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文心雕龙》是一本讨论文类的著作。其上篇对各种文类进行定义和区分，下篇则对不同文类的创作、评析、欣赏等进行阐述。《文心雕龙》是否为一本文类著作，目前仍有很多争议，但是刘勰对中国文学史上文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却是无可争辩的。刘勰认为，一切文类的源头都来自经典，因此，在《宗经》一章中提及大量文类名称，有的和之后的篇章名称相对应，有的则涵盖在某些篇章中。总的来说，从这一章基本可以看出刘勰“文类说”的大概，大有正名之意。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正名是最难的事，因此不同翻译者对文类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出现大相径庭的翻译。比如同是“论”，就有discursive，argument，discourse等翻译；同是“说”，则有argumentative和exposition等翻译。其中施友忠对“说”的翻译argumentative与黄兆杰对“论”的翻译argument十分接近；而宇文所安在翻译“说”与“赋”时都采用了exposition一词。由此可见，刘勰所举的各种文体有的互相关联，有的基本相类。有不少文类之间只有极细微的差别，即使汉语读者也难以分清大概，英语翻译者则面临更大的困难。但是，既然刘勰将这些文体一一列出，又分门别类，说明它们的差异是不能忽略的。因此，本章将以《宗经》中的文类为基础，谈谈英语翻译者对《文心雕龙》文类的不同理解，以囿别区分，略明纲领。
经过统计，《宗经》中所提及的文体共20种，分为五组，正好以五经为祖。下面各节中，笔者将分组依次进行讨论。
第一节 “论说辞序”
“论说辞序”，刘勰谓“易统其首”。黄侃《札记》言：“谓《系辞》、《说卦》、《序卦》诸篇为此数体之原也。寻其实质，则此类皆论理之文。”则《易》为各种论理文的统率，论理文要学习《易》诸篇。
《论说》中对“论”的解释为“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所谓“伦”是指有条理，故“论”应当为有条理地论述经典，阐明道理。Discursive、argument、discourse、treatise均有说理论证的意思，都可以表示正式的论文。Discursive原有散漫、四处游荡的含义，故让人联想到以洋洋洒洒万言论一点的论述方式；argument则有辩论、争论的含义，往往是论述有争议的话题以确立己见；discourse则对交流有所侧重，一般是对某论点的论证阐述，令人联想到苏格拉底时期哲人当众论说的场景；treatise则常指学术论著。从《论说》篇来看，“论”既可以是单独的文体，又可以是若干种体裁的创作形式。所举八种体裁议、说、传、注、赞、评、叙、引可以是论，也可以不是论，关键在于是否“弥观群言，而研精一理”。因此，argument的含义略显有些狭窄，treatise过于注重学术形式，相比之下，discursive和discourse似乎略胜一筹。
“说”被包含在论中，但是又和“论”并列而论，因此有必要弄清楚论和说的关系和区别。《论说》曰：“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故善说者必言语悦耳以顺听者心意。刘勰所举善说者如伊尹、太公、祝武、子贡等的事例都是贤士劝说君王兴国的事例，通过这些事例，刘勰首先定义了“说”的内容。接下来，刘勰又讨论“说”的要求，在于“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故“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运用论述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形式上要有说服力，故需“顺情”，内容要有意义，故需“中务”。但凡有效果的“说”，必须切中时机，思想正确。“说”离不开论，只有论辩得体，才能实现规劝的效果。从刘勰《论说》篇来看，“说”其实是劝说，虽少不了论辩，但目的是说服人主做某件事或放弃某件事，常见的是下级向上级劝说。由此看来，几种翻译并不得当。Argumentative强调辩论，辩争双方一般是平等的，而事件争议的两面也各有道理。Exposition强调的是说明、阐述，是把内容细节展开了给读者看。Discourse指话语、对话，强调参与者的互动。笔者以为，刘勰的“说”是指纵横辩和的辩士对君主的游说，有劝说、说服的意思，英语中最贴近的词应该是suasion或persuasion。
