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后贺绿汀离开上海，随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赴内地，由武汉到重庆，后在华东抗日根据地的“鲁艺”华中分部、新四军鲁艺文工团、抗敌剧社等处工作。1943年到延安，1946年随部队进军东北，途中又奉命返回延安，筹组中央管弦乐团。1948年负责组织华北文工团。1949年9月开始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1984年82岁时改任名誉院长，直到逝世。
贺绿汀的抗日救亡歌曲，最著名的是《游击队歌》，这首歌以演剧一队的名义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是贺绿汀1937年末到达山西临汾时创作的，在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都广泛流传，是一首传世名曲。1942年1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青年中国》，曾把这首歌选作插曲。
《嘉陵江上》也是贺绿汀的救亡名曲，当时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喻宜萱、郎毓秀等人，在宣传抗战的演唱会上都唱过这首歌，极受欢迎。1949年香港大江影业公司，拍摄影片《静静的嘉陵江》，贺绿汀的这首《嘉陵江上》被选作这部影片的插曲。
贺绿汀为中国流行歌坛留下的四首名曲，将会世世代代永远地流传下去。
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一位移居加拿大的朋友来信告诉我，1999年10月他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时，宽敞无比的候机厅里，悠扬地播放着一支支世界名曲，其中唯一的一首中国歌曲，竟是大名鼎鼎的“黄歌”《何日君再来》。小提琴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徐缓地低徊，如泣如诉，使人听了不禁凄然！
由“靡靡之音”到世界名曲，《何日君再来》，在长达六十余年的风云变幻中，和它的作者一起历尽苦难，终于被历史给予了肯定。歌声依旧，作者、唱者均已离开人世，不能亲自聆听他们的歌和那些世界名曲一起媲美的声音，怎能不叫人感慨万分。
《何日君再来》是中国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首歌，在历史已经推进到21世纪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那些争议与贬斥之词，真不知说什么是好。
《何日君再来》就是一首普通的电影插曲，一首影片中的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表达真实情感的歌。据电影史料记载：1937年，艺华影业公司接受以出品三星牌牙膏起家的中国化工实业社的资助，拍摄为他们的产品作广告宣传的歌舞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谱写了一首当时盛行的“探戈”舞曲，又请编剧黄嘉谟填了四段歌词，由饰演女主角的周璇演唱。1938年2月影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后这首歌迅速走红，由周璇灌录的唱片，很快被抢购一空。
《何日君再来》的走红，首先是刘雪庵的“探戈”舞曲写得好，它充分显示了刘雪庵作曲的艺术功力，节奏鲜明，旋律优美，音乐响起，人们立刻想唱起来，跳起来。再加上黄嘉谟的词情真意切，既朗朗上口，又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特有的美。情感、意境、诗情，谁听了都会引起共鸣，为之心动。1934年就已走红流行歌坛的周璇的演唱声情并茂，自然朴实，委婉低回，缠绵悱恻，能够打动每一位听者。曲、词、唱的完美结合，使这首歌成为上海沦陷后最流行的歌曲。
1949年以前，《何日君再来》和它的曲作者刘雪庵的命运好于黎锦晖。黎锦晖30年代上半叶因为他的《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等一批时代曲的广泛流行而被一些人在报纸上抨击责骂，使他背上了“毛毛雨作家”、“黄色歌曲鼻祖”的包袱，刘雪庵当时也参与了对黎锦晖的批判。《何日君再来》1938年初开始流行时，刘雪庵已经离开上海，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没有去管《何日君再来》在上海的命运，也没有人在报纸上骂他。
《何日君再来》迅速红遍海内外，不仅新加坡等地到处都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歌声，1939年还被日本诗人长田恒雄译成日文，由日本作曲家仁木他喜雄编曲，日本男歌星松平晃灌录了唱片，使《何日君再来》成为第一首被译成日文，在日本流行的中国歌曲。由于这首歌适合女性歌手演唱，后来又由日本著名女歌星渡边浜子灌成唱片，十分畅销。当时的日本帝蓄公司又安排李香兰灌录了这首歌的唱片。渡边浜子用日文演唱，李香兰是用中文演唱。后来，日本政府以“外国的靡靡之音，有伤风化”为由，日文版和中文版的唱片，都被勒令禁卖。
