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就把它的侵略魔爪从西伯利亚伸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中国军民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几十年的英勇斗争，打击了沙俄的气焰。1689年，中俄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沙俄一直贼心不死。鸦片战争以后，它看到清朝政府因忙于对付从海上来的英、法、美等侵略者，接着又竭尽全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东北边防空虚，便于1850年，派遣海军在黑龙江口强行登陆，建立侵略据点。1854年到1857年间，沙俄不顾清政府的多次抗议，公然派军队和“移民”，非法占领黑龙江以北和黑龙江口两岸的我国领土，并一心想把它侵占的中国领土，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沙俄看到有机可乘，于1857年派普提雅廷为公使来华活动。清政府按照惯例拒绝普提雅廷进入北京，他便转到香港，与英、法、美侵略者勾结在一起，为英法联军出谋划策，干尽坏事。
1858年4月，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外，5月20日攻陷大沽炮台。沙俄利用中国处境危急的时机，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不失时机地结束对中国的谈判”。5月22日，穆拉维约夫率领军队乘炮艇赶到瑷珲，向黑龙江将军奕山实行讹诈和威胁。在沙俄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奕山立即屈服下来。1858年5月28日，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共三条，主要内容是：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全部划归俄国；但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民“永远居住”，归清朝官员管辖；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通过中俄《瑷珲条约》，沙俄割去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当时对沙皇俄国这种侵略行动发表评论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
就在穆拉维约夫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不久，沙俄公使普提雅廷利用英、法侵略者攻陷大沽的时机，一面怂恿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天津，一面勾结美国公使扮演“调停人”角色，以欺骗讹诈和威胁利诱的卑鄙手段，抢在英、法、美三国前面，于1858年6月13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在原有的陆路通商特权之外，又得到沿海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以及内地传教、领事裁判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条约中还规定“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这种笼统的条款，成为以后沙俄继续吞并我国领土的借口。
沙俄侵略者通过《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虽然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和攫取了很多侵略权益，但并不以此为满足。1859年又派出伊格纳切夫出使中国，企图强迫清政府批准《瑗珲条约》，并签订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新条约。
1859年6月，伊格纳切夫来到北京后，向清政府提出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和开放新的陆路贸易城市等无理要求。清政府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伊格纳切夫勒索未成，便于1860年5月，气急败坏地离开北京，前去上海，与英、法侵略者勾结，为他们出谋划策，充当帮凶。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北上。这时，跟随英法联军一同北上的伊格纳切夫，认为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赶忙来到北京，出面“调停”。他一面以“保护人”的姿态，向奕诉表示，俄国可以“帮助”清政府，从中“调停”；一面向清政府实行威胁、恐吓，说什么“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就这样，伊格纳切夫无耻地协助英法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上旬，英法侵略军开始撤离北京。这时伊格纳切夫在没有任何外国人干与的情况下，与清政府重新谈判。他以“恩人”自居，以“调停有功”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大量领土要求作为“报酬”。他威胁清政府说：如不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国可以严厉地惩罚你们。……你们国家与我国有一万里长的陆地边界，俄国在你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给以不可抗御的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惊魂未定的清朝统治者，被伊格纳切夫威胁吓破了胆，全部接受了沙俄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在1860年11月14日签订了《中俄北京续增条约》(简称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共十五条，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承认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中国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划归俄国。
(2)西部边界重新划定。
(3)增辟新疆的喀什噶尔为通商地点。
(4)俄国可在库伦、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
(5)俄国商人除可在恰克图贸易外，也可在库伦、张家口销售货物，并由此进出北京。
通过《北京条约》，沙俄不仅最后割去了我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而且以条约中关于重新划定两国西界的条款为依据，于1864年10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中国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1861年的“北京政变”
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朝贵族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权力的斗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贵族集团在这次斗争中获胜，夺得了清朝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北京政变”。政变以后，中国最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组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并且联合镇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北京政变”是这样发生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腐朽的清朝军队被英、法侵略军打得丢盔弃甲，节节溃败。1860年8月，驻守大沽的清军主帅僧格林沁不战而逃，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天津，到了9月底，侵略军逼近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乱成一团，咸丰皇帝也吓得丧魂失魄，急急忙忙带着他的宠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率领着一班亲信大臣逃到热河躲了起来。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诉受命留在北京观看风色，进行求降乞和的卑鄙勾当，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彻底地向外国侵略者投降。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得到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多得多的特权，他们对奕诉在订约过程中“有求必应”的奴才相十分赞赏，不断地加以扶植。奕訢也以深得外国主子的欢心为荣，更是百般恭顺，甘心做外国侵略者最驯顺的工具。当时太平天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革命斗争，这不但对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是致命的危险，而且对外国侵略者已经取得的特权利益也是严重的威胁，因此，这些侵略强盗为了要保住这个已经屈服了的反动政权，以便利用它来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就决心要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北京条约》刚一签订，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立刻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侵略者的这个表示受到奕訢的热烈欢迎。