辞者，“讼也”（《说文》）。刘勰认为“舌端之文，通己于人”（《文心雕龙?书记》）。在《书记》中，刘勰举子产驳斥郑公的例子，是将诉讼辞转为辩说辞。刘勰将“辞”归在“书记”之下，故“辞”是书记之一种。何谓书记？不少学者认为《书记》实为书信，不过这种书信和现代的书信显然不同。春秋时期士大夫的交流常常以书信的形式发生，可称为“辞若对面”，就是说既可面陈，又可以书相遗。这样的书信，常常是陈辞。辞还可以专指纯文学体裁中的“辞”，如辞赋、楚辞、《木兰辞》中的“辞”，是押韵的文体，常以抒情为重，也可以叙事。另外，阮元从训诂入手论“文”、“辞”，将“辞”与“文”对立起来，认为辞即散体，文即骈体，并举孔子《文言》为证，说明文必骈体。章太炎已经指出这种误解，认为《系辞》称“辞”，也是骈体，故不能以骈散来区分文辞。按黄侃的说法，刘勰所谓“《易》统其首”，是指《系辞》、《说卦》、《序卦》等篇为论理文的源头。从形式上来看，很有可能刘勰认为《系辞》是“辞”之所本。《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象”是指卦的阴阳刚柔爻象的变化，“辞”则为卦爻辞，也就是解释卦爻涵义以象吉凶的文句。可以说，《系辞》是解释《易经》卦爻符号的文字系统。《系辞》多用骈体，对各抽象的卦、爻符号作阐释、说明。结合辞表示“诉讼辞”的含义，此处“辞”是为了陈述个人意见而作的论辩。施友忠用oracular，意为神谕，通常为措辞模糊的预言，这与《周易》有相符之处，但是《系辞》本身并不是神谕，而是对神谕的阐释。更重要的是，“辞”虽对《系辞》有所本，却并不表示和《系辞》的形式、功用完全相同。从刘勰宗经但并不排斥变化的观点来看，“辞”也应该发生了历史变化。由此，“oracular”的翻译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黄兆杰的翻译是Rhythmic Prose，意为押韵的散文。这一说法也许可以概括某些“辞”的外表特点，但既不能突出刘勰所指“辞”的功用，也不能展现辞的本质特征。黄兆杰作这样的考虑，显然把“辞”看作纯文学体裁的“辞”，如前文所举辞赋、楚辞、《木兰辞》等。而刘勰将辞与论、说、序并举，可见他所指的辞不指韵语，当为论理之作。宇文所安用“comment”来翻译“辞”，有注释、评论、意见的含义，是表示见解的陈述。另外，在英语中常用“Appended Statements Commentary”或“the Great Commentary”来翻译《系辞》。comment和commentary是一组同根词，宇文所安用“comment”来翻译辞，说明他想到了“辞”和《系辞》的联系。杨国斌此处干脆采用了拼音的方式，对辞的含义有所回避。
对于序，施友忠、宇文所安和黄兆杰都用了preface，指书的前言、序语，也算是论理文的一种。刘勰在《论说》中提到“序”，说“序者次事”，可见“序”是说明次序的。内外、先后、主次均有序，“序”的存在正是为了“次事”。书的序言对全卷进行说明、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叙明作者思路的顺序。可以说，刘勰的“序”正是“序言”，和英语中的preface极为相符。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英语中的“preface”总是放在正文之前，这一单词中的前半截“pre”常常作为单词前缀，表示“……之前”，而汉语中的“序”却不一定是前言，尤其在过去，“序”更常常放在文后。比如《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序志》其实就是全书的序，并且标题中也明用了“序”字。这一篇恰恰就是叙明作者思路以及篇章布局的逻辑顺序。从这一点来看，“preface”似乎又和刘勰的“序”略有不同。不过，翻译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译者为了实现文化精神上的翻译，不得不放弃形式的一致。事实上，施友忠就把最后一篇《序志》翻译为preface，并重置为第一篇，这恰恰是他在形式上所做的牺牲。至于黄兆杰的翻译是Occasional Piece，相当于偶然的、临时的、或应景的篇章，似乎并不能表示“序”的含义。
第二节 “诏册章奏”
刘勰指出，“诏策章奏，书发其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认为“谓《书》之记言，非上告下，则下告上也。寻其实质，此类皆论事之文”。刘勰将这四类归为一组，确实是因为四者皆为沟通上下的文例。
看各家翻译，施友忠用edict译“策”，宇文所安却用同样的词来译“诏”，那么诏和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刘勰《诏策》一篇中讲得最为清楚。《诏策》中说：“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其在三代，事兼诰誓。……秦并天下，改命为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刘勰对诏策的历史渊源做了梳理，“《书》发其源”，可见诰、誓都是诏策的源头。刘勰虽然对策、制、诏、诰分别作了简单的解释，后文实际上是将四者作为整体来阐释的，其中诏常代全体。如果一定要指出“诏”、“策”的区别，那么“策者，简也”，“诏者，诰也”。策命百官，策是相连的简，为天子任命、册封诸侯百官等的布告文书；诏告天下，上古曾以下告上称诏，但是秦以后诏就为天子专用，是天子教导、赞勉百官乃至天下万民的文书。