《何日君再来》在上海遇到的麻烦是，1942年李香兰到上海拍摄影片《万世流芳》，1943年《万世流芳》插曲《卖糖歌》开始走红。为了作宣传，李香兰在兰心剧场举行了一次小型独唱音乐会，会上她演唱了《何日君再来》。租界的工部局（行政、警察当局）怀疑她是盼望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归来，警察找到她质问：“唱这首歌的目的是什么？”李香兰的回答是：“这是一首情歌，丝毫没有政治含义。现在以周璇为首，大家不是都在唱吗？”此事到此结束。李香兰从警察的质问中才知道，那一天舞台的背景是蓝和红两种颜色，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演出服，被联想成了重庆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歌词中的“何日君再来”，被怀疑她是盼望中国军队早日回来。
在《何日君再来》问世之前，刘雪庵创作的《飘零的落花》和《早行乐》，1935年已在日本出版，唱的人很多，刘雪庵的名字在日本并不陌生。1936年，艺华影业公司拍摄影片《新婚大血案》和《小姊妹》，这两首歌曲分别作为插曲出现在这两部影片里，开始在国内流行，但走红的程度都不及《何日君再来》。
1939年，著名导演蔡楚生在香港执导影片《孤岛天堂》，安排在片中饰演女主角的黎莉莉，根据剧情需要演唱了《何日君再来》。
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把《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刘雪庵抛向苦难的深渊。1949年以后，《何日君再来》同当年所有的流行歌曲一样都已销声匿迹。“反右”斗争，翻箱倒柜，《何日君再来》被翻了出来，定性为“黄色歌曲”、“反动歌曲”、“汉奸歌曲”。时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名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刘雪庵，被定为“右派”，而且是音乐界最大的右派，降职到校图书馆去作资料员。
1966年，中国又掀政治风暴。“右派分子”刘雪庵，升级为“汉奸”、“反革命”，这样的帽子，谁戴上都是灭顶之灾。夫人乔景云因被株连含冤逝世，刘雪庵悲痛欲绝。加上不堪忍受人格和身体的双重污辱与摧残，终致双目失明。“十年浩劫”终了，刘雪庵虽得到平反昭雪，但《何日君再来》是“黄色歌曲”的帽子仍然没有摘掉，刘雪庵还是“黄色歌曲”作曲家。贺绿汀先生1980年8月20日在《北京晚报》第三版发表的题为《应该还它本来面目》的文章中指出：“……打倒‘四人帮’已四年了，社会风气起了根本变化……但是，要想在一个早上肃清十年浩劫时期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的刘雪庵，也只好默默无言地蹲在他的小屋里，忍受继续向他射来的冷箭。”贺老的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刘雪庵在“右派”改正后，仍在因《何日君再来》忍受精神上折磨的情况。
就在1980年，《北京晚报》率先发表文章，标题是：《何日君再来》作者刘雪庵谈《何日君再来》。在全国第一个指出：“……社会上以讹传讹，讲这首歌的背景是渴望日军再来等等是牵强附会的。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黄色歌曲’也是不公正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晚报》的文章发表后，国内不少报刊予以转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海的沈鹏年先生撰文说“《北京晚报》为《何日君再来》昭雪了不白的沉冤，真是功德无量。”在此同时，国内一家权威大报竟著文反驳，仍然将《何日君再来》斥责为“亡国之音”。并说“整个作品散发出一股萎靡腐朽没落的情调……”“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等大中城市后，利用了像《何日君再来》这样的原有歌曲的情调，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具有很强的腐蚀力。”这篇文章立刻在国外引起反响，日本共同社记者边见转述这篇文章时用的标题是《日本占领时代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在中国流行》。时隔一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发表了题为《〈何日君再来〉在中国引起风波》的文章，基本的观点是：“此曲缠绵温软至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但不能指这为卖国歌曲、汉奸文艺。”
不知是否受此次《何日君再来》风波的触动，日本作家中薗英助从1981年2月开始采访当年和《何日君再来》有关的人和事，写成了《〈何日君再来〉的故事》一书，1986年在美国《世界周报》连载，1988年正式出版。同年，由台湾赴日本国立音乐大学任访问教授的许常惠先生曾发表一篇题为《音乐家的政治意识与艺术良心》，副标题是“从日本人为刘雪庵平反说起”的文章。许先生告诉我们，他在日本看到了一部电视片，是日本的电视工作者，专程到上海来采访当年与《何日君再来》有关的人和事之后制作的长达两小时的电视长篇，题目也叫《〈何日君再来〉的故事》，制片人和主持人的结论是：“如此美好的歌，应该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刘雪庵不仅无辜，而且是受害者。”许常惠先生在文章中说：“没有想到这样一首名满中日的流行歌，后来却给刘雪庵带来天大的灾难。”“刘雪庵已死，但他的《何日君再来》仍流行于台、港、日等地，人们喜爱它的程度，比起当年有增无减。”
