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自己的内在呼声
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阈下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自己，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妈妈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
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应该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命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的发现。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么人，一部分要能够谛听你内在的声音，也就是发现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么，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发现一个人的事业，或揭示一个人将为之献身的圣坛，发现一个人的终生事业有点像发现一个人的配偶。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风俗要年轻人“进行实战”，和许多人接触，进行一、两次恋爱，在结婚前或许还要进行一次严肃的试婚。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在另一性别的成员中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终也恰恰能彼此发现并结识。在你寻找你的终生事业时，有时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你感觉它很合适，或忽然你发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似乎太短了，于是你开始抱怨人生的短促。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有许多职业顾问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对于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这一类型的顾问所考虑的只是社会对航空工程师或牙科医生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提及，假如你对于你的工作不满意，你就丧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来讲，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观察他们自身的内部，并从这种自知中得到一系列价值观念。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中并不讲授价值。这可能是从宗教战争时代传递下来的惯例。在那个时代教会和国家是分立的。统治者认为价值的讨论是教会的事，而非教会的学校只关心其他问题。在严重缺乏真正的哲学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不讲授价值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正如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讲性教育一样。
对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谈到一种内在的本质，谈到种族性，谈到动物性。这和欧洲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尤其是萨特的。萨特认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设计，完全是而且仅仅是他自己专断的、没有辅助的意愿的产物。在萨特和一切受他影响的人看来，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种专断的选择、一种命令式的意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事而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准则。萨特基本上否认生物学的存在，完全放弃了任何绝对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种的价值。这非常接近于使强迫性神经病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其中你能发现我曾称之为“经验空虚”的特征——不存在从内部发出的冲动声音。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动力学家而不是萨特。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设想人有一种本质、一种生物的性质、一个物种的成员性质。我们很容易就能说明“揭示”疗法能帮助人发现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实自我，简单地说，就是他自己的主体生物学，于是，他能进而实现它，“造成他自己”，进行“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种是唯一的一种物种，它发现自己很难为统一的物种。一只猫就是一只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猫似乎没有什么复杂性或矛盾或冲突，没有迹象渴望成为狗，它们的本能是非常明显的。但人种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动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质、我们的本能残余是微弱而难以捉摸的，而且它们很难把握，那些外在的学习比我们深蕴的冲动更有力量。这些人种中最深部的冲动处在本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的场所，它们在那里是非常微弱的、极端纤细娇嫩的，若想发现它们只有深挖，这也就是我说到的内省生物学的所在，生物现象学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