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顺夫在文章中有意将“神思”区别为一般性质的和文学创作性质的，他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示的仅仅是“文学创作的神思”。当然，刘勰提出“神思”这个概念，主要是为其文学思想服务的，但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对一般神思和文学创作神思进行区分，他所做的不过是关注“神思”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林顺夫所做的区分虽然有些生硬，不过对我们了解刘勰的文学思想还是有益处的。林顺夫认为，文学想象不同于一般的想象，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文学想象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从作者开始思考，一直到作者用语言表达出内心的旨意，这和一般的思想活动是不同的。其次，文学思考创造出文学作品，一般思考的结果则可能仅仅是意象和幻想。另外，文学思考只有在心脑达到虚静状态时才能产生，而且有着自身的推理、排列方式。刘勰说“思理为妙”，思理就意味着有序的、有条理的、理智的思考。
林顺夫在对中西文学创作中的想象问题进行讨论时，既强调了“神思”与“imagination”的种种契合，又没有忽略二者的区别。首先，他有意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主观“神思”与客观肉身的联系。他认为，中国的“神思”与西方的“imagination”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即“神思”和作者个体的生理条件是紧密相连的。和其他许多早期的文论家一样，刘勰也认为“气”是“神思”运行的关键因素，而“气”又和人的先天体质与天性相关，因此作者天生的体质和个性对其创造想象的过程有相当的影响。林顺夫指出，在中国传统中，个人的身体感官经验是讨论想象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身体在传统中国哲学思想中一直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刘勰特别强调作者对外物的感应，心随物动，神与物游，这种感应必然是通过五官的感受而产生的，同时与客观世界所反映的意象紧密相连。因此，神思既和身体相关，和客观世界的存在也是相关的。在西方文学传统中，“想象”则更偏重主观的内容，批评家们往往更注重作者创作时的灵感，而对身体、世界等不变的外界因素则没有那么关注。其次，林顺夫还特别强调后天因素对“神思”的影响。在刘勰的理论中，想象思维是可以在后天的训练中得到加强的，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看法。如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灵感来自神灵附体之后的迷狂；柯立芝和华兹华斯认为诗人的想象力是一种自然天赋，一旦丧失就不可复得。在这些西方的观念中，想象及创造思维都不是诗人自己能把握的。刘勰却在承认“神思”的天然属性之外，进一步强调后天训练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神思”不是独属于某个作家的，而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最好地发挥出来。他的这种文学创作观点跳出了“天才”论的圈子，强调文学创作者的可塑性，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林顺夫的观点与艾郎诺相互补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对“神思”这一关键词的意义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艾郎诺不同的是，林顺夫或许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理解，因此在文中更多注意到“imagination”所不能涵盖的“神思”的内容。艾郎诺认为用“imagination”来翻译“神思”有意义扩大之嫌，林顺夫则更客观地指出二者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
三、“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有些学者提出，“神”不仅在刘勰之前应用已广，而且对六朝文论、画论等有着很大的影响。如蔡宗齐就曾以《六朝文论及画论中“神”的起源和审美意义》为题，对“神”这一个关键概念的起源和意义进行梳理。
蔡宗齐指出，“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话语中用得最频繁的多义词之一，因此它的各种含义也最容易混淆。六朝时期，“神”逐渐被应用到文艺批评中，成为文艺批评者讨论作者才性、创作过程及评价作品优劣时常用的关键术语。而且，在当时各种主流的文艺思潮和哲学流派中，“神”都有着特别的意义。蔡宗齐认为，六朝时期重要的评论家正是采用了儒、道、法、释等不同哲学流派对“神”的看法来探讨文学与绘画艺术的。
在这篇文章中，蔡宗齐从几个层面分别解析“神”的多重含义。先秦文献中，“神”最初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常指有意识的超自然存在物。《尚书?尧典》中提到：“诗言志，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蔡宗齐认为此处用了“神”的本意，指有意识的超自然存在物。他指出，“诗言志”这一段中，诗歌乐舞等都带有祭祀的作用，因此“神”是人类顶礼膜拜的对象。到了周朝，人们生活的重心从神鬼崇拜转到以礼为基础的人治，诗歌乐舞等也渐渐被重新定义为协调自然宇宙秩序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比如《诗大序》中再次提到“鬼神”，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蔡宗齐认为此时的言说并无宗教背景，是自然化了的“鬼神”。从后周开始，“鬼神”的概念被逐渐自然化，由上古文献中有意识的活体变为某种神秘、无所不能、不具情感的自然力量，甚至被看作阴阳变化的产物或阴阳变化本身。“神”的自然化与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人文化的新理解是相符合的。到了东汉，顾恺之用“神”来描述肖像画的理论，提出“传神写照”的方法，此时的“神”来自人的内心，具有了审美意义，使“神”进入了新的美学话语领域。此后的谢赫又提出“气韵生动”的绘画理论，再次奠定了“神”这一术语在美学领域中的地位。而曹丕、陆机、刘勰等人则把“神”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中。
