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以后，不兴玩那个了，但刻东西的兴趣丝毫没减。在我的积极倡导下，班上又兴起了刻橡皮的热潮。于是整个初中一年级的两学期，我们班差不多每一名男同学都拥有一枚我和几名高手刻的橡皮名章，他们的书上、作业本上都杂七杂八地印满了花鸟虫鱼之类的小物品。当然，女生是绝不给刻的，就算哭死也不给，因为那时男女同学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嘛，女生倒也有脸，尽管漂亮的大眼睛里个个荡漾着艳羡的秋波，却绝不肯张开尊口跟你要，我真佩服她们良好的忍耐力。现在想来这好像是八十年代那个年龄段的通病。
不料想刻来刻去真的有了一次用武之地。那是初二那年的元旦前，班里要开迎新年联欢会，还决定用班费买小笔记本给大家纪念。看着那精美小巧的笔记本，我忽然灵机一动，建议班主任老师由我刻一枚纪念章盖在本子的内页上，不是更有意义吗。老师同意了，我则施展出全身的节数，在一方小小的橡皮上精心设计，刻出了带有花纹装饰的迎新年图章，盖在本上，效果出人意料的好，以至于在全班乃至全年级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
后来，大概是在上高一的时候，看到字画上漂亮红红的印章里面的字却一个都不认识，一问人家拍着你的脑壳说傻冒那叫篆刻，这才悟出点儿真道，觉得刻了这么多年太“小儿科”，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了。转天，买有关书籍，买石料，买专用的刻刀，从头儿开始“玩”真正的艺术。
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篆刻已有80余枚。虽然产量不丰，但谁能想到初学乍练时用掉的石料却足有半箩筐，其中的苦辣酸甜我不说大家也能品味得到。现在工作忙，杂七杂八的事情也多，渐渐地刀不锋了，案上的石料也不多了。但不论多忙，不论平时怎么样，每到年底时一定要抽空给即将到来的新年刻一两枚辞旧迎新的印章，然后盖上崭新的贺卡给友人们寄去。一方面图个吉祥，一方面也给每个人带去新年的一个新祝愿、新希望。
篆刻是我的爱好，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忘。
每到年底时一定要抽空给即将到来的新年刻一两枚辞旧迎新的印章，然后盖在崭新的贺卡上给友人们寄去。一方面图个吉祥。一方面也给每个人带去新年的一个新祝愿、新希望。
我的婆婆她坐在房子的东方，脸色是那么红润、神采是那么飞扬、身体是那么健壮，我不由惊喜万分！也许真的太过份高兴了，我从梦中醒来了，那位最近二三年中让我们日夜担忧的婆婆，已于半年前离开了人世，死于肺癌，享年才60岁。
我将梦境告诉身旁的丈夫，他噙着泪又向我叙述起母亲的伟大：“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入拖着我们相距四岁的三个孩子，的确受够了苦，尤其是我与小妹，体质比较弱，一会儿黄胆肝炎，一会儿肾炎，真的让她操碎了心。记得有一次，我摔断了腿，怕妈着急不敢讲，一直到半夜疼得叫了起来，坚强的母亲半夜撑着船与邻居一同将我送到了医院。家里经济困难，我上大学的费用，是母亲在一个酷暑中转村头卖冰棍挣来的，每当我接过这笔钱，心里就别提有多难受，那时就立下志，等今后工作了，一定要让母亲过上一个舒心幸福的晚年。可她刚刚开始过上幸福生活，就得了这样的病，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不论丈夫讲多少次，每次听来，仍令人感动落泪。婆婆的确是位好母亲，不论子女在何方，她始终牵挂着，不时捎来时令的蔬菜、新出的大米，让我们感觉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亲情。每至节假日，她总是盼着子女归来，崭新的被、丰盛的菜、安详的笑容，总让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日。我生了孩子来到乡下，婆婆更是一日四餐的为我忙碌，每当我看到卷着裤管、赤着脚、脚上还沾着泥的婆婆，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上楼时，我就不知说什么的好，真不忍心让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婆婆再操劳。就在她临终前，仍在想着要挂几瓶盐水，精神好起来，让子女们回来过年，她可以做饭……婆婆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她那伟大的母爱，却时常温暖着我们的心。
我上大学的费用，是母亲在一个酷暑中转村头卖冰棍挣来的，每当我接过这笔钱，心里就别提有多难受，那时就立下志，等今后工作了，一定要让母亲过上一个舒心幸福的晚年。
回忆祖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坐在炕上，全身沐浴在金黄色的夕阳中，眯着眼睛，摇晃着身体，哼哼呀呀地唱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是祖父留在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
受那个时代的影响，祖父很重男轻女。因为我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他对我疼爱有加，有求必应。那是七十年代初，家里非常清贫，有时突然来了客人，父母都会为手头没有五元钱买菜请客而窘迫万分，更别说给孩子一些零花。然而祖父每月尚有近30元的退休金，当时一个普通双职工家庭每月不过60元左右的工资，还要养活几个孩子。而祖父能有这样的固定收入已经很阔绰了，所以我总是缠着祖父要零花钱。
