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具体的领导工作中也存在着弱点和错误，对太平天国的失败产生了影响。这特别表现在“杨韦事件”后他的一些重大措施上。“杨韦事件”使洪秀全早期反复宣传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受到严重伤害，使离心趋向增长，力量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没有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提出足以重振人心、团结内部的切实可行的口号和政策，相反，他固执地继续并且加强宣传天父天兄那一套神话，企图以此来加强已遭削弱的太平天国和他自己的地位。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重天命而轻人事，把宗教迷信发展到了可笑的地步。“杨韦事件”后不可避免地增长了分散主义的倾向。洪秀全企图加强自己的权威来克服这种倾向，但他信任自己某些无能的兄弟子侄，这只能是加深这种倾向。因此，洪秀全始终没有能够医治好他自己也参与了的“杨韦事件”对太平天国造成的创伤。农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有它自己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农民革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总是不能违反、总是体现着这种必然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洪秀全的错误政策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因素。洪秀全孕育了太平天国革命，也结束了太平天国革命。我们要充分肯定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也要合乎实际地分析洪秀全的弱点和错误。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洪秀全的原则。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
所取得的业绩李秀成是广西藤县新旺村人，1823年(道光三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秀成的幼年，是从“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的苦难岁月中度过的。他八岁到十岁时，随他舅父读书，但两年多以后，便因贫困所迫，不得不停学去“种山帮工就食”，帮助他父母“寻食度日”。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一场全国性的农民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李秀成二十六、七岁时，洪秀全已来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组织拜上帝会，劝人入会，秘密发动革命。金田起义后，1851年九月，萧朝贵进军永安途中，路过李秀成家乡，革命的火种也随之传到这里。在太平军“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吃饭”号召下，长期遭受封建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顿时响应，掀起参加太平军的热潮，李秀成就是这时参加革命的。
秀成参加太平军后，由于“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在军中不断被提升，到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以前，已被提升为地官副丞相。
杨韦内讧和石达开率军出走，使“军民之心散乱”，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反革命方面却乘势反扑，太平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吃紧，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紧紧地围困天京。就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李秀成和陈玉成以他们军事上卓越的指挥才能，不断给反革命军队以沉重打击，使革命局势转危为安。1859年，李秀成由于功勋卓著，被封为忠王。他和陈玉成指挥着千军万马，奔走于大江南北，驰骋于东西战场，与反革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两个重要的军事支柱。1862年，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又独自担负起指挥战争全局的艰巨任务。直到他1864年在天京突围时被俘牺牲。李秀成就是在上述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统帅。
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他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和军事统帅，多次给反革命军队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撑着太平天国政权。这主要表现在他指挥的击溃江北、江南大营、解救天京之围等几次著名的战役。如前所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和石达开出走的严重后果，在1858年都集中地表现出来。这时，反革命方面乘机反攻，太平军东西两线节节失利，天京四周军事重镇也接连失守。和春、张国梁的江南大营紧紧地包围着天京的南路；而德兴阿、胜保的江北大营又死死地扼住天京北路，驻军浦口，切断天京与江北的交通。当时的形势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说：“斯时清军势壮，四面皆军，人心又乱，又无逃处。”反革命湘军头子曾国藩对当时战局的估计，也认为“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可见当时的局势十分危急。在这决定太平天国存亡的紧要关头，李秀成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了解救天京之围，扭转战局，李秀成率军五千人由芜湖渡江，破昭关，克和州，乘胜攻占全椒、滁州等地，以分清军江南大营之势。为了集中兵力击破江北大营，他和陈玉成召集太平军各镇守将，于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陈玉成军由潜山经舒城攻庐州，李秀成率军由全椒进兵滁州，两军合师于乌衣。就在这里，陈、李两路大军合攻江北大营，大败德兴阿、胜保的清军。这次战役，清军“死于浦口一万余人”，清军统帅德兴阿被打得“愁急交攻，彻夜呻吟”，只得狼狈突围，仓惶逃命。太平军攻破了江北大营，使天京与江北交通得到恢复，稳定了天京的局势。
李秀成在攻破江北大营之后，与陈玉成部乘胜挥师西上，与湘军李续宾部大战于三河。结果三河一战，全歼敌人，使西部战局又得以暂时稳定下来。
太平军虽然击溃了江北大营，解除了天京北路的威胁，但江南大营仍把天京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李秀成为了解除天京的威胁，于1860年采取“围魏救赵”之计，亲率轻骑六千，急趋杭州，发动突然袭击。当江南大营分兵东下解救杭州时，秀成立即放弃杭州，飞速回师到安徽建平，集中太平军各路军队，乘清军兵力空虚，一举击溃了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的溃败，不仅解除了天京东、南两路的威胁，同时也给太平军提供了进兵苏、常的良好时机。李秀成乘胜率军东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苏、常二州，张国梁被击毙，和春兵败自杀，太平军在东南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与进军苏、常的胜利，显示出李秀成出色的指挥才能，在太平天国战史上谱写了辉煌胜利的篇章。这点，就连曾国藩也不能否认：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反革命方面对李秀成的英勇善战，确实感到头痛，对他既痛恨又敬佩。李鸿章在给曾国荃的复信中说：他两年以来，与李秀成“搏战最多，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可见李秀成在对敌作战中，以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
不仅如此，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统帅，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也表现了很大的勇气，给予外国侵略者很大的打击，多次打得他们丢盔弃甲，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这确是事实。
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农民军的领袖，不仅在武功上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文治上也为人们所称颂。他进军苏、常之后，在苏南建立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在这里，他实行了许多减轻赋税、恢复生产、振兴工商业的措施，使苏南地区人民生活安定，城乡经济繁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当时在常熟建立的《报恩碑》中所说：“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轻重。春树万家，喧起渔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所以李秀成死后，苏州一带人民流传着许多歌颂他的民谣，表示了对这位农民领袖业绩的深切怀念。
总之，李秀成在他一生中，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被俘之后，在供辞中却写出自污的语言，向曾国藩表示乞降，丧失了革命气节，给他光辉的一生留下污点。