一首电影插曲中的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引起国内外如此众多的争论和关注，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世界名曲”它是当之无愧的。
“世界名曲”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任命”的，只能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自然筛选而诞生。
今天，已经没有人再说《何日君再来》是“黄色歌曲”、“反动歌曲”或“汉奸歌曲”了，留下的一个尾巴是，“这首歌流露的是及时行乐的情绪”，是“不健康的情调”。
《何日君再来》的词作者是黄嘉谟，歌词流露的情绪和情调与刘雪庵无关。与其说《何日君再来》流露的是“及时行乐的情绪”，不如说它表现的是“离愁别绪”。无论是什么情绪，都是剧中人的，不是作者的。准确地表达剧中人的思想感情，是作者的成功之笔。
如果说刘雪庵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不是表现在《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上。他1935年在日本出版的《四歌曲》中的《早行乐》，词曲都出自刘雪庵一人，这首歌的确是表现“及时行乐”思想的作品。刘雪庵文学功底深厚，他当然熟悉曹操的四言诗《短歌行》，《早行乐》的歌词是“早行乐，早行乐，人生寿命能几何”，明显地是脱胎于《短歌行》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早行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苦短，不要浪费光阴，这本是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但对如何才算不浪费光阴，他说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说。天翻地覆君莫管，花坛月夕尽消磨……”他是否在做文字游戏？已无从考证。即使刘雪庵有过“及时行乐”的思想，也不能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更不能作为人们贬斥他的根据。历史上的大文豪，除了曹操哀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不是也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吗？
刘雪庵，别名晏如，笔名晏青、苏崖，1905年11月7日生于四川铜梁县东郭乡。幼时在长兄刘庭繁自设的家塾中，打下了中国文学和历史修养的坚实基础，并随兄长学习昆曲。中学毕业后到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又随李德培老师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1927年—1929年在铜梁做过图画和音乐教师，当过校长，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29年秋刘雪庵赴上海，先入陈望道创办的私立中华艺术大学，师从欧阳予倩、洪深、冯雪峰，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1930年秋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由于他已具有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多方面的修养，经常在音专的校刊上发表文章和诗词，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也引起了音专客座教授、俄籍旅法钢琴家、作曲家齐尔品的注意。刘雪庵创作的适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经齐尔品介绍到欧美去演奏，同时在巴黎和纽约出版。齐尔品还把刘雪庵创作的《飘零的落花》、《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又把他的《布谷》、《淮南民谣》和《枫桥夜泊》，以《三歌曲》为题，介绍到巴黎出版，使刘雪庵在国际音乐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他的名字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和《世界名人辞典》。
1935年，从日本学成归来的胡心灵，创办文化影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父母子女》，由他亲自执导，他还自己作词，请刘雪庵谱曲，创作了一首《出征歌》，这是刘雪庵谱写的第一首电影插曲，但这首歌没有流行。从1935年到1948年，刘雪庵谱写了二十余首电影插曲，曾经流行一时的有《满园春色》、《思故乡》、《弹性女儿》等。使他因创作电影插曲而在流行歌坛一举成名，红极一时的是《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使他历尽苦难，也使他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名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