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干净自不待言，苏伟贞的语感很好，用字都是稍微与日常用语有点错位的，有时为求语感新鲜，用的是险词，这样的句式俯拾皆是，“章惜的长发也没有剪，一脸仍是茉莉花瓣不明不白的放着香”，甚至有点不通，可是意境美极了。聪明的作家，知道描写意态所引发的注意力，胜过细描五官。情节的干净则是，这明明就是个第三者插足的故事，但是被描述得清白无辜之极，章惜爱着有妇之夫余书林，他们的精神化、书卷气、避世，使他们的爱情，纯属同类项合并，像是两个躲在衣橱里互相壮胆的小孩，他们暗中苦着，交握着双手，他们不需要，也没有实体的接触，他们只有精神层面上最细腻的接触，比如一段精巧的，彼此才能会意的对话，他们不是生活伴侣，而是智力游戏的对手，精神上的相濡以沫——苏的立意是不是这样：撇除了肉欲的浮沫，这样的精神失贞，其犯罪指数为零？
我要说她的干净，影响了我很多年，在我的文字、审美趋向里都可以看到痕迹。直到我现在年岁见长，才领悟最高境界的美，恰恰是被苏伟贞过滤掉的那部分：杂质之美，灰尘之艳，俗骨之腴，日常之碎，可是苏伟贞的真性情也恰恰在于此，她写不好一个她不喜欢的人，比如守恬，出于作家的责任心，还有知识分子的礼遇和涵养吧，她分配了一些注意力给这个角色，守恬被她写成“很迟钝，没有痛感，和爱读书的丈夫不能交流，穿衣服就是为了在人群中引人注目，天生价值观发达，看到一件东西首先问价钱，话多，性子热，好管闲事，好交际”，大概是为了掩饰心虚，苏伟贞反复强调守恬“倒是个好人”，这就是一个知识女性对世俗女性的粗糙误解，她掩饰不了自己骨子里强硬的精英心态，她是在俯视这个角色。而她对章惜，是多么爱怜啊，把这个角色放在手心里细细地把玩。而我，我说过了，在厦门我迎头撞上了自己，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奢侈到能把玩什么的人。
书的卷首有苏伟贞的签名：苏伟贞，2005年7月，厦门。批发性质的签名，连敷衍的姿态也不屑做出，字是墨水笔写的，局部连笔繁复，字体左右不对称，整体尚算丰盈，写这样的字的人，应该是心里纠结很多、表面却不会太铿锵、创造力丰富的人，苏伟贞最爱用的标点是问号，她的人物不停地在反思，她太宠爱她的人物了，给她们留下了太多的思索空间，我有意做一个调查，“作家偏爱的标点符号”，我发现诗人写散文时都会用很多破折号，详见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札记，也许在诗歌里跳跃的意象，到了散文的地平线上很难着陆，于是用破折号缓冲一下。
我在厦门的小旅馆里，就这么碎碎地读，碎碎地想，碎碎地记着，这本书让我觉得冷寂，书的最后一节是余书林生病了，章惜去台北看他，结果看见守恬在病房内外忙碌着，脸上有一种“洞穿一切后的清明”，苏伟贞突发对这个妻子的善待，并大力提高了她的觉悟，只是为了引出章惜的引退，“她默默地转身，想着：有一种爱情，连看一眼都是多余的”。我突然很想跳进书里对她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我们生性清冷，我们才要彼此取暖，我们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我们要在夜深的枕边，一个温暖身体的依偎，熟悉的翻身动作，口腔气味，我们需要哭泣时依傍的肩头，我侄子只有五岁，已经能背下我的手机号码了，因为人是顶顶脆弱，是需要交流的动物。 ”
