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吉布斯在对施友忠的翻译进行了分析之后，提出了The Genesis and Artistry of Literature的译法。他认为，“文心”强调文是心的外在表现，而心则是文的内在源泉，因此，文心其实是指文的起源，相当于Genesis of LiteratureGenesis，暗指真正的文学创作必源于真实感情的表达。“雕龙”是本书的第二个核心，是有意识的雕琢，比喻“有心的文饰”。合起来说，“文心雕龙”就可以表示为The Genesis and Artistry of Literature，也就是“文学的发生和艺术性”。
黄兆杰更是完全置原题于不顾，直接用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来代替书名，相当于“文学设计之书”。诚然，《文心雕龙》一书确实对文学创作的种种技法大加书写，但是并不仅仅谈文学创作的设计，还涉及文类的解释、文学史的梳理、文学创作意识、文学作品鉴赏等等议题，以简单的文学设计来总概全书内容，未免以偏概全。同时，书名中的关键词完全没有得到解释，这和《序志》篇中作者解题的叙述之间产生了隔阂。
三、归化与异化
意译和直译的选择，其实涉及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翻译的归化与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是美国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提出的。韦努蒂这一说法，源自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曾指出，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失，往往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即让读者去体会作者的异国情调，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即用读者所熟悉的语境去传达作者的信息。异化与归化和传统的直译与意译并不完全相同，它打破了传统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对立，而以作者或读者为中心来展开翻译活动。用归化的方式翻译，即着眼于接受方，迎合读者的文化、语言背景，虽然语言地道，却可能掩饰原语和目的语的差异。用异化的方式，则重点在传达作者的原旨，足以表现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别，但是对读者来说可能会产生陌生化的感觉。韦努蒂在其书中把这一论点放在了后殖民的语境中，因此主张翻译的异化，认为这样有利于弱势语言摆脱强势语言的文化霸权。他指出，欧美的翻译者在将他种语言引入本土文化时，往往习惯归化的方式，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本土语言文化有强烈的优越感。此处讨论《文心雕龙》的翻译，我并不想卷入后殖民的语境，但是，在全球化视野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翻译者在不同语言的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桥梁，其初衷应该是对原文原意的推介。当然，如韦努蒂所注意到的，早期翻译活动中也不乏有意贬低原文以体现本土文化的强大的翻译者，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不管采取异化还是归化的方法，不管是让读者靠近作者还是让作者靠近读者，翻译者的最终目的是缩小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就《文心雕龙》而言，其独有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来说必然是有陌生感的。采用归化的方法固然使读者在本土文化中找到相似的语境，比如巴洛克风格和六朝文风之间的相似性确实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文心雕龙》作者的用心，但是这样一种更“容易”的理解往往也是饱含误解的。读者在轻而易举从本土文化中撷取类似信息的同时，必然丢失原文中的一些特定信息，而且中国古代语言的意象性表达方式也难以得到体现。而黄兆杰的翻译更是一种偷懒的做法，虽然让读者一望而知这是一本讲文学理论的书，却并没有传达出原来的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在翻译这样一部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的作品时，应尽量以异化为宜，难以解释之处尽可以用加注、引证的方式来弥补。毕竟，《文心雕龙》原文就不是什么妇孺皆明的文本，其艰难之处在译本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在中国文本外译的初期，归化的方式有利于文本的接受，可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异化的方式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正是文化身份认同的必要特征。
宇文所安和李敏儒等人则走向另一端，干脆完全用汉语拼音来代替翻译，因为他们认为书名的含义实在多解，他们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究竟该取哪种含义，抑或综合所有的意义，因此干脆彻底异化，原封不动地奉献给英语读者，然后用加注的“笨功夫”一一解释，这也不失为翻译的一种新方法。事实上，一些学者在翻译中国古籍时逐渐认同了这种方式，一些汉语关键词也确实进入到英语当中，比如阴阳（yin and yang）已经成为不少说英语的人的日常词汇。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文化交汇的过程，通过翻译，不同文化之间得到交流、汇通乃至融合。人们越能接受异化的翻译，就能对异质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这一了解又使异化的翻译更有被接受的环境。
第二节 从结构分析看《文心雕龙》书名英译
从英文译名来看，译者对书名的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解。
第一类将“文心”与“雕龙”并置，如施友忠的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刘若愚的The Literary Mind: Elaborations，索马达尔在论文中所用的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ed Dragons，杨国斌用Dragoncarving and Literary Mind。四者都不约而同地用“literary mind”来翻译“文心”，都认为该书前后是并列结构。索马达尔虽然在论文里一再强调该书名并非内容与形式的并列或对立，但他并不反对将题目理解成并列结构。欧阳桢虽然对两个关键词有不同的理解，却坚决认为“文心”与“雕龙”应该严格对仗，所以建议用Carving Dragons, Writing out our feelings或Carving dragons, manifesting the meaning的翻译。毫无疑问，他也认为书名是并列结构。《文心雕龙》上下两篇有时候也被学者看做是“文心”与“雕龙”的表现，尽管本书结构并不能以简单的上、下两篇二分法来解释。
另一种则认为一词是另一词的修饰，此类译者无一例外都将“雕龙”作为书名的落脚点。如侯思孟Baroque ornaments for Literary Mind意指“（为）文心（所作）的巴洛克式修饰”，柯立夫的Carved Dragon of a Literary Heart意为“雕琢成的文心之龙”或者“以文心雕琢成的龙”，杨宪益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则指“在文心之处雕龙”或“以文心雕龙”。不管怎么说，“雕龙”都是译名的重心所在。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读本》中提到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文心为主语，雕龙为谓语，也就是文心雕琢龙形。总之，古汉语语法太精简，因此可以生出若干种不同的理解，但究竟哪种理解比较接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