祖父的双耳在参加抗美援朝时被炮弹震聋了，一开始向他要钱时我总是扒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叫，祖父则用一只手搭在耳廓上侧过头细致地听我叫完，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用了多年的黑钱包，慢慢悠悠地抽出一张新崭崭、板板正正的两角票笑眯眯地递到我手上，再拍拍我的小脑瓜说声别乱花啊，我就拿着这张带有祖父体温的角票以极大的满足感蹦跳着走了。天长日久习惯了我不再费劲地大叫，只需冲着祖父伸出两根手指，祖父也就心领神会地掏出他的钱包。
现在的孩子也许理解不到两角钱的价值，在当时拿着两角钱、四两粮票到任何一家国营食堂（那时的饭店大家都称做“食堂”）都可以买到一碗雪白的大米饭和一个汤菜，饱饱地吃上一顿。虽说不让乱花，但3分钱一根的冰棍、1分钱两块的糖球、2分钱一卷的山楂片、9分钱一个的大面包对于一个贪嘴的孩子来说都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往往两角钱不到半天就一干二净了。回头再向祖父伸手时，老人家就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慈祥地望着我说，今天没有啦。
那时，我们住的小镇里有一个农贸市场，离我家不到10分钟的路程。说是市场，其实也只不过一圈破土墙围着篮球场大的一块土地。虽然当时全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正盛，但在夏日里，还是有近郊的一些满脸菜色的农户挎着一篮半筐的蔬菜瓜果来这里交易，然后换回一些日常杂品和油盐酱醋。到了香瓜熟了的季节，祖父每日里就会穿戴整齐，胸前端端正正地戴上那只他视若珍宝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背上一只小筐，雄赳赳、气昂昂地逛市场去了。祖父常给我讲这枚纪念章的来头，讲在朝鲜时的经历，讲那些课本上没有的战斗故事。他说自己虽然没有立功，但也不曾贪生怕死，打鬼子还是很勇敢的。于是，我就为他而自豪，在小伙伴和同学面前提起爷爷，便会拍着胸脯，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许多。
每天放学的时候，祖父也满载而归，他的筐子里永远装满了各色菜叶和人家扔掉的歪瓜劣枣之类。祖父只偏爱我一个，每次回来，他会背着两个妹妹，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去，然后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摸出一、两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香瓜，瓜虽小，但是熟透了的，很甜，很甜。祖父总是吧嗒着嘴看着我香香地吃完，又贪婪地舔着手指时，摇摇头叹息说，别急，别急，明天爷爷还给你找。那时香瓜才不到一角钱一斤，也不是任何人家天天买得起的。
整个小学的那几年，就在祖父的宠爱下悄悄度过。大一点的时候，懂事了许多，我不再向祖父讨钱了，心里却暗暗存下一个誓愿，等自己长大了，工作了，一定用第一个月工资先给祖父买一大堆好东西，让他老人家吃个够。可惜，祖父没能满足孙儿这个小小的夙愿，就在我参加工作的前一年，他平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事也便成了我终身的一个遗憾。
天长日久习惯了我不再费劲地大叫，只需冲着祖父伸出两根手指，祖父也就心领神会地掏出他的钱包。
我的憨妈妈我妈今年60岁了，活了大半辈子，她可没少做“憨”事。1960年的时候，她与大舅、三姨均是24斤粮一个月，大舅与三姨都知道单独过，而妈却与二个“小人大人肚”的五姨、六姨合在一起吃，为了让她们吃饱，妈常常挨饿，有几次都饿晕在车间里。
妈与爸结婚时，奶奶已近七十岁，可妈宁可让老封建的奶奶管着，也不肯将她老人家推给二位伯父。从我懂事起，就看到奶奶对妈指手画脚，而妈还是把早饭端到奶奶床边，称呼奶奶也叫“娘娘”，如宫女对待皇后娘娘一样。与奶奶相处近20年，妈可没少掉委屈的泪。
外公外婆过世得早，留下五姨、六姨。妈虽排行老二，但仍把二位姨妈接过来。为此，她可没少受婆家人的气。我姑母就常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还过得艰难，偏偏喜欢破船多拉载。这几年，我们子女都成家了，爸妈也有退休工资，按理可以享清福了，左右邻居的大娘们都在跳健身舞，可妈却不能，既要照顾病重的父亲，又要接送上学的小孙子，还要到大弟的店里去帮忙，她操劳得如老运动员一般，自行车一会儿骑到东、一会儿骑到西。很多人都说她不吃穿，自己既不缺吃，又不少穿，何必还要这样操心？难道还有第二世活妈不但“憨”待家人，在外面有时也极“憨”。有一次，她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一看车夫穿的旧棉袄，立即起了怜悯心，挥挥手叫车夫去挣钱。而自己最后到东看、到西医，花费了不少钱，骨裂难愈，至今还常常发伤。
一次妈外出拣到一只钱包，怕别人担心着急，匆匆叫弟弟去银行报个信，说失物在我家，叫失主早一些来领取。结果失主连一声“谢谢”都没留下就扬长而去。有好心没有好报，大家又说她“憨”。妈的“憨”事太多，但妈在家的地位却极高，人缘也极好。所有的姨妈都把我家当娘家，所有的堂兄弟姐也爱来我家，居委会每年都把“五好家庭”的荣誉奖给我家。
有个“憨”妈，我们都骄傲从我懂事起，就看到奶奶对妈指手画脚，而妈还是把早饭端到奶奶床边，称呼奶奶也叫“娘娘”，如宫女对待皇后娘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