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贵族用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汉族人民遭受了残酷的屠杀和压迫，因此，当时的民族矛盾是十分尖锐的。文天祥虽然是站在南宋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抗元的，但是在反抗蒙古贵族的民族压迫上是与人民群众的愿望一致的。他的抗元斗争是正义的行动。文天祥在反对蒙古压迫者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理所应当的受到后人的敬仰和赞扬。但是，文天祥的民族气节是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儒家思想是他很重要的精神力量。他在狱中写的《正气歌》中，就有“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之句。他的民族气节与他的忠君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临刑前，写了一首词放在衣襟内，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至今而后，庶几无愧!”在他看来，决不向蒙古贵族投降，为南宋帝王而死，是符合孔孟“杀身成仁”的教导的，是永远无愧于“圣贤”的。由于这些阶级局限性，他的抗元斗争终究是孤立的行动，而最后失败。
元朝的行省制度
元朝的行政机构是同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行政机构的设置基本上继承了秦汉的制度，但都有一些改革和发展。元代的行省制度就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
忽必烈即位前，蒙古政权的行政机构很不完善，还属于“草创之初，未暇为经久之规”。忽必烈即位后，采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建议，考求前代的典章制度，行政机构开始按照汉族封建国家机器的规格，逐步完善起来。
元朝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主要有总政务的中书省、掌兵权的枢密院和管监察的御史台所组成。中书省始建于太宗窝阔台时，宪宗蒙哥时废。忽必烈即位后，根据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重建，设有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并以太子为中书令，作为中书省的首脑。蒙古人尚右，故右丞相、右丞分别高于左丞相、左丞。中书令至参知政事都称为丞相。中书省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主要由院使、知院、同知等掌管。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此外，还有大司农掌管农桑水利，翰林兼国史院掌制诰文书、修国史，集贤院掌管学校、征集人才，宣政院掌宗教、吐蕃事务，宣徽院掌诸王供应，太史院掌天文、历法，操作院掌工艺，通政院掌驿传。这些都是中央的专门机构。
元朝把我国各地划为若干行省，建立了行省制度。“行省”的名称，金朝时就开始使用了。元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设立了不少行中书省，以代表中书省在地方上行使职权。1287年(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在全国范围内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除了中书省(称“腹里”)直辖山东、山西、河北和山外之地，宣政院辖吐蕃及诸王封地外，全国分置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行中书省的权力是很大的，它统辖路、府、州、县的政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事等等。行省的最高长官一般是平章政事，另设有右左丞、参知政事等。这样，就做到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政体合一，行政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所谓“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因此十个行省中就有四个行省涉及到边远地区。例如岭北行省的治所设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称和宁路，管辖范围除了蒙古高原外，北边一直到北冰洋；东北地区主要由辽阳行省管辖，设开元路，管辖黑龙江中游，设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又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设征东元帅府，管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元朝又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巡检司是划归江浙行省泉州路同安县的。所以，行省制度使这些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无异于内地。
元朝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下又各设若千万户府。又在西藏设置驿站、军站，派驻军队，征收赋税，遇有重要事宜则设行宣政院到地方上处理。所以，西藏虽然没有设行省，是归中央的宣政院管理的，但是它的管理制度与方式，与行省是很类似的。
为了加强行省与行省之间、行省与中央之间的联系，加强国内的交通，元朝政府在全国普遍设置了驿站。驿站分陆站、水站，陆站用马、牛、狗(狗站主要在黑龙江流域)，水站用船。全国共有站赤一千三百八十三处，仅辽阳行省就有一百二十处之多。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因此，中央的文书或地方的公文，可以很快传递。驿站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指挥。
行省的设置和驿站的建立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尽管元朝的版图辽阔，各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联系反而大大加强了。
元朝创设的行省制度，是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行省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元朝的中央集权政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明、清以及后来的政治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元代以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明代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口语仍相沿不改)。元代的行省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
