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瑜伽。威利从柏林来到印度，陌生的一切张开巨口，将他吞没，连骨头都不吐。破旧的出租车、秽物遍地的旅馆，炽热的铁皮火车，蹲坑、泥地、未净化的饮用水，第三世界的一切。他只好让自己做精神瑜伽，所谓瑜伽，就是用意念传达控制令给大脑，让一切变得可以忍受。在全新的经验之前，他强迫自己把理解力不断升级，以求适应。后来他去打游击，经历了第一次穿拖鞋行军，第一次不洗澡就宿营，第一次施暴，直到第一次杀人。“六个月，只需六个月”，这是他的领导告诉他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杀人是理直气壮，再自然不过的。”
四，时间。威利无法忍受的是时间的低密度流失，他到哪里都觉得无所事事，浪费生命。在英国，他学的是对灵魂毫无裨益的学科，浑浑噩噩，像个梦游人。在非洲，他处于半隐居状态，几乎与世隔绝。在那种被简化的生活中，人无须再操练自己的头脑。到印度打游击，领导安排他去糖厂做工，去丛林放哨，也就是把全部的时间白白浪费在机械的体力劳动，或茫然的等待中。他总是想让时间加重分量，最后不是招安的赏金，而是干革命的无聊感，让他自首了。
也许生活就是一辆雪灾里超载的公交车，你以为人满为患，结果你挤上车了；你以为你肯定立不住脚，结果你金鸡独立地站了好几站路；你以为你痛苦得会即时死掉，结果你被壅塞的人群摇晃睡着了——威利的麻烦是，被那种精神瑜伽催眠时，他一直在反抗，有部分心智始终是苏醒地痛苦着，无法像别人一样麻木，又跳不了车。
五，床。威利在丛林里，过起了游击生涯。每当他回首往事，他总是喜欢在记忆里复制他这一生睡过的床——如果是女人也罢了，床是什么呢？这个意象出现了几次，每次我都在琢磨这到底有何深意。个人经验的贫瘠，让我读书的收成很受影响。是的，间接经验其实也是种子，必须在直接经验的母体上发芽。那天吃饭时周老师说我“你就是过于感性和主观了”，周老师快奔五了，到底姜是老的辣，因为我的表达常常给人错觉，以为我是个理性的人，其实我总是先模糊地意会出一种感觉，然后去找证据支撑这个论点，理性的人却是由论据推出论点。
再说回床吧，就好像葛朗台在灯下数金币，或是书痴整理书单，威利的回忆，其实是想触摸一种坚实的存在感。
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态势。床，悬浮于生活之上，安居，休憩，最小摩擦系数的接地方式。属于床上的时间，都是柔软的、疏离的、私密的。用威利的话说，“如果我是个有宗教的人，那么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修复”。
如果把这本小说和一些革命家的回忆录对照看，就会发现，它没有强力介入的汗臭，没有浓稠的事件密度，没有直觉的行动，只有散漫掠过眼前的人事，那是一个坐在床上、捂着精神生活的被子、远眺革命的人。
六，流浪。奈保尔到底是个伟大的游记体作家（游记体，不是游记，就像《印度三部曲》和《抵达之谜》那种写法）。无法压缩的旁观距离感，是他的技术特征。同样是记述流浪生涯，你再看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质地就完全不同，那是一个在用脚步丈量世界的人，里面的火柴价格、一张床位的租金，精确得堪比社会调查报告，而叙述者本人，只有一双眼睛，根本就没有内心的细腻反刍。而《魔种》是写实小说，却没有现实感，它的流浪，也是室内的，只是从一个心灵的房间，步入另外一个。