翻译中出现的decree、edict、rescript、instruction（from the throne）都有相近的含义，指权威机构对下发布的公告。Decree 表示政令、法令、判决等，是正式的命令、公告；edict同样表示法令，但是英文中有“a decree issued by a sovereign or other authority”的意思，即由主权机构发出的政令；rescript源于动词rescribe，有回复、重写的含义，表示公告、法令、重抄，比如罗马君主或教皇对某些事情的正式答复。我认为刘勰此处讲诏策，既是两种文体，又是一个整体，是指天子对下作出的正式布告，并不必要彻底分开来翻译。当然，为了让译文前后显得一致，有意作出区别也是可以的。从几种译本来看，译者也应当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选择了模棱两可的单词来翻译，黄兆杰更是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式来翻译“诏”和“策”，不过他所用的instruction(from the throne)其实可以用单个词语来表示，如edict就显得更地道些。
“章奏”的用法与“诏策”类似，虽然刘勰有《章表》、《奏启》两篇，两篇却并不能分割开来，每一篇其实都是综合论述章奏表议。可以确定的是，章与奏都是下级上书朝廷的议论文体。章者，明也。“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可见章表均为下臣对王庭表明心意的议论文体。刘勰所提到的“伯始谒陵之章”、“琳瑀章表”等已失传，但是诸葛亮《出师表》、曹植《求自试表》等仍流传于世。从中可以看出“表”往往表示臣民向帝王的陈请。刘勰说：“章以谢恩……表以陈请……”施友忠用memorial expressing thanks来翻译“章”，表现了谢恩之情，但体现不了上书的性质；用general memorial来翻译“奏”，则使“奏”涵盖了“章”的内容。宇文所安的declaration to the throne表现了上书的性质，却不明谢意。虽然declaration表示宣言，可以有广泛的含义，却不如acknowledgement意义明确。acknowledgement表示对某事的认可、谢意。比如英语论文的结尾或专著正文的前面常有一个acknowledgement，专门表示作者对帮助者的致谢。因此，我认为章可以翻译成acknowledgement to the throne，即“对朝廷的谢恩”，这一翻译与“章”的原意最为贴近。
关于“奏”的翻译，学者没有太大的异议。有三人采用了memorial一词，英语中既可以指纪念文、纪念碑、纪念日等，又可以指下级向上级呈请的备忘录、请愿书等。用来翻译“奏”，是取其“对朝廷、王权的奏议”的含义。一人用report，英语中含义很广，总的来说是对某种事实或意见的陈述，在这里主要强调下级对朝廷上级的报告，理解基本一致，在此不多言。
第三节 “赋颂歌赞”
第三组“赋颂歌赞”，“诗立其本”，均为抒情文。《诠赋》云：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乐府》云：“乐辞曰诗， 诗声曰歌。”《颂赞》云：“四始之至，颂居其极。……（赞者）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由此看来，赋、颂、歌、赞果然都本于《诗》。
赋这种文体源于战国，由楚辞衍化而来，同时继承了《诗经》的修辞传统，兴于汉代。赋介于诗和散文之间，外形似散文，但又比后来的散文更具有内部的韵律结构。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将诗、赋的区别归结为“缘情”和“体物”。其实早期的赋有许多抒情成分，如屈原骚赋是缘情为主。到刘勰的时代，赋已从《诗经》、楚辞中蜕变出来，经历了秦杂赋、汉赋、骈赋等发展阶段。秦世不文，故刘勰未作详解。汉是赋的重要兴盛时期，典型的汉赋往往文风华丽，词藻斐然，为天子歌功颂德，虽然结尾可能有讽谏之意，最后传世的却是铺陈的辞采。到了六朝时期，骈文的盛行也给赋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六朝的骈赋讲究对仗工整、用词华美，形式上的束缚不免影响文义的表达。刘勰认为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仍然把“体物”看作赋的重要特点。同时，刘勰又指出“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故情志也是赋不可缺少的成分。“物”主文义，“情”主“文词”。如果仅有丽词，而无雅义，就会“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就是说过于注重辞采反而有害文义。只有情物相宜，才能写出好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