蔡宗齐指出，汉朝初期，哲学家对“形”、“神”的关系展开大讨论。在儒家、道家、法家等哲学思想中，“神”常与“天”、“道”、“阴阳”等连用，表示宇宙万物的某种最终法则，同时，“神”还被看作人的形神的来源。管子认为神是与肉体相依附的气，由此发展出“形神并重”的理论；庄子则认为神是游离于体外的某种灵性，由此发展出“重神轻形”的观点。到汉时，“神”的概念中融入了阴阳五行说。王充、桓谭等对形神关系展开哲学思考，进一步发展了“形神并重”的理论。东晋时期，慧远及其追随者则将“神”解释为“法性”、“法身”、涅槃等，使其具有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佛教概念，指向终极真实（ultimate reality）。为了改变广为传播的佛家概念，范缜和其他哲学家展开第二次形神讨论，再次强调形神的不可分离。
刘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神”应用到文学理论中去的。“神”的含义复杂，一般的批评家往往注重其某一侧面，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比如曹丕重“文气”，陆机重“虚静”。刘勰却是一个综合大师，试图将“神”多个方面的意义整合到其理论中。蔡宗齐指出，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神”表现为多个层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生命创造活力(élan vital)的依附于形体的“神”，一种则是游离于身体外的超越时空的“神”。
在《神思》中，“神”表现为第二层面的内容。和陆机《文赋》一样，刘勰认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神”游离于形，超越时空。刘勰用伊挚、轮扁的例子，借助于庄子、淮南子等文本中“神”的概念来描述“神思”在创作过程的重要意义。在庄子、淮南子等的理论中，“神”可能处于静止的状态，也可能游于体外，刘勰恰好用此来描述创作之初的两个阶段，即开始思考之前的“虚静”与后来的“神思”阶段。在此基础上，“虚静”与“神思”两个核心概念逐渐成为后人建构创作理论的重要来源。
在《养气》中，“神”表现为第一层面的内容。刘勰多次使用“神”的概念，分别与“命”、“气”、“生”等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神”与“形”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对刘勰而言，“神”是养气的结果，这显然受到管子的影响。管子认为，与形相连的“神”为“精”，游离于形的谓之“神”。人生下来就是天精和地形的融合体，“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管子?内业》）。只有二者和谐，才能产生生命。在管子看来，精、形都是气，精气与形气相互依存。管子这种“形神并重”的论调显然对《养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养气》中，刘勰不但描述了文学创作对人的生理、精神状态的影响，还指出了人的生理、精神状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创作是消耗作者形神的活动。人“器分有限，智用无涯”，如果“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因此，练形养气有利于作者的思考、想象等，对文学创作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蔡宗齐认为，《养气》中的“神”和身体紧密相关，是能激活身体活力的某种力量，这和西方文学批评中的“élan vital”十分相似。“élan vital”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1907年的《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中提出，英文翻译一般为“vital impetus”或“vital force”，对应的中文通常是“生命冲动”和“生命力”，是伯格森用来解释有机体的进化与发展的重要概念。Elan vital是一种非物质的力量，尽管它的存在得不到科学的证实，但伯格森相信它提供的生命冲动影响着一切生命。对伯格森来说，艺术是生命力冲动的创造过程，因此创造者必须极端分解自我意识，慢慢融化在时间的“绵延”里面，并且将自己的神经绷紧到极点，才能和“绵延”共振。所以，伯格森所说的艺术凭直觉解放自我，超越“客观世界”，反映的不是表面的现实，而是表象背后的“深刻现实”。从创造力来说，“神”与élan vital都是能激活创造力的特殊力量，确实有几分相似，但是毕竟二者滋生于不同的文化，因此仍有不少差异。比如对伯格森来说，élan vital是一种非物质（immaterial）的力量，这种说法虽然打破了西方以往忽视生命冲动的生命哲学传统，但仍然没能摆脱西方文化传统中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园囿。在伯格森那里，灵虽然不能说与肉完全独立，毫无关系，但似乎挣扎着要从肉体中解脱出来，这就又回到了灵肉二元对立的关系。刘勰在《养气》中所提到的“神”却与形不可分隔。管子把气分成精气与形气，虽然精气比形气显得更高一等，但二者都是气，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刘勰在此基础上强调“形神皆备”，其实是强调灵与肉的统一。此外，《养气》中的气与《文心雕龙》其他篇章所论“文气”其实是不同的。黄侃《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字不同。此篇之作，随意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可见，此处气为体气，是和人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对于刘勰和伯格森论形神关系的区别，蔡宗齐先生也有认识，因此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神”与形的关系和西方不一样。但是，《养气》所表现的“神”与élan vital还有另外一点很大的差异。刘勰论“养气”，是告诉作文者应该调养气息，保证文思畅通，可见这种“神”可以通过实际的方法来调养控制，“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伯格森所说的élan vital却是一种生命的冲动、创造的冲动。在他看来，生命总有创造的欲望，是自由的、自发的、不可估计的。由此来说，人是无法调控自己的élan vital的。与《养气》相比，《神思》中的“神”似乎与“élan vital”更具可比性。遗憾的是，蔡宗齐认为《养气》中所表现的“神”与“élan vital”相似，却并没有把个中原因交代清楚。
第四节 小结
《文心雕龙》中的关键词远不止“文心”、“风骨”、“气”、“神思”，还有许多其他术语，或者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由来已久的重要概念，或者是刘勰首先注意的文论范畴，如“道”、“术”、“情”、“采”、“物”、“志”等，一些英语著作和论文中也有所提及。然卷帙浩繁，其他关键词往往散落于各种文献中，或点到为止，或杂有他论，笔者学力有限，无法一一呈献。因此，本书中仅选择在英语《文心雕龙》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最受关注、讨论也最集中的这几组关键词，将英语世界《文心雕龙》关键词研究的概貌展现给读者，权当引玉砖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