七，新人。书里有发光的片段啊。每次的新生活，总有层糖衣。打游击之前，接头人告诉威利，你可以带上披巾和撒吐。撒吐是一种干粮，用谷物、小米或面粉晒干制成，在丛林里可以和水吞食。威利想，啊，这仪式真优美，很兴奋。从牢里被解救出来，罗杰给威利喝了杯葡萄酒，威利觉得无比甘醇。他还非常喜欢罗杰家床头的小水晶球，带着海水气息的浅蓝窗帘。书的结尾，五十岁的威利，去上建筑课了，重新捡拾起他年轻时不屑的那种生活，并且觉得乐在其中了。这种情绪的峰值喜悦，就好比你每次准备野游，准备偷情，准备去打拼新天新地时那种雀跃，为了得到重获自由的畅快，或是舌尖瞬间滑过的甜美滋味，你就得像威利一样，先在丛林里被烈日炙烤上七年，没有肉，没有洁净水源，甚至没有食盐。就好像打过石膏的人，才分外理解健步如飞的轻盈和喜悦。经过减法和加法，体内就生出了一个新人。
八，徒劳。写完这本书奈保尔就封笔了。年轻时他立志要用文字取代宗教，去救赎人类，消灭种族压迫，可是，他用自己的一生，验证了文字的徒劳。我发现我喜欢的作家，都是无出路的，因为他们多少还有点诚实。文学能有什么用呢？正如奈保尔在《论作家》中引用毛姆的话所言：“一个真实的人至死都是无名和孤寂的。他成了一个寂静无声的鬼魂，既不是书籍的作者，也不是那个过日子的人。在两个傀儡之间，他露出讽刺性的超然微笑。”
最好玩的是在结尾处，奈保尔抛出的那个段子。一个黑人实业家，终身理想就是消灭种族差异，但他的实践方式非常务实，就是不停地找白种女人性交，经过多次血统提纯，终于，生了个纯白的孙子。目标明晰，行动力健旺，撇除多余的心智挣扎。奈保尔说，这就是抵御生活的、无敌的乐观精神——这本书，简直是对精神生活的反讽。
《魔种》笔记 ——「A」与「 B」
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要注意奈保尔的背景，由此可以看出《魔种》的主题是身份认同和理想主义。
其实我做过奈保尔的笔记，好几次。我觉得如果我再提及什么身份认同和理想主义，对我来说，一是信息重复；二是这个词可以拿来归类所有的殖民地作家，库切、莱辛、奈保尔，都没问题；三是与《魔种》同时并行阅读的，还有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和奥斯特的《在地图消失的地方》，这后两本书里，一样有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和失根挫折。而契诃夫和奥斯特，都是原住民。可见，一些失落感，并不完全是殖民地背景造成的。
我所定义的“怀疑论者”，就是那种“既不能在此，也不能在彼”的人。他的思考力太强大，像信心粉碎机，使他没有办法直觉地行事，又不能坚信某一种人生观，无论是在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层面上，他都找不到立足点。如果真要说身份认同，我也是把它理解成这个意义上的，而不是国籍。
比如契诃夫的《我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故事。“我”是一个贵族，建筑师的儿子，但是“我”很质疑大家默认的这种生活方式。“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就是俄国小说里常常写到的“外省”，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乡下了。一年有八个月的苦寒秋冬，房子全是一个没有审美力的建筑师设计的，千篇一律，趣味平庸，什么娱乐生活都没有，干净的马路也只有一条。官僚乌烟瘴气，男人聚众喝酒，女人未老先衰，唯一的娱乐是把空罐头绑在狗尾巴上，后者受惊过度，就满街疯跑。大家狂笑不止。
所有的人也就这么过了，唯独“我”，要寻求生命的意义。“我”觉得在办公桌前抄抄写写的一生，是机械重复，不涉及心智的活动，所以和建筑师父亲断交，跑去做了铁路工人，又做了油漆匠，最后做了包工头。可是又怎么样呢？时代的昏聩，个人怎么抵抗得了。最后“我”也成了他年轻时最厌恶的那种人。颓废、阴森、随俗。