列宁教导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评价李秀成我们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李秀成作为一个刚刚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领袖，虽然有着强烈的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愿望，但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不可能产生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很高的阶级觉悟，因而对革命前途也不可能具有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李秀成身上的这种局限性，应该说在他被俘之前就有所反映的。不过在他国破家亡、兵败被俘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虽然他为了忠于天王洪秀全和农民革命事业，被俘之后早已作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准备，但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和部下的生存，竟妄想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头子曾国藩与满族统治阶级的矛盾，建立反抗清朝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战线，从而向老奸巨猾的曾国藩作出乞降的软弱表示，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夜里，就被曾国藩“凌迟处死”了。然而李秀成所以产生这种错误思想，也正好说明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领袖，阶级意识和阶级界线的模糊不清。
李秀成的乞降行为，从今天无产阶级观点来看，是应该引以为训加以批判的。但产生于百余年前一个农民领袖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苛求古人，用今天无产阶级的尺度去衡量封建社会里的农民，给李秀成扣上“叛徒”的帽子，从历史上一笔抹掉。对李秀成的一生，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考察，既要看到他在太平天国史上所作出的重大业绩，也要指出他被俘后的错误。但总起来说，李秀成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仍不失为太平天国的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
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1856~1860年间(咸丰六年到十年)，英、法侵略者向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都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同，所以叫做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船事件直接引起的。1856年10月(咸丰六年九月)，广东水师在广州附近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海盗，这本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以该船曾在香港登记(事实上登记证已过期)，应受英国保护为借口，硬说中国水师侮辱了英国国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释放全部水手、赔礼道歉并允许英人进入广州等无理要求。英国军舰驶进珠江攻打广州附近的中国炮台，并炮轰广州城，发动了又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
1857年7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率领一支海陆军到香港。法国也以“西林教案”(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进行侵略活动，1856年，西林知县迫于人民公愤，依法将马赖处死)为借口，命葛罗为全权大臣率军来华。美、俄两国也派公使和英国联系，表示支持英、法两国，以便从中趁火打劫。
1857年12月(咸丰七年十一月)，由于叶名琛不修战备，英法联军攻陷了广州，叶名琛被俘。但英法侵略联军立即遭到广州人民和团练的反抗。1858年4月(咸丰八年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臣北上至大沽口外和清政府代表谈判。英、法两国在谈判中故意制造问题，使谈判破裂。5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大沽炮台，直扑天津，清政府忙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议和，与英、法、俄、美订立了《天津条约》。1859年6月(咸丰九年五月)，英、法侵略者借口交换条约批准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外，拒绝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的路线，炮轰大沽炮台。守军奋起抵抗，击沉击伤英、法兵船十余只，毙伤侵略军近五百名，英国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英、法舰队狼狈逃去。英、法两国再度从国内派来大批侵略军，于1860年8月(咸丰十年七月)攻陷大沽、天津，直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侵略军攻占圆明园，园内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被掠夺一空，随后他们又纵火焚烧，使这座瑰丽的园林化为一堆瓦砾。这种野蛮行为，充分地暴露出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强盗本质。侵略军焚毁圆明园后，跟着进占北京；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诉代表清政府和英、法议和，接受了侵略者的一切要求，1860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主要规定：1．外国得派公使驻北京。2．增辟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口岸。3．割九龙给英国。4．赔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5．准许内地自由传教，等等。
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始终是英、法侵略者的帮凶。当亚罗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使巴驾对英国的侵略行为表示“完全热忱地赞成”，而且保证要和英国“行动一致”，积极支持英国发动战争挑衅。英国海军开始进攻广州，美国海军也马上尾随而来。美国军舰三艘，借口护侨，在驶向广州途中竟发炮攻击猎德炮台。巴驾自己承认，这种行动是“帮助英国”的。但是，当战争已经扩大之后，美国一方面继续对英、法表示坚决的支持和合作，另方面却又向清朝政府唱起和平的调子，表示友谊，以一个和事佬的假面目出现。1857年春，美国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他带着美国政府关于联合英、法行动，逼迫清政府修约的训令，一方面鼓励英、法打，另方面又威逼清朝和，使出了最阴险毒辣的两面手法，强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从《北京条约》中“分沾”了“利益”。曾经是美国国务院历史顾问的德涅特也不能不供认说：“美国代表在国际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无耻的角色了。”沙皇俄国更加阴险毒辣，“调停”的调子唱得最高，侵略胃口则最大，最后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了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屈辱投降，但广大的中国人民却坚持了反抗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人民的有力反抗。京津一带人民的英勇抵抗、沿海各省人民的坚决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表现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光荣传统和伟大力量。
被伟大导师马克思称为“极端不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失败而告终。清朝政府很想勾结帝国主义，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是，它又想维持自己闭关自守的封建统治，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封建经济的进一步破坏。这就使得它和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随着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政府越来越受帝国主义的控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从而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强迫清
政府签订《瑗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英法侵略者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沙皇俄国乘机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掠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