然而章惜呢，她回去找成孟延了，那是唯一一个能让她哭泣的肩头，“她想，自己是真老了吗？为什么一点都不再坚持了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初见这本书时，它并不叫《红颜已老》，它叫《人生自是有情痴》，大陆版的名字，现在才悟出这个名字的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无关风与月。岂止无关风月这类廉价触媒，它便是与施爱对象也没啥关系，它纯粹是一个人的自燃。如果把此中的悲意解成“红颜已老”，那就是个“色衰而爱弛”的套路，或是把这种“一个人的爱情”的悲壮气息，单薄地解为老去的疲劳感，就辜负了这本书的深意了。
家教故事
常读老欧洲小说的人，会高频遭遇到一类角色，就是家庭教师。其实我一直想查点相关书籍，但是手头确实匮乏。现在就泛泛地整理一下我的感性资料吧。20世纪之前，女性尚未取得公开工作的平等权利，有一部分家境贫寒，又不肯依附男性的知识女性，就做了家庭女教师。在苏菲 ·玛索主演的电影《心火》里，可以看出来，女家教必须擅长绘画（玛索给小姐的识字卡片都是亲自绘制，施以淡彩）、钢琴、歌咏、文学，并且精通至少一门外语。
贵妇人的职责是生育加泄欲工具，社交场上的熟练工，沙龙里的美妇人，杀时间的高手。所以，家教还要兼顾保姆之责，内米洛夫斯基的自传小说《孤独之酒》里，她的家教差不多就是身兼母职了，要安排内米睡觉、吃饭、喝牛奶、做功课，和小朋友交际，临睡前的催眠故事，帮她补袜子，洗衣服，疏导感情事项，度假时也住在一起。家教往往是外国人，一是习外语的便利，二是纵览各国人情，收集异域气息。比如纳博科夫就有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家教。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贵妇人家里都有法国家教，那时俄国人以法语为贵，常常要在社交语系里夹带那么几句。
家教可谓家庭地位低下，在长餐桌上，家教一般都是坐在仆人的一侧，《猎物》里，富家女婿卢克遭到丈人的鄙夷，特地把他的座次安排在家教身畔，用这种无声的方式羞辱他，卢克不堪其辱，奋起拼搏，最终暴发，但也付出了灵魂的代价。好的家教，忠心护主，主人会待以厚礼，也就是对忠仆的待遇，可以得到一份退休津贴，还有的家教去国离乡，无家可归，最后只能和主人一起终老。纳博科夫的回忆录里，就记述了他的几任家教，有一个脾气古怪，身材庞大，暴戾难处的老处女家教，年轻时避情伤，躲到俄国来教书，“一个人的过去，永远是他最温暖的家园”，她在俄国的千里冰封里，痴情枉种地怀恋着瑞士，哪怕过期的旧刊也甘之如饴，真待老来返乡，连方言都忘记了。这时她又开始追忆俄国，她浪掷青春的所在，一辈子的错位。因为身无长物，固定资产也没有，一旦被逐出家门，家教多半下场凄惨。
比较浪漫的家教故事只能发生在哥特小说里，比如《简爱》。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简爱同学的妇解宣言里醋意盎然，“虽然我不美，没钱，可是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是昂然捍卫自己的尊严？还是恼羞成怒？不是每个女人都有结实耐磨的灰姑娘心态。我疑心勃朗特自己也心虚，所以最后给简继承了两千镑的遗产，又弄瞎了罗切斯特先生的眼睛，人工调节了他们的落差，才让他们鸳梦重温了。勃朗特姐妹仨都做过家教，被孩子戏弄，遭主人刻薄，被其他仆役排挤，最后只能互相写信，安慰对方，相约永不嫁人，互助终老。
《简爱》当然是臆想出来的。但是简爱的话，反向揭示了这个爱情模式的不可行处，就是两个经济、社会地位悬殊很大、完全不平等的人，他们的爱恋，通常是通奸。比如男主人和女教师之间，像《安娜 ·卡列尼娜》里，安娜的哥哥和他孩子的家教有奸情，大家嗤之以鼻，“一个风骚的法国娘们”，而在世俗的眼里，这种爱情是牟利的，动机不纯，不可以被上流社会接受，只能埋在地下的。安娜就是为了开解嫂子，才踏上去莫斯科的路，也才邂逅了渥伦斯基。
