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人洪应明在《菜根潭》中写道：
爽口之味，皆烂肠腐骨之药，五分便无殃；快心之事，多捐身败德之媒，五分便无悔。
帜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济五分，器便稳。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被杀，霍光败于权势逼群，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康节云：饮酒莫教成酩酊，看花慎勿至离拔。皆哉言乎！
洪应明在上则语句中，以历史上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具体史实阐述了一个道理：为人处世应严守操行，不露锋芒，即应做到智通权财不足自恃，不足自耀也不足自夸。人与人之间的一般言行答对，看似区区小事，但能否有一种高深的修养，能否处理得稳妥、圆熟和周到些，往往就决定着事的成败、人的生死，也就是“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从效果上就能看出各人为人处世的高下水准。
南怀瑾先生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法会上拈花微笑，什么也没说，只有迦叶笑了。佛祖就是拿一枝花那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正的佛法，佛不用一句话一个字说完了，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正表示说法者无话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来表达。真正的佛法到了最后是不可说的，是不可思议的。
沉默是金，此时无声胜有声。
沉默是金，真正的智慧是超越头脑上的聪明的，它也不在语言文字的载体中。
洞山禅师走到水潭的时候，看到一个职僧对大家说法，他不引经据典，只听他自言自语道：“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议！”洞山禅师听后，走上前便问道：“我不问佛界和道界，只问刚才在这里说佛界、道界的是什么人。”
那位说法的人，是本寺一位很重要的职事，是一位首座大师，人们叫他初首座。
初首座听后，默然不语。
可是洞山禅师不饶过他，一直追问道：“为什么不快说呢？”
初首座不甘示弱地答：“快了就无所得。”
洞山不以为然，反驳道：“你说都没说，还谈什么快了就无所得？”
初首座又默然。
洞山禅师这才觉得遇到了对手，因此就温和地说道：“佛和道都只是名词而已，我问你的，你为什么不引证教义来说呢？”
初首座好像遇到了机会，迫不及待地问道：“教义是怎么说的？”
洞山禅师拍掌大笑回答道：“得意忘言！”
好一句“得意忘言”，真正的奥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灵树院有一年夏天，五代时的后汉刘王坚持礼请云门禅师及其寺内大众全体到王宫内过夏。
诸位法师在宫内接受宫女们礼敬问法，莺莺燕燕，热闹非凡。尤其刘王虔诚重法，故禅修讲座，无日无之。寺中耆宿也都乐于向宫女和太监们说法。但惟有云门禅师一人却在一旁默默坐禅，致使宫女们不敢亲近请示。
有一位值殿的官员，经常看到这种情形，就向云门禅师请示法要，云门禅师总是一默，值殿官员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尊敬，就在碧玉殿前贴一首诗道：“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宜默不宜喧，万般巧说争如实，输却禅门总不言。”
禅门高僧，一向如闲云野鹤，或居山林，或住水边，三衣一具，随缘任运，即使法缘殊胜，王宫侯第，亦不为利诱，不为权动。如云门禅师者，“一默一声雷”，虽不言语，实则有如雷轰顶之开示，吾人如在沉默时体会出千言万语，就可以说已参透到一点禅的消息了。
丹麦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曾经说过：“当我第一次进入教堂时，我会说，我总是说，抱怨，祈祷，但渐渐地感到很傻，我一直对他说，而我一直没有给予任何机会、任何时机让他对我说。最好就是去听，当你在神面前时，最好是听。”
只要静默和倾听，你就能听到宇宙深处的秘音。
韩信作为刘邦麾下的头号战将，勇冠三军，不论是带兵方法或是军事谋略，都有远非刘邦所可企及之处，对此，刘邦与韩信都是心知肚明的。问题出自作为部下的韩信，对此毫不谦逊。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在你看来，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不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答：“我是越多越好。”虽说这留下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千古美谈，但却在刘邦的心中埋下了祸根，引起了他的戒备。后来韩信又在刘邦受困之时以设“齐王”的要求相要挟。刘邦当时虽然答应了，但到后来终于借故杀掉了韩信。
陆机是西晋的文学家，出身于吴国的高级士族家庭。吴国被西晋剿灭之后，他与其弟陆去远居旧里，闭门勤读近十年之后，兄弟二人来到晋都洛阳。他们的文才为当时的权贵所推崇，以至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之说，陆机趁此而热衷仕途依附权贵，后卷入著名的“八王之乱”，为成都王率兵攻伐长沙王，战败而归，被宿怨者进诲言，诬告他久怀不轨之志，终被成都王杀死，并夷灭三族。
