，给中亚和东欧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
成吉思汗又把长期统治和压迫蒙古草原各部的金朝作为攻击目标，向南方发动进攻。成吉思汗对金朝的战争，既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也有扩大掠夺的目的。1205~1209年，首先三次向西夏进军，迫使西夏统治者屈服，以解除西面的牵制，并掠夺了大量的物资。1211~1214年，成吉思汗连续发兵攻打金朝。女真统治者完颜永济被迫放弃了中都(今北京市)，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表现出金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由于北方农民起义军长期奋起抗金，特别是持续十多年之久的山东红袄军起义，大大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死于今甘肃六盘山下的清水县行宫。
元朝实现全国的统一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蒙、汉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蒙古贵族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之后，除了发动三次西征之外，同时还派遣军队向南方进军。当时我国正处在南宋和金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在边疆地区，还有畏吾儿、西辽、西夏、大理、吐蕃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地方政权。到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之前，蒙古军队已经打败了畏吾儿、西辽和西夏。
1234年，蒙古军灭金，与南宋王朝仅隔一条淮水。蒙古贵族立即发动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灭宋战争。
南宋王朝派驻汴京和洛阳的军队，遭到蒙古军队的袭击，终于大败，汴、洛失守。战争的帷幕从此揭开。
从1235年到1250年，蒙古军队分路进攻南宋。由于南宋统治区人民的抵抗，在襄阳、樊城、成都一线形成对峙局势。1251年，蒙哥即汗位，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蒙哥派他的弟弟忽必烈(1215~1294年)从甘肃经青海、四川到云南，消灭了大理政权，吐蕃各部也表示臣服，终于使整个西南地区被蒙古军所控制，形成了对南宋王朝的包围形势。1258年，蒙哥命忽必烈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县)，命大将兀良哈台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亲自率大军过六盘山，进攻四川，包围合州(今四川合川县)。蒙哥准备三路会师鄂州，然后沿江东下，直取临安，消灭南宋王朝。
蒙古贵族的三路军队，到处劫掠，声势汹汹，受到南宋地区军民的迎头痛击。1259年，蒙哥在钓鱼城下中了流矢，死于军中。
忽必烈当时正在围攻鄂州，听说蒙哥已死，为了争夺汗位，同时也由于军事上陷入困境，借南宋宰相贾似道求和的机会，匆匆地把军队带回北方。独揽朝政的贾似道却虚报军情，造谣说是南宋官军打退了敌人，以“再造之功”班师回朝。南宋统治集团侈靡挥霍，纵情声色，更加腐败。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后改称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北石别苏木)登上汗位。他在中原地区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击败了他的弟弟——争夺汗位的对手阿里不哥，逐步稳定了在北方的统治。经过短短的几年准备，他又继续进攻南宋。蒙古军采用南宋降将刘整的献策，首先集中兵力袭击江、汉间的重镇襄、樊二城。襄、樊地区的军民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誓死抗战。南宋地区军民的正义斗争，虽然没有得到南宋王朝的支持，仍然不怕牺牲，奋起抵抗，坚守近六年之久。在反压迫的斗争中，出现了无数英勇业绩。例如：张顺、张贵冒着蒙古军的重围，率领三千战士冲破封锁线，运送衣甲入城。张顺战死，张贵入城后又突围求援，战败被俘，不屈而死。
忽必烈为了统治全国，决心采用“汉法”(即汉族封建制度)，并于1271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今北京市)，建国号为“元”。元朝的建立标志着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汉族封建统治制度在新王朝被延续了下来。
1273年，襄、樊被元军占领后，忽必烈派伯颜为统帅，分水陆两路大举东下。南宋的贾似道既无心抵抗，又求和不得，被迫应战。南宋军队溯江而上，在池州(今安徽贵池县)发生战斗。南宋军队顷刻溃散，元军乘胜东下，直逼临安。在元军的扫荡下，南宋各地的大小官吏，纷纷迎降。但也有少数官吏将领，在人民群众抗元浪潮的影响下，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坚守阵地，甚至献出生命。例如：坚守扬州城的李庭芝、姜才(士兵出身)，元朝以高官厚禄，甚至拿出南宋太皇太后谢氏的手令，要他们投降，仍然不理。扬州城内粮尽，李庭芝和姜才拒战不屈。元朝再度招降，他们始终毫不动摇。又如死守静江(今广西桂林市)的马暨(ｊì既)，由于众寡不敌，兵败被俘，壮烈牺牲。又如士兵出身的张珏，坚守重庆两年，元军久围不下。城破之后，张珏自杀，坚不屈服。这些壮烈的抗元斗争，都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性。由于他们只是死守一个城池，孤立无援，终于失败。南宋王朝的几个大臣如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斗争，也先后失败。1279年，南宋王朝终于灭亡。
至此，全国各地都被元朝所统一。
