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看刘勰自己的开篇安排。第一章《原道》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开篇，故全书首先从“文”开始。接下来又说到人为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就明明白白指“文心”了。《征圣》又再论种种圣人贵文之征，征圣的目的实为征“圣文”。《宗经》条述先贤经典，却落足在“文能宗经”，则刘勰所在意的经典的功用为“群言之祖”。《正纬》一篇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凑数之作，有人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刘勰在批驳其“无益经典”的同时，也指出其“有助文章”，纬因“事丰奇伟，辞富膏腴”，为后来辞人提供创作的素材。因此，可以设想“理隐文贵”的“纬”恰介于经和辞之间，刘勰悄悄地从道圣之“理”向辞赋之“文”转变了，于是有了第五章《辨骚》。如刘勰本人所言，《辨骚》为“文之枢纽”，前人或以为依经立义而赞之，或以为不合经义而贬之，评价标准主要为《离骚》之思想内容。刘勰则征言敷论，首次以更为客观全面的标准来评价《离骚》，认为屈原之作虽有不合经义处，但亦自铸伟辞，“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也就是说，《离骚》虽然异于经典，对经典传统仍然是有吸收的，其思想内容并非完全离经叛道，然而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艺术表现形式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便是“文”的极致。从刘勰开篇五章总论来看，字字句句都指向“文”，完全有理由猜想《文心雕龙》书名中“文心”部分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看刘勰提纲挈领的最后一篇《序志》。刘勰首先说明文心之含义，并列举涓子琴心和王孙巧心，为读者提供理解的参考。接下来，刘勰也对雕龙的含义有所解释，但却并非从正面入手，而是从反面排斥邹奭之雕龙，为自己所用的雕龙正义，实际上并不能算定义。刘勰本人所倾向的定义方法通常包括“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方式，他对文心的解释可以说即符合这些标准。虽然一些西方学者指出，刘勰对“文心”的定义对西方读者来说聊胜于无，但是和后面的“雕龙”相比，显然是更清晰有致的。 然后刘勰讲述自己数梦孔子，并强调当时去圣久远，文人甚爱雕琢，言下之意即文心丧失，因此论文之由，实为敷赞圣旨，倡论文心。接着，刘勰指出当时论文者的种种弊端，提出自己“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论文方法。他以“盖文心之作”起首，解释了自己谋篇布局的目的和意义，然后感叹难免的种种困难，最后表志，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为结句。可见《序志》中刘勰一再强调的仍然是“文心”。刘勰《文心雕龙》中“文心”的重要性也被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比如李敏儒博士就将“文心”作为整本书的核心，甚至认为国内的“龙学”应该更名为“文心学”。另外，古今学者在简称《文心雕龙》时，大多数都习惯用“文心”，这也说明刘勰“文心”概念的影响。
与处处显现的“文心”相比，“雕龙”在全书中不啻若隐若现的暗喻。虽然在书名出现，这一组合在其他具体章节中却少有提及，除《序志》以外，只在《时序》中出现过。在这一章中，刘勰认为战国时期的“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故“邹奭以雕龙驰响”，他只是描述质文代变的历史现象，褒贬之意难以定夺。此外，“雕”字单独在各篇章中偶有所现，但并无特殊的含义，如《明诗》中称东晋袁宏孙绰等人的诗“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通变》中刘勰称“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又如《情采》中称庄周辩雕藻饰之说 ，“于斯极也”，都是不带太多感情色彩的客观叙述。在《诠赋》中倒是出现了“雕虫”一词，恰恰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雕龙”可能引起的贬义联想。在这一篇里，刘勰直接用到“杨子所以追悔于雕虫”，在文中做出批判。总的来说，“雕”、“龙”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文”、“心”，更重要的是，“文心”在全书中贯穿一线，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雕龙则更像一个一般化的比喻，并没有上升到什么理论高度。因此，我们认为“文心雕龙”这一书名中的重点应该在“文心”，而不是“雕龙”。尽管《文心雕龙》一书中论及文学创作具体经验的篇章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题目中的文心却是全书的“文眼”。
那么为什么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却往往将重点放在“雕龙”一词上呢？我以为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和西方重视修辞学的传统有关。“修辞”（rhetoric）这个术语在西方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 ，一般认为源于古希腊城邦生活。当时的思想家们往往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内容，后来传世的文献大多为听者整理而成，故演讲的技巧对思想的传播及说服听众的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虽然和我国古代的状况很相似，但不同的宇宙观和语言观却让两种文化走向不同的方向。西方文化认为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受制于语言的修辞技巧，故语言本身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中心概念。和口头表述紧密相关的修辞学，随着公共演讲的兴盛而逐渐得到发展，与语法和逻辑并称西方的经典三学（trivium），其地位不亚于我国古代的六艺。亚里士多德专门写过《修辞学》一书，讨论说服的技巧和方法，并专门讨论了演说的形式、风格、布局等 。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不少讲究修辞的传统，如庄子善于用寓言，惠施善于用比喻，诗经中赋、比、兴并举，但文字书写很早就占了优势，而且文是常附于质（或志）的，只是表意的工具而已，而且还不一定能尽意，因此语言修辞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得到消解。刘勰和以往甚至后来的批评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重新定义了文的意义。他诉求经典来使文得到合法的地位，堪称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修辞学家。西方学者接触到刘勰这样一位沿袭传统，但又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批评家，往往会把他和西方的修辞学家相比，这也是不少学者将他与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译者当然看重《文心雕龙》的修辞成分。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中英文语法结构的不同。在汉语中，修饰成分总是放在中心词的前面，比如名词前的定语，谓语动词前的状语，不管有多长都是放在前面。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说：他披着棉袄一声不响缓缓地朝门那边走去。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多半状语就到了后面。同样的 ，在译者翻译“文心雕龙”时用“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the literary mind”，相当于“at the core of the literary mind, carving a dragon”，但后一种表述在英语里就显得有些怪异。这样，无形之中，“雕龙”一词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经过以上种种讨论，《文心雕龙》书名到底应该怎么译很难下定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也觉得近来不少学者采用的“不译之译”实在是最方便的办法。但是，对译者方便，对读者就不一定方便，特别是对那些并无太多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的英语读者而言，这种方法就更不方便了。当然，在一本专门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的书中，译者尽可以花多于正文的篇幅来做详尽的解释，但是在仅仅引述《文心雕龙》的著作中，或者在口头讨论中，这样的方式显然不太可取。尽管不同译者采用的翻译不尽相同，无法统一，但多少都表现出自己对书名理解的侧重点，而且基本上还是会涵盖作品的重要内容，这对读者而言或许还是有利的。因此，在经过以上分析后，我也愿意陈述我个人的意见。
如上综述，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讲修辞的著作，“文心”一词却是题目的重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尽管“雕龙”一词没有得到正面的阐述，却又贯穿全书，无论是阐述不同文类的特点，讨论文学创作的种种具体技巧，还是讨论文学作品的鉴赏，最终目的似乎都在于“为文”，也即刘勰所谓的“雕龙”。但是，刘勰深恶当时过分追新的文风，并不赞成邹奭式的繁缛文辞，因此“雕龙”应是在“文心”的引导下进行的文学创作。所以，我认为在翻译题目时要强调文辞的雕琢，也必须突出文心的中心地位，可以翻译为“Carving a Dragon with the Literary Mind”，似乎更能体现刘勰的主旨。不过翻译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译者所能做的只是在原作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真正要了解作品，读者还有许多功夫要下，而走过桥只是第一步。当然，通过学者的努力，希望有一天《文心雕龙》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刘勰的名字能够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为世人熟知，那时候“不译之译”大概就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