而这样的句子，每每让我想哭：“一大清早，太阳刚出，我就起床了，我们的大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的脚步孤零零，低沉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使空气中充满柔和的清香。我喜爱这苍翠的树木，晴朗而宁静的早晨，教堂里当当的钟声，我不喜欢那些乏味的人。 ”“我搂住她，吻她，她帽子上的别针把我的脸划出了血痕。 ”契诃夫真是太高明了，他不说我多么爱这个姑娘，他不说我狂喜地沉醉在爱情中，他不说我吻她很久很用力，他只说“她帽子上的别针把我的脸划出血痕”。
《魔种》里，奈保尔这样写革命生涯中的威利：“他住在一座长房子里，房间里有一张老式四柱床，他也学村民一样，把东西藏在茅屋顶上，泥土地面给牛粪抛光过，非常的光滑，这里已经变成了他的家，每次当他想牢牢抓紧生命线的时候，他就去回想他一生中睡过的床，这个木床是新的一项。 ”
再去想想库切在大英博物馆里一天天地晃悠。“精神生活，他暗自想到，我们为之献身的是否就是这个？我以及在大英博物馆深处的这些孤独的流浪者，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还是说精神生活就是它本身的报答？ ”
无人的清晨、激情的狂吻、床、博物馆，其实都是一类事物，生命的瞬间美感，身份归属。我们乐于去栖居的、诗意的所在。
我的小屋面北，又在风口，夜里那么冷，我一边读就一边喝口热水，然而心里却觉得很幸福。隔着一百多年，或是半个地球，还有那么个人，他和你一样，心里有很多的疑惑、阴影、黑暗物质。有时他绝望得快要被溺毙，就起身写几行字，那些字，就是他呼吸的瞬间，他当然不能化解你的虚无，他根本无力自救，那又怎么样，契诃夫、奈保尔、库切，所有的怀疑论者，他们的结局都是可以预料的。奈保尔的封笔，契诃夫至死都没有和他爱了一生的女人结婚，而库切则说“琢磨出什么是该做的事情并不难。他用不着想太长的时间就能知道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愿意，他能够以精确到几乎没有任何错误的程度去做该做的事情。他踌躇的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能够在做该做的事情的同时继续做个诗人。该做的事情是乏味的。所以它处在了两难的境地”。
《魔种》里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圆满”，一个非洲外交官，他仅有的希望就是有个白色的孙辈，牵着他（她）在伦敦若无其事地散步。为此，他和不同国籍的女人上床，有了很多不同肤色的孩子。故事结尾，其夙愿终于在混血儿子的婚礼上得以实现。《我的一生》里，将军的侍从也积极进取，放高利贷，勾搭奸商，成了新时代的投机商和暴发户，摆脱了自己低下的出身。
这是两种人：Ａ．“我”、“威利”，是务虚的，追求生命意义的、思虑的、理想主义的、两难的、分裂的loser。Ｂ．“外交官”和“将军的侍从 ”是务实的，追求具体结果的、现实主义的、浑然的、方向感清晰的成功者。
Ａ或是Ｂ，没有好不好，只有是不是。Ａ和Ｂ，他们对望着，对峙着，不屑着，并继续在各自的歧路上前行着。
瞬间之旅
想了一下，还是替唐颖做个笔记吧，最早看的是《美国来的妻子》，一个上海女人，借助丈夫的海外关系，出了国，扎了根，叶和枝都开始往云端伸展了，这时候，她从容不迫地回国，和丈夫离婚，这种题材不新鲜，王安忆笔下有，陈丹燕笔下有，它们差不多和上海的经济起飞平行存活。书里那个姓汪的女人，倒是我印象里第一个以长裤为标志物的女人，一个身无所寄、赤手打天下、撇却温情黏液的女人，每天却不忘熨平裤线和裤脚。不过也不矛盾，她向上的力，不正是基于这种细节处的苛求和着力么？一个连细节都不能暧昧的人，如何能容忍一个处处苟且、事事暧昧的丈夫？