最温暖的家教故事无疑是《音乐之声》，开朗赤纯孩子气的玛利亚，经历了重重恶作剧的磨难和摧折，最终赢得了孩子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那男主角也英气逼人，绝不老丑猥琐，据说还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真是运气好啊。
张爱玲的「不入流」，或者说女性语境的劣势
朋友说，张爱玲是不入流的通俗作家。我在想，对爱也好，对才能也好，很多人的定义，大概都是宏观的，要对时代有切身的关怀，博大异己的情怀，等等。而张爱玲，她所有的文章，说到底都是小女人的私见，很主观，她既不关心时政，也无意于民生，就是爱，也是攒给胡兰成一个人用了。所以，爱之者以为美，恨之者以为窄。
确实，女性的狭隘，僵滞了她们的思维半径。但客观地说，张爱玲不是一个仅有文字技巧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用完美的技术穿越时空，打动人心，张爱玲的花俏，是字面的花团锦簇，而她的立意，却很老实。前两天写气味，一下就想起张爱玲写的“回忆这东西若有气味，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我心下一惊，确实就是这种感觉，太到位了，张爱玲不是一个“无趣”的人，只是她的趣味，必须要心思纤细的女人，才能与她共振。倒是那个时代的疾呼者，他们喊的大口号，我一句也记不得。
张爱玲后期写过与赤色政权有关的作品，单薄而且疲弱，无甚穿透力，很简单，因为这并非是她真正的兴奋点。就像内米洛夫斯基写法兰西组曲，最美的那一段，仍然是写爱情的柔板，她有野心，想写时局，想写史诗，但女人很难写出男人的视角，这是天生的软肋。
这阵子，我同时看了两本关于日本文化的书，张燕淳的《日本四季》和李长声的《日边瞻日本》，关于两本书文字技术的高下、意趣的繁简我且不谈，只是张燕淳的书，我很省力地就阅毕了，而李老师的书，我硬是抱着求知、补常识、增加眼界的功利心，才算是看完了。绝对不是李长声的文采逊于张燕淳，而是语境的区别，我是个女人，本能地对生活化、贴己、低矮琐碎的事物有兴趣，比如孩子在异国幼儿园的磕碰、主妇的生活起居、和服的穿法、樱花节的吃食啊，而李长声谈的全是历史、人文这类公领域的话题。这样男女语境的对峙，随处可见——酒桌上、饭局里，男人一坐下就谈政治、谈赚钱、谈工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女人呢，永远是长短、是非、八卦，一地鸡毛。
操女性语境的作者，比如洁尘、张爱玲、安妮宝贝、亦舒，她们的读者，基本也是女人。最好的作家，肯定是男女脑并用，两种语境并行的，如曹雪芹，既能垫高脚跟谈社稷治国，又能在贾府内部搞经济体制改革，还能写药单食谱，也不忘用工笔描摹女性百转千回的心，视角伸缩自如，毫无忽远忽近的炫目感。
朋友的说法，还算是中正的，前阵子有个人是真把我激怒了。此人蔑视女性视角，文章里动辄就是“女人，缺乏情怀，很少有文章写得好的”什么什么，他看不起女人的精致纤细，也没有体味的耐心，且仇视情趣，统统视之为小资情调。那天某老师和我说，学术界尤其性别歧视，全是高瞻远瞩、术语林立的男性语境。我们还私下议论了一个据说是写得很好的人，某老师说“犯得着么，写条狗他都能扯上国家大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个观点，就是：张爱玲的价值，就在于她的局限性。她不是尤瑟纳尔，可以孤岛写传奇，她不是乔治·桑，可以大度养情人，她不是高莱特，可以与父子同欢情，她不是桑塔格，落笔锵锵，代言知识分子的良心，她就是张爱玲，一个自私、自恋、计较、短视、痴着、拿不起、放不下、没有大境界，冲不破情网的小女人，她就是你，她就是我。秋瑾是如铁红颜，赵一曼视死如归，林昭临终奋笔血书，你能指望那么结实的神经写出张爱玲的文章么？如果说张爱玲的文字只是一声叹息，那这可以说是所有精神生活的弊端，文字本身就是务虚不务实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少一个莎士比亚没什么，要是少个爱迪生，人类文明要退步多少年？ ”