元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元朝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加强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联系。由于各族人民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反对民族压迫，为元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渠道。
元朝初建，当时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受战火的严重破坏，田园荒芜，物资枯竭。蒙古贵族把大片农田变为牧场草地，广大劳动人民沦为“驱口”，这都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元初，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充实国家赋税，必须迅速改变生产衰退的局面，采取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措施。
元初统治者强调“以农桑为急务”，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位置。1270年(至元七年)，国家成立了司农司，专门管理全国农桑水利。国家限制牧场，禁止牧畜糟踏农桑，推广农业技术，开凿陂塘河渠，兴建水坝水闸，安辑流亡人口，限制“抑良为奴”，奖励人民垦荒。
元初大规模地兴办屯田，使中原和江淮地区由于战争破坏而出现的大片荒地，通过军垦和招募农民，重新得到开垦。这对于恢复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当时不仅中原地区，屯田还遍及北方、东北、西北和西南各个地区。汉族人民和边区少数民族人民一道，辛勤地开发了我国边疆地区的生产。因此，北方一带的农业经济，比金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方由于受战争的破坏较轻，全国统一后，农业生产在南宋时期原有的水平上有所提高。南粮源源北运，每年达三百五十多万石，最多时达五百万石。两淮一带是战争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南宋末年几乎是“十室九空”。到了元朝中期，又出现了“桑麻蔽野”的景象。
棉花是元朝普遍发展起来的重要经济作物。棉花的播种，当时已经扩大到全国。特别是维吾尔族和黎族人民，对我国棉花的种植和推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朝的手工业生产，除了官办作坊外，民间手工业比较发达。官手工业的规模大，分布广。元朝的手工业工人，统称为“匠户”。由于统治阶级的奢侈享受和对军用品的大量需求，官手工业主要是控制军工生产和贵重工艺品生产。
元朝手工业部门中，比较发达的有丝织业、棉织业、陶瓷业、织罽(ｊì既)业、冶炼业、造船业等。在今苏州、南京、杭州、吴兴等地，都是当时丝织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已经有一批脱离家庭手工业的独立手工业作坊。根据元初意大利旅行家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载：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前后，杭州的丝织业作坊十分兴盛。每一个作坊，有工匠十多人到四十人不等。根据徐一夔在《织工对》里的记载，元朝末年以前，杭州已出现丝织机四五台、雇工十余人的民营丝织手工业作坊。虽然那些受雇的工人不能摆脱封建隶属关系，但能领取一定的工值，比起官办手工业工匠的沉重的封建劳役，却是一个进步。又如南京的官纱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浙江崇德的丝织品有丝绵、绢、绫、罗、绸、纟希、绮绣等品种。棉纺织业是元朝的新兴手工业。松江地区的棉织品是全国最著名的。元朝的棉织品逐步地代替了麻织品，为城乡广大人民所喜爱。
瓷器业方面，南方景德镇有瓷窑三百多座，以生产高质量的白瓷为主。浙江龙泉的青瓷，不仅供应全国，还远销国外。北方地区的制瓷工业，继承并发展了青花瓷的优秀传统。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河北的漳水，都出现了一批新的瓷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首都北京的元大都遗址，曾出土了大批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显示了当时我国制瓷工人的高超工艺水平。
元朝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居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远航的船舶，特点是船体大，结构坚实，可容纳上千人。船只吃水深，阻力小，航速快，并装有先进的导航设备，有十数面能转动的船帆，以适应各种风向，保证海上航行的准确和安全。元代的造船工匠和海员，对发展世界航运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元朝国内外交通的畅达，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全国水陆驿站有一千三百多处，水上交通有河运和海运两条航线。大都、杭州、泉州、广州等地，都是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元代商业贸易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世界性。马可波罗以亲历其境的感受，高度称赞元朝的大都(汗八里)是十三世纪后期世界上最富庶的大都市。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这样写着：“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又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海港，有海船一万五千多艘。外国商人甚至认为这是当时世界上贸易的一个中心。至今泉州还保存着一座六胜塔，就是当年指示船只进出港口的灯塔。它是元代中外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元朝的国际贸易交往，东到高丽、日本，南到印度和南洋各地，西南通阿拉伯、地中海东部；西边远达非洲。元朝政府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南)、温州、广州、杭州等处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是元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特点。
为了解决蒙古地区军民的粮食供应，忽必烈先后十多次调动大批蒙、汉军民，给他们农具、耕牛、种子、衣着和钱钞，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上都以及杭爱山、阿尔泰山地区，开发大量屯田。甚至在叶尼塞河上游的谦谦州、益兰州(这两州属岭北行省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地方，也开辟了屯田。上都、和林、集宁等地，有不少汉人和回回工匠从事军器、陶瓷、日用品的生产劳动。这对于发展蒙古地区的多种经济，起了促进作用。此外，维吾尔族和黎族的棉织业，傣族的丝织业，都是全国闻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