元朝实现全国的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集团，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新兴统治力量。他们战胜南宋腐朽没落的汉族地主阶级统治，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这是很自然的。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它结束了从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从而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的长期统一。第二，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第三，它为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国家的统一，元朝的天文、地理等科学，就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水平。第四，元朝的统一，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
文天祥坚持抗元斗争
文天祥是南宋时期坚持抗元斗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写下了许多壮烈的诗篇，其中《过零丁洋》的最后两句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中表达了文天祥决心坚守民族气节，为反对蒙古贵族的民族压迫而献身。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文天祥(1236~1283年)号文山，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极端腐朽，广大劳动人民处境十分困苦的时代。蒙古贵族的军队已经越过黄河，继续南下。而南宋的大小官僚，不顾人民死活，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文天祥，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孕育着救国的抱负。二十岁那年，他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于改革政治的各种主张。他考取了进士第一名，中了状元。
1259年，蒙哥带领蒙古军队大举南下，向钓鱼城进攻。南宋朝廷里的宦官董宋臣叫嚷要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市)，主张逃跑。文天祥上书宋理宗，表示反对，并要求杀死董宋臣等败类，以安民心。这种正义的主张，垂死的南宋王朝当然是不会理睬的。
1273年，襄、樊相继失陷。1274年，伯颜率领元军攻下鄂州后，自领大军东下，直趋临安。由于情况紧急，南宋王朝十分震恐，贾似道被迫出兵。但他不愿作战。他派出使者向元军表示投降，遭到伯颜的拒绝。元军乘胜追击，贾似道逃到扬州。南宋的水陆军事主力全部崩溃，伯颜逼近临安。文天祥这时担任赣州知州。他在当地招募了三万名勇士，决心要保卫临安。有人对他说：“元兵三路进攻，声势汹汹。你以乌合之众迎敌，岂不是驱群羊去斗猛虎吗，怎么能取得胜利呢?”文天祥回答说：“我也知道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国家如此危急，竟然没有人起来救亡，这怎么行呢?我只好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文天祥驻守在平江，孤立无援，被元军攻破，退到都城临安。在这紧急关头，文天祥主张组织临安城内外二十万军民，归主张抗元的大臣张世杰率领，与元军决一死战。但是南宋王朝决心投降，无心抵抗。到了1276年的正月，伯颜率领的元军已逼近临安东郊，宰相陈宜中逃跑，南宋王朝不得已给文天祥以右丞相的名义，命令他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到了元营后，不顾蒙古贵族的威胁利诱，始终不屈。伯颜无可奈何，把他扣留在营中。同年三月，元军进入临安，南宋谢太后率幼帝赵(ｘｉǎｎ显)及百官向元军投降。不久，谢太后、赵等被俘送至大都。
伯颜知道文天祥毫无降意，将他押解大都去。当他被押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时，在一个船工的帮助下，乘元兵不备，于深夜逃出，经过许多艰难险阻，到了永嘉(今浙江温州市)。这时，不愿投降的南宋大臣陆秀夫、张世杰，在福州立赵昰(ｓｈì是)为帝。文天祥也来到福州，重新组织抗元武装，于1277年在江西等地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一些州县。由于众寡不敌，终于失败，退到广东。1278年，赵罡病死，陆秀夫和张世杰又立赵昺(ｂǐｎɡ丙)作皇帝，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驻守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县以南海中)。文天祥驻守在广东潮阳一带，阻击元军。后来遭到张弘范率领的元军的包围，文天祥在海丰附近的五坡岭兵败被俘。
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把他押到船上，强迫文天祥写信招降陆秀夫和张世杰，遭到严词拒绝。文天祥面对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了悲壮的《过零丁洋》这首著名的诗篇。
文天祥在大都狱中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岁月。元朝统治者软硬兼施，文天祥宁死不降。宋朝的状元宰相留梦炎，逃跑以后投降了元朝，得到了官职。他到狱中劝导文天祥也像他那样走投降的道路，遭到文天祥的严厉痛斥。他在狱中用诗篇表明自己抗元的强烈意志。《正气歌》就是他狱中的著名诗篇。诗中流露了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感情，倾吐了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引诱文天祥投降，亲自召见文天祥，文天祥不肯下拜，忽必烈的左右强行要他下跪，文天祥坚立不动，从容地说：“宋朝已经亡了，我应当速死!”忽必烈引诱他说：“你如果能像对待宋朝那样对待我，立即就任命你为宰相。”忽必烈又问：“你不肯当宰相，当枢密行不行呢?”文天祥说：“一死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第二天，即1283年正月十七日，文天祥在元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当时他只有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