霍光是西汉的重臣，受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昭帝死后，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国君，因刘贺荒淫无度，即位27天后即遭废。霍光再迎立刘询为汉宣帝。史载汉宣帝即位时，在去拜祭祖庙的路上，霍光同车陪乘。汉宣帝十分畏惧，好似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后因霍光有事离去，由另一位将军代替霍光陪乘，汉宣帝才敢活动四肢，才有了小小的一种安全感。霍光死后，他的妻儿子女全遭诛杀。《汉书》记载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声威权威能镇住皇帝者，当然不可容留，霍氏家庭的灭门之祸，正是始于霍光陪同宣帝乘车一事啊。”
石崇是西晋文学家，他任荆州刺史时，曾纵容部下拦路抢劫客商，得了很多财物，成为巨富，他生活奢侈，连晋武帝的舅舅王铠也望尘奠及。
石崇与王铠曾多次想着法儿比富：王铠命家人用米酒洗锅；石崇就让家人用白蜡来当柴烧。王铠为带妻妾出外游玩，所经之路，就命人用紫色的丝布围成一条有四十里长的临时“胡同”，让老百姓能闻其声不见其人；石崇听说后，则命仆人用五彩绵缎围成了另一条足有五十里长的“胡同”。王铠在比富的路上老是输给石崇后，惟有向晋武帝求援，晋武帝就将国库中收藏的惟一一件外国进贡来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铠，想为自己的舅舅争回一次面子，殊不知石崇见后，故意将这珊瑚树打烂，并让仆人抬出了六七株高三至四尺、更为富丽的珊瑚树来赔给王铠，令其目瞪口呆。由此可见，石崇的财富有着国库的财富也无可比拟之处，最终，正是财富美色使石崇及其全家老小尽遭灭门之灾。
史载石崇在刑场上叹道：“这回那些下贱者可以沾得我家的财富利益了。”他至死不忘的依然是财富，旁边有人回敬他说：“你知道过多的财富可招祸患，为何不将这些财富早些分给百姓呢？”石崇这才哑然无对。
平心而论，韩信可称为西汉的开国元勋，霍光则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辅政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政策，在客观上有助于西汉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陆机和石祟都是在自己的时代里久负盛名的文学家，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罪不当死，但历史事实却与此相反。这样看来，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的锋芒毕露、争强好胜、不居人后、缺乏谦逊的种种处事方式及表现，成了导致他们悲剧的直接诱因，他们才华盖世，权势在握，但都在为人处世方面缺了一条心弦。洪应明认为，船只扬“五分”（二分之一）帆却能平安地驶行，容器只注“五分“水却能稳妥地保持着平衡，对于个人如何更好地处世，如何保持包括上下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平衡，是一项很好的启示。
具体到个人如何待人接物，同样应该是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为人之事，同样也应该是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这就是为人处世时能绕避祸患的“五分法”。
人要把握自己，之所以要“饮酒莫成酩酊”，是为了防止酒醉之后的失态，防止在某些不相应的场合讲出不应讲的话来；之所以要“看花慎忽至离坡”，是为了防止在身处灯红酒绿、花绕锦簇的繁华世界时，出现心醉神迷，丧失了把持自我的意志。细细想来，这可谓是经验之谈。否则，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难免出现《红楼梦》中王熙凤的那种结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为了官场避祸才要严守操行、忍智藏锋，即使有智勇、有才华也不可自恃、自耀、自夸。
从上面提到的历史人物做法中，我们似乎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些道理：人虽有才，却不可以自耀，不足以自夸。就如同人有一大笔财富一样，需要时把它取出，可以解危、解难、办成大事；不需要时取出炫耀，只会招灾惹祸。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知道在何处表现，而不是处处都要表现；应该懂得在何时表现，而不是时时都去表现；应该明白在何人面前表现，而不是在人人面前都要表现。
不自耀并不是有才华而不用，而是要像博士那样脚踏实地地使用，让人承认你的真才实学；像植物学家那样巧妙地使用，使你的知识真正受益于人；而不是像杨修那样不知死活地表露。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好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才智的使用也是如此，用到好处，应是适当。
当智则智，当愚则愚；愚也是一种智。必要时，甚至装一装“低能儿”，做一做“糊涂人”都是可以的。“难得糊涂”这句话并非一般人能够说出，这是聪明人说出的一句聪明话，只是过分聪明的人理解不了，糊涂人也不懂。
明朝刘基云：“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智者能带几分愚，就是天下的大智慧了），说的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大智若愚总是智，贵在“大智”，妙在“若愚”。
国学话谋略
灵光独自闪耀，就可以脱离尘世的牵累。所以只要远离虚妄尘缘，就可以觉悟。本性显露，真理永恒，无须拘泥于语言文字。心性清净，没有污染，本来就已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