看《长物志》，我始终不解，为什么文震亨这么有等级观念，花草树木，都有“格”的高下，而在我看来，玫瑰和狗尾巴草都是唯一的，也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他们来到世间，只为了成为它自己。
张爱玲的小资情调
骂张爱玲的男人真多，而且罪名都设立得让人哭笑不得。昨天我看见有个人说“她从头到尾洋溢着小资的情调”，不禁想起数月前，我和我妈研究完打折广告，直奔华联买了五十斤东北大米，平日里卖一块七，那天是一块五毛九，五十斤，可省五块五毛钱，话说我气喘吁吁把它拖回家，正在感慨自己的潦倒，那厢就看见有人写了几千字的长文，论证我是个小资，我很吃惊地问朋友，何谓小资？我窘迫至此，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小资？我朋友说：“这有啥，有个男人就因为我养狗，也认定我是小资了，有些人天生就仇视情趣。 ”
有些以文推人的人，逻辑非常简单粗暴，判断一个人，不是从虚处，而该从落脚实处。一个终日泡妞的资深色狼，肯定写不出《洛丽塔》，同样，餐餐海鲜生猛的是贪官和大款，而他们，也绝不可能写好食记。最好的食记，是两种人写的，一是清苦文人，想吃又不得，只能任馋虫在笔端活跃，比如梁实秋、周作人、汪曾祺，另外一种是落魄世家，比如张岱和曹雪芹，都是在衣食匮乏、晚景凄凉中描摹当年的锦衣玉食，要么就是背井离乡或是改朝换代，靠回忆取暖的，比如唐鲁孙和王世襄。同样，张爱玲骨子里是清冷精神化的白玫瑰，所以她笔下最生动传神的，都是活色生香、肉欲炽热的红玫瑰。
人们总是忘记，文字最大的功用，不是操作，而是意淫。
那天我发了两个博客给朋友，一个是金牛妹妹，一个是天平，都是热衷享乐的主，前一个博上全是旅行照片、法语歌，另外一个上面都是冷门香水、意大利裙子，那标牌都是我读不出来的。我说你看看，这才叫小资，她一瓶香水是港币一千多，够我和女儿几个月的开销了，像我这种穷人有什么资格小资？撑死了也就文艺罢了。是啊，我每天都喝咖啡，那是家乐福打折时买的，三十四块钱，四十八袋，划到八毛钱一袋，也就是两袋豆浆，或男人两根烟的钱，还不是什么好烟。
同样，你去看韩良露、舒非易、蔡珠儿的文，再去对比张爱玲，就会发现其中的技术落差是很大的。那几个港台作家，写的全是吃喝玩乐，而且远远超过日常所需，都是短小的千字文，理念和文字都是快餐性质，无法深究，另外附带店家地址，有绝对的操作性，图片很精美，没有任何对世态人性的探讨，纯粹就是物质生活。我看叶怡兰的家居访谈，天，光是咖啡杯就有几百个之多，而张爱玲呢，去某处住了半年，连餐具包都没打开，就靠一个小勺子吃饭，什么叫恋物，什么叫小资，比一下就有数了。
并且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文字越精致的人呢，生活就越粗陋（当然，也有例外），这其实是个最简单的利比多原理，人的精力有限，每个人的分配都不一样。你看我如上所举的小资作家，个个都穿着精致，精于享乐，而他们的文字，都粗糙简陋，反之，伍尔芙成天穿粗布衣服，尤瑟纳尔落伍得让学生捂嘴嗤笑，再回头看他们文章的精细缜密，——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是绝对看得出来的。
张爱玲繁花似锦地堆砌物质，不外是反衬人性的苍凉与落寞，伍尔芙可以花几百字去描述女人的衣物，那是文学层面上的兴趣，尤瑟纳尔也会细考历史人物的穿着，那是治学严谨，和小资八竿子打不着。