当时清朝的实权主要掌握在跟着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去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手中，这些人在镇压革命这一点上，和外国侵略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还很不放心，唯恐外国侵略者借机改变清朝的封建统治。所以不敢轻易地“借师助剿”。这样，他们就在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道路上，成为外国侵略者最讨厌的障碍。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甚至说：“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即载垣)、端华、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条约(指《北京条约》)”，因此，他们极力寻找机会扶持最忠实的走狗来掌握政权。
机会终于来了。
1861年8月(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儿子载淳当了皇帝(这就是同治皇帝)。这个皇帝当时年仅六岁，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是一个既阴险而又有强烈权势欲望的人，她先授意一些支持她的官僚，建议由她“垂帘听政”，也就是说由她来实际掌握政权。但载垣等人以清朝从来还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例子为理由，极力反对。慈禧的野心未能实现，怀恨在心，就暗地里与奕訢建立了联系，阴谋发动政变。外国侵略者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极力支持奕訢去怂恿慈禧回到北京制造政变，并且保证回来后绝不对她有任何刁难。
10月，奕訢从北京到热河，与慈禧密商政变，并且拉拢了在北京、天津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同谋。一切准备就绪。11月1日(九月二十九日)，慈禧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政变就发生了。他们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逮捕起来，处以死刑，同时宣布拥护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从此，慈禧登上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奕诉也被任命为议政王辅理政事。发动政变有功的桂良、文祥等人，也都做了军机大臣。政变成功，以慈禧太后为首，一个腐朽、黑暗的封建反动统治政权建立起来了。
外国侵略者对“北京政变”早就抱有希望。英国公使曾经说：“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即奕訢)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现在，他们对政变的成功当然更加高兴。这位公使兴高采烈地说道：“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毫不掩饰地承认这次政变是在他们支持下搞成的。
通过“北京政变”，中外反革命势力开始结合起来了。1862年初，清朝统治者决定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来镇压革命。外国侵略者也干脆扯下了所谓“中立”的假面具，站出来充当绞杀革命的刽子手。1864年，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上海小刀会起义
小刀会是当时民间秘密团体的一种。小刀会原来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一个是白莲教系统，在江苏、安徽两省北部与浙江东南部流行；另一个是天地会系统，流行于福建。上海小刀会是由福建传来的，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据传是在1849年(道光二十九)创立于厦门。后来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发展组织，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工人、水手、失业劳动者和游民。
当时上海的民间秘密团体很多，有天地会、青巾会、编钱会、百龙党、江罗党等，小刀会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势力较大的秘密团体。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势力压榨日趋严重。上述的各个秘密团体，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推动下，在它们有着反侵略、反封建共同要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上海的小刀会。
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鼓舞着各地人民的斗争。他们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3年9月7日(咸丰三年八月初五)，在太平军定都天京不久，上海小刀会在刘丽川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军杀死了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了上海道台吴健彰，迅速地占领了上海城。
小刀会起义以后，根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革命政权，起义群众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革命政权建立的当天，就立即发布告示。提出了“剿灭贪官，以除残暴”的口号，痛斥了清政府的罪恶，指出“童君(指咸丰帝)昏暗，污吏贪官，残害庶民”。同时，也申明了起义军的纪律，发出“城厢内外，毋庸(不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本业”的号召，安定了社会秩序。因此，很多群众热烈地参加革命队伍，没有武器，就“削竹为枪，斩木为兵”，很快就发展到一万多人。起义的第二天，上海附近青浦、嘉定等地的农民领袖周立春又带领四千人赶来参加战斗，声势更加壮大。起义群众头裹红巾，身披红带，手执红旗，上海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城市。
上海小刀会起义给了清政府沉重的打击。清政府只得从原来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中抽调军队，前往镇压。但是，小刀会斗争得十分勇敢。清军包围了上海城一年多，发动了无数次的攻城战，都被起义军坚决击退了。后来起义军粮尽弹绝，甚至“所有猫狗及昆虫都被吃光”。清军想趁此机会，引诱起义军投降。小刀会杀死了前来诱降的奸细，坚持革命气节，毫不妥协。
这时，外国侵略者便凶恶地对革命进行公开干涉。首先，法国领事荒谬地要求小刀会撤离上海。当这个无理要求被拒绝后，英、法、美三国便联合起来，在上海城与租界之间，筑造围墙，以切断小刀会的给养。最后，外国侵略者的军队更直接地以军舰大炮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对于外国侵略者也像对付本国反动派一样，给予坚决的回击。在一次战斗中，“当场有法军十三人阵亡，另有三十余人受伤”。
小刀会的领导者刘丽川曾数次派人向太平天国报告起义经过，并表示愿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共同作战。但此时太平军战事紧张，没有力量东顾。小刀会只能孤军奋战。1855年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这支英勇的起义军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下失败。上海城失陷，刘丽川牺牲。小刀会的余部在潘金珠率领下转战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继续进行战斗。
除了上海以外，福建的小刀会也于1853年5月(咸丰三年四月)在黄位、黄得美等领导下发动了武装斗争，并且曾占领了厦门等重要城市。直至1858年(咸丰八年)才被镇压下去。
“大成国”反清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的第四年，即1854年(咸丰四年)，两广(广东、广西)地区的人民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清革命运动，建立了“大成国”。
“大成国”反清起义的火把最先从广东佛山镇燃起，不久便蔓延到两广各地，主要领袖是陈开和李文茂。陈开是广东佛山镇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他曾替人打工度日，又曾当过船工，是天地会的一个领袖。1854年7月(咸丰四年六月)，陈开和其他一些天地会领袖在佛山镇率众起义。起义群众以“红巾为识”，因此被反革命辱骂为“红巾贼”或“红头贼”。起义发动后，很快就占据了佛山镇，并得到了李文茂领导的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的响应。
李文茂，广东鹤山人，是当时粤剧的著名艺人，天地会中有名的拳师。陈开在佛山率众起义后，李文茂便领导群众在广州的北郊举起了义旗，响应陈开起义军。
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异常迅速，不到十天的时间，起义军就打下了“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的十几个州县。陈、李两支起义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打击了广州的反动势力。但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外国侵略者和当地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团练”的配合下，集中了反革命力量，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因而使起义军一时遭到挫败，不得不由广东转入当时革命高涨的广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