也许这是我要给唐颖做阅读笔记的出发点吧。她笔下最令我难忘的，不是被大家写烂的上海女人，而是一群面目模糊、堪称新时代的渣滓，旧时代的未亡人，被时代的高速列车上抛置、颓废的男人。唐颖总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她的文章难看时真的很难看，《红颜》看得我几欲吐血，好歹我也花了一只烧鹅的钱把它买回来，居然一上来就给我啃个麻骚的鹅屁股，几个欢场女子的故事，像个拙劣的舞台剧，骨节粗大，表情虚张，人物的手脚都生硬得无处放。
我叹息，说到底，唐颖不是张爱玲，她不是天才型作家，大概达到至境的作家都有四壁萧然、六亲不认的杀性和决绝，这样才能维持理性的水平面，成就公正的镜像，做个纤尘不染的“临水照花人 ”。她不能委屈自己的心性，她只能匍匐在自己的经验的地平线上前行，经验之外的，审美趋向之外的，骨子里就不能认可的，比如欢场女子的题材，就让唐颖最擅长的技术：温软的生活化的小细节，贴心的小女人心思，根本就无从施展。
还好我坚持看到了《随波逐流》，终于让我啃到了肥美多汁的鹅腿，哈哈。里面那个秦公子，实在是个标本人物，值得一记。他是个没落世家子弟，在文革里小心躲过了各项大小运动，在时代激变的冷暖流交汇处，苟且求安，以耽于物质生活和女人为乐，除此之外，对一切都视作干扰物，迎面撞上什么，他就躲让什么，理所当然的，这种男人，都会有个彪悍的妈、凶恶的老婆、欺负他的同事、鄙夷他的街坊、勒索他的情人，或者，还有一个被他引入成长期、开启官能的小女孩，比如书里的阿兔。
那么阿兔爱这个男人么？她觉得不是，他是大她六岁的楼上大哥哥，是她鄙夷的那类男人的样板，她对他，不过是熟悉之后的轻稔。他不上进，他没出息，他踩不上时代的节拍，他作风不端，他行事轻浮。他懒散，他颓靡，他有爱无类，可是她也不恨他，因为这是个暧昧的，让人无从下手，正数的爱，负数的恨，都无从着力的男人。
他站在黄昏时下班的人流里，笑迎所有的女人，他眼角含情，他目光锐利，张三刚烫的新发型，李四新换的一款唇膏，王二最微小的一点点情绪波动……幅度最小的一点点变化和涨跌都被他看在眼里，疼在嘴里，及时地赞美，抚慰或注目了，是啊，他千般不对，万般不好，可是他有一个天大的好处，就是：他眼里有女人，女人的存在因他而照亮，他眼角扫过的几秒种，让一个女人整整一天埋没人群，被忽视的不快和不甘，都被拯救了。
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有一朵白玫瑰，还有一朵红玫瑰，其实每个女人还不是一样？只不过女人都爱对自己说谎，前一阵看苏菲·玛索的《说谎的女人》，然后又看到法国人说“这个女人啊，除了那张漂亮脸蛋，其他都是假的，她，写书？哈哈！ ”连对说谎的表白都是在说谎，女人的说谎多半都是用来自我形象修正的，类似于拍写真照的作用。就像阿兔一样，她以为自己喜欢的，是像大同那样积极、缄默、上进、有事业心的男人，其实这是与她理想中的自己，一个理性、洁净、向上的事业女性，相对称的，最后发现这些都和爱情没什么关系，一个人的价值观、审美趋向、道德体系、知性好恶和她的心，是两件事。
《瞬间之旅》，我爱这篇小说，一天之内带着余热又重看了一遍，到现在情节还记得，其实情节没什么，就是一个女人，去度假，邂逅了一个男人，一夜情，小说好在它的自恋，自恋是多数女作家的致命伤，它使她们思维半径僵死，可是有时自恋会散发迷人的臆想气味。小说里的男主角之一，塞姆，就是个颓废到蚀骨的男人。他是个马来人的后代，学过音乐，写过专栏，并不固定地以什么为生，他只以最大密度地经历生活为乐，他也不反抗主流价值观，他压根就没这个概念，他眼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抽象的对手，他只俯下身去，听从内心的欲流，跟着那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